当我们走进晋江，站在古老的深沪港（后渚港），远眺烟波浩渺的入海口，遥想当年千帆竞逐的盛况，在漫长的海丝路上那一个个壮阔的故事，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幸而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珍贵的文物和高超的造船技术流传下来，让我们依稀勾勒出那条“海上茶叶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它亦是世界多种文明交融汇聚之路。

 

从秦汉时期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发端，泉州的福船满载瓷器、丝织品等货物出海远航，又换回高级木材、犀角象牙、珠宝、香料药材等珍贵的舶来品。逐渐兴盛的海外贸易促进了晋江地区社会经济全方位繁荣。成为海上贸易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不少晋江人在海外安家落户，成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给晋江文化留下了深深的海洋烙印。

 

泉州文史研究专家吴幼雄认为，“闽南自6世纪起就有海外交通的记载，千百年来，海运贸易发达，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代表。这种文化亦是中华文化和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走进晋江，你会被它多源和包容的文化所吸引，你会被它精巧的手艺而折服，更会被晋江人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所感动。

 

 

福保平安的“水密隔舱”

 

 

 

2007年12月22日中国各大媒体竞相发布在中国南海海域成功打捞起宋代沉船，该沉船后被命名为“南海一号”。在这次打捞出的文物中除了那些精美的瓷器和金银器外，长约30米、宽近10米、船体深度超过3米，载重量将近八百吨，集水密隔舱、龙骨等当时代最先进的造船技术的大型古代沉船也成为众人的焦点。

 

“南海一号”沉船吸引来更多人对中国古代远洋和造船技术等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其中的水密隔舱技术在造船史上是中国古人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现代舰船中安全舱的雏形。

 

晋江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的传承人陈芳财今年已经68岁，去年突然得了中风，经过大半年的治疗身体恢复大半，见到记者们他很激动，坐在轮椅上用断断续续的话给我们介绍这门技艺。老人介绍说：水密隔舱制造技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到了宋朝几近完备。这项技术的成熟对于航行中保障人员和货物安全有革命性的进步。简单来说，水密隔舱就是利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透水的几个舱区，航行时如果遇到意外情况，一到两个舱区受损，海水进不到其它舱中，整条船依然能保持浮力安全到达彼岸。这项技术成功地将海上透水事故的死亡率从90%下降到20%。

 

原理看似简单，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却是需要很高的专业性。福建本地的船做水密隔舱习惯就地取材，选用上好的杉木、樟木、松木来制作船的骨架和隔板。隔舱的木板缝隙用桐油灰加麻绳艌密，以确保不渗水。隔板的方向与纵向船身为90度旋转的横向，这种设计在分割船体的功能之外更加强了船体坚固度和刚性，亦提高船舶在航行中的安全性。隔舱除了加固和防渗水的作用外，还会根据用途和船只大小分仓储存货物，为长期生活在海上的水手带来诸多便利。唐代的《艺文类聚》中已经提到有8个水密隔舱设置的船舶。宋代文献中能够找到关于11个水密隔舱的记载。

 

 

水密隔舱的功能设计还有更为精巧的细节，隔板也不是死板一块，在隔舱板下方靠近龙骨的地方设有两个过水眼。船在海上航行时甲板上免不了会涌上海水，如果进了船舱海水就会通过过水眼向其他船舱分流，起到平衡和稳定船体的作用。需要堵住时，又可以把这个过水眼堵住，人为控制水流的方向。

 

中国古代有四大名船：沙船、鸟船、广船和福船。福船是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因其造型和制作工艺更适合跨洋远航而成为古代远洋贸易的主要船型。千百年来在不可预知的海上，依靠季风航行数月，平安抵达彼岸是最重要的。有了水密隔舱，航行的安全性大大的提高。在中国古代安全、便捷的福船著称于世。所以“福船”又多了一层保护平安航行的美好寓意。

 

宋人徐梦莘编著的《三朝北盟会编》中说：“海船以福州为上。”宋代福船的确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特点是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又有利于破浪前行，便于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石的航道上航行。从近些年水下和陆地考古和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来看不管是“南海一号”、“华光礁沉船”、泉州后渚港沉船都属于福船类型，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福船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各条航道中最活跃的船型。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所选用的船队便是当时先进可靠的“福船”。郑和所乘坐福船也被称为“宝船”，分为大型和中型两种，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他自己乘坐的是长146.67米，宽50.94米的大号宝船，是世界上第一艘万吨远洋船。巩珍曾在《西洋藩国志》中表述“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纵观中国航海史，正是有了这样的可靠船只作保障，早在唐代，泉州的商船就东至日本、琉球、三佛齐（今印尼巨港），更远抵达西亚、南亚、东非、北非诸国，为开辟海上贸易奠定坚实基础。“水密隔舱”技术也在13世纪末就由马可波罗介绍到西方。自此，这项技术逐渐被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所普遍采用，对人类航海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丝工厂·磁灶窑

 

 

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开始拓展海上贸易规模，朝廷还派出了使者乘船前往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到了唐代海上经贸逐渐繁荣，宋元时期的刺桐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

 

随着海上贸易空前繁荣，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为便于生产和运输，就地取土、沿溪建窑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其中，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磁灶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就对磁灶窑进行过调查。

 

 

磁灶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陶瓷产地之一，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民窑，生产始于南朝晚期，盛于宋元，延续于明清及近现代。明万历四十年刊本《泉州府志》有“磁(瓷)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白色次于饶磁(瓷)”的记载。

 

据晋江博物馆馆长吴金鹏介绍，南朝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磁灶窑逐渐由内销变为外销陶瓷的重要窑口。宋元时期，磁灶窑产品生产工艺博釆众长，因地制宜，独具特色，产品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大量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许多国家与地区。直到明清时期，磁灶窑陶瓷器依然远销海外。

 

 

如今磁灶窑生产的瓷器在日本、东南亚各地以及非洲多有出土，他们常见藏于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碟、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

 

 

吴馆长向我们解释外销瓷与内销瓷最大区别就是定制，“如果一件在窑址出土的瓷器与海外销售地区出土或出水的瓷器极度像似，就可以印证该瓷器的来源地。这种‘找娘家’的科考帮助我们还原了磁灶窑曾经的辉煌”。在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的众多展品中“军持”要算很特别一类，“军持”是梵语“kunDika”的音译，为佛教僧侣饮水或净水所用的盛水用具，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为了满足东南亚国家僧侣和穆斯林的需要，磁灶窑大量烧造军持，绿釉、黄釉、酱红釉、红绿彩釉、素胎等，装饰手法较丰富。这样的军持在菲律宾已有发现，印证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瓷器外销多达44个地方，分属而今的亚洲、非洲各地。

 

明代，磁灶吴姓的陶瓷工匠把制造龙瓮的技术传播到菲律宾，成为当地著名的工艺。他们称这种龙瓮为“文奈”，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甚至视之为圣物。

 

文明像海洋一样是相互流动和融合的，外来文化也影响晋江百姓。晋江博物馆藏有一件带“明教会”款的黑釉碗，为国家一级文物。1979年于草庵龙泉书院遗址出土，碗内外施酱釉，圈足露胎，内壁刻划阴文“明教会”三字，口径18.3厘米、足径5.9厘米、高6.5厘米，系宋代磁灶大树威窑烧制，据考证为当地宋代摩尼教徒统一烧制的食具，是当时泉州摩尼教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发现为研究宋代泉州地区摩尼教的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草庵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

 

用文物和技艺讲述海上贸易的故事，用文献回望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无论是保护船只安全的水密隔舱，还是以满足海外市场需求的磁灶窑，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及世界文明的进步，在各国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