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的洪流巨浪裹挟的沈从文，他的选择与挣扎也在向我们提问：个体与所处的时代、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弱小个体于强大的社会浪潮面前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相比起去遗憾沈从文于诺贝尔奖的擦肩，更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现在看来，“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

 

 

在沈从文身后，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之情。

 

然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中期戛然而止。从1948年开始，时代大转折给沈从文带来了一场精神危机，这场危机以及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

 

学者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就是由此起笔，沿着沈从文坎坷的生命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为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所作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命运在青年时期埋下伏笔

 

《沈从文的后半生》记录了1948年夏天沈从文和儿子虎雏的对话：“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那时北平就快要和平解放，沈从文还有比肩托尔斯泰的野心。他不知道自己自由写作的生涯很快就被终止。以1949年为界，沈从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两半，前面一部分是文学家，后面一部分是文物研究者。张新颖认为，“这个巨大的断裂是时代、政治等等个人无法抗拒的外力造成的。但其实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又不是那么断裂，而是连成一块的。在被迫改行时，他选择做文物研究而不是做别的，正是因为生命发展过程中，一条脉络潜伏在沈从文自己也不知道的程度。”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回忆在湘西当兵时，每月补贴大约3块钱，但是随身的背包里有一份动人的产业：一本《云麾碑》值6块钱，另外一本《圣教序》值5块钱，《兰亭序》2块钱，《虞世南夫子庙堂碑》5块钱，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20岁那年，他替陈渠珍保管书画、青铜器，有空就晒晒书，清点文物。

 

张新颖说，《从文自传》很自然地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的兴趣。而在1949年的自传篇章里，沈从文把这一条生命的脉络，清晰、明确地描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将艰难而用力地把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直至生命的最终完成。

 

“当他30岁写20岁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会做这样的事情。从1949年开始回看1949年以前的沈从文，他的生命历程当中，除了文学创作的脉络之外的另外一条脉络就非常清晰了。他做文物研究的那个种子，其实从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不过这个种子发芽长出来的时间非常长。”

 

虽然因为时代的、精神的、肉体的原因，1949年之后沈从文无法再进行文学创作了，但写作的尝试，他再三再四地进行着。一些写作的计划，甚至收集、积累了十万字的资料，提笔再三，但最终无法完成。张新颖打比方说，写作于沈从文，就像是一个爱人。

 

可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沈从文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创作。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要求都已经到了具体要求。张新颖说，身为作家是无法脱离写作的，但这种政治气氛下，作家想写作，只能胡写。

 

“沈从文想写但是又不想胡写，所以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像神经病一样的状态，就像爱一个人，爱的这个人从来没有从心理真正跟他断过，纠缠了一辈子，这也是特别的情形。”

 

对普通人的关心从文学延续到文物学

 

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1953年正式亮相，发表了《明代织金锦问题》、《中国织金近端的历史发展》等研究论文。从1953年到1968年，沈从文关于金缕玉衣等的判断和预见逐渐得到证实，但在论文发表的当时，却很少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但是更多改业以来所写大大小小的论文，没有能够面世。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令人眼花缭乱。

 

张新颖发现，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最关注的是和普通人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物品。所以沈从文发现扇子、马鞍、镜子、衣物、杯子等等，无限庞杂的品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不知名的劳动者创造的，是老百姓日常用的东西，是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息息相关的，而这在传统的文物界是不被当作文物的。

 

“沈从文不但要承受政治的压力、时代的压力，还要承受在学术上来自同行的压力，我觉得后一种压力可能是更说不出来的、更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压力是持续的非常大的东西。反过来也可以说明沈从文的眼光是独特的，是独创的。”

 

沈从文并不不是文物研究的开创者，为什么恰恰是这个半路出家的人会写出古代服饰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张新颖分析认为，服装是不入传统文物界法眼的东西，“但是沈从文为什么关注这些？普通人在历史当中的劳动、智慧、创造，他对这样的东西特别关心，他的这个关心点从他的文学延续到文物研究。”

 

1992年，张新颖在《收获》上看到沈从文1934年写给张兆和的信。在信里，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

 

沈从文写这段话时当然不会想到他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他后半生的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也在他1934年这段非常文学化的表述里面写出来的。张新颖说这段文字让他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他说：“那个信给我非常大的震动，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的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小小艒艒船里的人

 

《沈从文的后半生》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张新颖说自己这本书不仅仅写沈从文的后半生过得多么难，受了多么大的委屈，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个跟时代的关系，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构成了历史的意义。

 

1956年，沈从文到山东师范学院，没有人认识他。他想到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的好，“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在同一时期，沈从文的两个孩子觉得爸爸不够进步，有一天晚上放学回来专门做爸爸的工作，希望爸爸能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里去，说到后来两个孩子急得都哭了。张新颖说，在这个情感特别好的家庭里，沈从文做的事情也不被理解。偏离社会轰轰烈烈的潮流，好像没做什么事情，可是他就是这么坚持下来了。

 

张新颖很喜欢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为这本书做的封面。封面是1957年沈从文在上海出差的时候画的速写。他在5月1日的早晨从窗口看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通过游行的人群，歌声的海、锣鼓的海、红旗的海。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这样一个时代潮流的中心，他的眼睛能够偏开去，看到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这么一艘小小的船，这船在睡觉，船没动静。

 

“我把沈从文的这三幅速写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沈从文不是一个英雄，他不会跳到潮流的对面来阻挡这个潮流，他不是这样的英雄，他不是激烈的人。他是离这个东西很远的，在一个角落里来捞鱼虾。这个所谓的捞鱼虾对他来说就是永远也做不完的杂物文物研究。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速写中间的这个洪流，没有其他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是非常倾斜、非常疯狂、非常失控的社会。要有这样一点点的东西作为这个社会的平衡。”

 

“重新发现”沈从文还将继续

 

在读到那封书信的4年后，张新颖重返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次年写下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十六年磨一剑，2014年，《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在这部传记中，张新颖将沈从文1949年之后的大量书信看成独立的文学作品，哪怕当初并没有当作“文学”来写。

 

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里，张新颖曾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这种深远影响甚至辐射到侯孝贤和贾樟柯等电影导演。这本书自序里的一段话也许能代表张新颖的心态：“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被时代的洪流巨浪裹挟的沈从文，他的选择与挣扎也在向我们提问：个体与所处的时代、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弱小个体于强大的社会浪潮面前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认为，相比起去遗憾沈从文于诺贝尔奖的擦肩，更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现在看来，“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