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名为“青春”的塑像——一个衣着朴素，手拿草帽的年轻姑娘。据说，塑像的原型就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敦煌女儿”樊锦诗。青春转瞬即逝，昔日的女孩已经鬓发斑白。一代代的敦煌守护者们将他们的青春郑重地交付给敦煌，也许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为人所遗忘，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是对他们无悔青春的最好纪念。唯有艺术之美才无惧岁月，超越个体生命的极限，直抵永恒。

 

敦，大也；煌，盛也。东汉学者应劭这样解释“敦煌”的名字。这个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城，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华戎一大交会处”。敦煌壁画保存着此地昔日的热闹与繁华。它以磅礴的气势、细腻的情思和精湛的技艺，记录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刻画了不同民族的兴衰往事。当许多名字和故事消失在岁月中，这座大漠里的画廊依旧吸引人们去倾听，去发现，去续写敦煌的传奇。

 

无名的画工

 

1945年，考古学家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了一具尸体。据说，这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窟里的画工。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画过什么。

 

历史关于敦煌画工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后世的研究者只能从零星的壁画题记和浩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寻找他们的痕迹。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主任张元林告诉我们，从目前的研究看来，大多数敦煌画工是社会中下层的工匠，没有宫廷画师的地位和待遇。这些普通的劳动者领取微薄的报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清苦生活。《旧唐书》这样描述武则天时期营建佛窟的工匠，“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敦煌遗书中也有这样的感慨，“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

 

对于这些卑微的画工，画壁画既是安身立命的手段，也是重要的功德。“即使再小的洞窟，受限于财力无法购买高级颜料，他们依然很用心很虔诚地去描绘他们心中的佛国圣境。”张元林说，敦煌艺术的创造者值得我们抱以深深的敬意。今天的参观者沿着安全的栈道走进洞窟，在讲解员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下欣赏精美的壁画。当年的画工则是沿着窄小的山道来到洞窟，在昏暗的烛光下，长年累月，无比虔诚地描绘天上佛国。

 

敦煌画工们将地上最尊贵奢华的一切糅合了想象，一笔一笔描绘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极乐世界:花雨漫天，舞乐动人，亭台楼阁，美妙绝伦。当实力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到来，被战乱隔断的丝路恢复畅通，敦煌壁画也变得气象广大。“军事上，敦煌是重要的关隘；贸易上，敦煌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文化上，敦煌是多元文化的汇流之地。物资、人才和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从四面八方来到敦煌。”

 

张元林以今天的“北漂”来比拟当时到敦煌寻找机会的人，其中不乏文人学士、艺术大家，西行或东往的僧人和商人。现代研究表明，敦煌画工的身份和来源很复杂。他们带来西域与中原的流行画法，绘有各种富丽图案的粉本、丝织物，来自本土与异域的各种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等。“在敦煌壁画上能看到西域的乐器，也能看到中原的宫殿建筑。在飞天和菩萨的形象和装饰图案中有中亚和西亚的艺术特征。中国道教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敦煌变为佛教的护法神，来自粟特文明和袄教的神祇——日天、月天也在壁画中守护佛法庄严。”

 

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敦煌画工代代相继，不间断地画了一千多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认为，佛教寺院壁画在当时属于民间艺术，它所呈现的外来文化形式和面貌，与士人所推崇的“六艺”绘画不能相提并论。加之画工地位普遍卑微低下，因此敦煌壁画很少发现作者姓名的落款题跋。

 

随着丝路的衰落，漫漫黄沙一度掩埋了莫高窟的辉煌，也掩埋了画工的生平。在沉睡了漫长的岁月后，四万五千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惊艳了世界。壁画记载的宗教圣境、舞乐文明、世俗生活等内容吸引着无数学者、艺术家和普通人前往敦煌，朝圣无名大师给全人类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的召唤

 

1935年的一天，画家常书鸿漫步塞纳河畔，在旧书摊发现了《敦煌石窟图录》。这是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古代无名画工的艺术触动了这位现代油画家，他写道:“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画，其笔触的奔放甚至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甚至不能相信!”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说，五四之后，有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跟不上时代了，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美术领域表现为对中国画的否定。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去欧美留学，常书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国的。

 

常书鸿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他在里昂和巴黎的沙龙多次获奖，画作被法国国家美术馆收藏。旅法十年，他在法国有房产有工作有美满的家庭，很多人都觉得他已经属于那里。但敦煌艺术深深刺激了常书鸿。他的女儿常沙娜曾回忆，“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

 

1936年，常书鸿接受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然而战争打乱了他投奔敦煌的计划，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作为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才终于踏上去往敦煌的路。

 

“他对祖国的感觉，就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国，要为国家做一点什么。到了敦煌这一点就更强烈了。”赵声良说，当时不少人在敦煌逗留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常书鸿一待就是一辈子。他临摹壁画，保护和研究洞窟艺术；去各地办展览，提升敦煌的知名度；他不断给朋友和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来敦煌。

 

“他认识到，敦煌是培养中国艺术家的摇篮，要让它成为一个培养艺术家的基地，让更多艺术家来进修之后，成为能够发扬祖国传统的大艺术家。”事实也是如此，张大千、董希文、关山月等艺术大家都曾受过敦煌艺术的熏陶。

 

当时研究所条件艰苦，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吃的就是醋和盐拌面条，经费紧张到连颜料也成了问题。没有电，常书鸿他们就在晴天看着镜子反射的壁画进行临摹。尽管物资匮乏，他们还是亲手修起一道几公里长的围墙，以防附近的老百姓去洞窟里居住甚至放羊。兵荒马乱的年月，常书鸿和许多知识分子奔忙在大西北，用他们并不壮实的身体和无比顽强的意志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根脉。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在国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修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莫高窟南区几次进行加固。常书鸿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敦煌艺术能让这么多人了解、感动，常先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敦煌艺术不断在国内外展出，展品就是常书鸿这一代老艺术家们不断临摹的成果。很多没到过敦煌的人从中了解到，中国艺术即使在国际上也毫不逊色。”作为今天的敦煌工作者，赵声良对常先生充满敬意。

 

守护敦煌四十年，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他曾说自己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青春的选择

 

1984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一结束，中文系毕业生赵声良就收拾好行李，瞒着家人，坐上火车直奔敦煌。一年前，赵声良在报刊上读到一篇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呼吁大学生去敦煌工作，发展敦煌事业。“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应该把敦煌研究好。所以看到报道后就想，我有美术功底，又喜爱敦煌艺术，为什么不去敦煌工作，为敦煌学研究做点事呢?”

 

于是，大学生赵声良就给段所长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去敦煌工作的心愿。段文杰委托当时的副所长樊锦诗给赵声良回信，鼓励他学好专业，欢迎他在完成学业后到敦煌工作。

 

这封信坚定了赵声良做敦煌研究的信念。然而这个决定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听说我要去敦煌就吓坏了，他认为敦煌都是沙漠啊，身为云南人他无法想象北方的不毛之地。”父亲写信来劝阻，甚至动员儿子的师友一起劝说。

 

信件在北京和云南之间来来往往，赵声良告诉父亲，敦煌的莫高窟需要大学生，年轻人应该去那里做一番事业。“去敦煌的愿望对我的吸引力太强了。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回云南，我这一生的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三十年后，赵声良已经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了，但首次敦煌之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在甘肃省文化厅报到后，他从兰州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柳园站，然后又坐了两三个小时的汽车才到敦煌县城。副所长樊锦诗调用了所里当时最高级的北京吉普，亲自来县城接他。“那天到山上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敦煌的天还是亮的。食堂用餐时间已过，樊所长亲自关照大师傅给我做了一碗面。吃完面又领我去见段所长，段所长见了我很是高兴。”

 

中文系出身的赵声良被安排在《敦煌研究》杂志工作。这本1983年创刊的杂志后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期刊，也见证了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进步与成就。“刚工作时，在资料室里看到日本和欧美学者的专著远远多于中国学者。1998年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那边见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

 

现在，赵声良是《敦煌研究》的编辑部主任，他编的这本杂志被哈佛大学等海内外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订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敦煌研究者们更赞成季羡林先生的主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赵声良后来改攻美术史研究。在日本获得美术史学博士学位后，他回到敦煌，对敦煌洞窟进行美术史学的研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部完整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中国的美术史，至少是宋代以前的部分，几乎可以重写了。”2014年春天，他率领研究小组完成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时期》正式出版。

 

如果说赵声良是一只风筝，那么风筝线就在敦煌的手里。无论是毕业时的青春抉择，还是后来面对留在海外的邀请，赵声良最后的选择都是敦煌。

 

不朽的画魂

 

2007年，敦煌研究院开始筹划将莫高窟北魏第254窟《舍身饲虎》的壁画制作成动画。历时5年，这部融合了古代壁画经典形象和现代电影语言的作品问世。敦煌壁画动了起来，也让更多人了解壁画的精神内涵与匠师的艺术构思。

 

作为创作团队的成员，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馆员陈海涛曾在254窟仔细临摹、观察。“在洞窟里对着壁画进行临摹创作，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古人有‘灵感’一说，我觉得在那种时候能感受到古代画师留下来的气场、信息与灵感，似乎能和古老时空的智慧建立一种连接。”

 

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求学时，陈海涛和女友陈琦就开始思考未来。“那个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所缔造的中国动画的传统已经完全崩溃。那个非常具有创造力和艺术水准的创作团队已经被溶解在商业加工的浪潮中。中国动画的文化背景、文学写作到导演调度，缺少一种更好的可能性。”陈海涛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方向是动画短片创作的理论和导演，“所以我想从短篇开始，重新建立一种制作的团队和方式，包括文化取向，文学母题和导演手法，还有形象和风格。”

 

陈海涛坦言，自己对商业性的东西不很敏感，此时正好有机会到敦煌工作。“这个地方有一种很独特而强烈的魅力:外面的阳光与空旷，和洞窟里精彩而繁密且成系统的艺术史资源。更重要的是研究院浓厚的人情味，敦煌人的淳朴善良。”2006年一毕业，新婚夫妇陈海涛和陈琦就从北京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

 

工作初期，他们在洞窟临摹壁画，其中就有第254窟的《舍身饲虎》。这幅壁画的感染力和艺术价值深深触动了他们。然而美术史对它的介绍非常短，并未深入分析它感人的力量源自何处。反观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经典，通常有大量细读研究、构图分析，包括人物性格、历史背景的分析。敦煌壁画在这方面还有空白。于是，制作动画片解读敦煌壁画的想法就这样在他们心中产生了。


 

早在1980年代初，敦煌壁画就和动画结缘。取材自敦煌壁画的经典动画《九色鹿》对诚信、善等精神的思考，呼应文革结束初期的时代主题，直到今天都发人深省。但是陈海涛他们想做的，和《九色鹿》时代的动画又不完全一样。“一方面我们希望能继续发掘这种文化母题的价值意义和它的表现性。另一方面，因为敦煌壁画本身有相当丰富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我们希望动画有一部分因素是科教性和阐释性的，把这个艺术史本身的价值和故事的价值展示出来。”

 

2012年，在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动漫大赛中，《敦煌艺术经典解读之舍身饲虎》获得了精品佳作奖，位列前三名。第一部动画的成功，给陈海涛和同事们带来了信心。现在他们正在制作莫高窟第254窟《降魔成道》的动画阐释影片。

 

“我期待敦煌壁画中所包含的人类几大文明的交流，以美、智慧、坚忍和互助作为核心的一种人类文明的交流，能通过动画的形式，把其中的视觉元素和美，故事和智慧，传达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