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一座妙不可言的城市。绿洲草原、河流湿地、戈壁沙漠、高原冰川，大自然各种景致在这里依次铺开，被誉为“塞上江南”；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圣之路、民族融合之路在此交汇融合，绘就了古甘州厚重的历史底色；一支从远古西至哈志迁徙而来的少数民族，让“金张掖”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古战场与牧马人

 

甲午兰月，早秋的细雨淅淅沥沥，浸透了祁连山北麓山下大马营草原，河西走廊温度骤然下降，穿着短袖裤衩的我们感受到了古甘州秋意。司机在车厢里开起了暖气，沿途大片的油菜花和连绵起伏的草原透过被雾气朦胧的车窗，摄入眼帘直穿心底。当自由徜徉在草原上的成群骏马出现在跟前的时候，我知道山丹军马场已经近了，战马的故乡到了。

 

伴着千年不变的牧歌，思绪飘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古战场前夜——河西之战与少年将军的英姿始终在脑子里萦绕不去。

 

公元前121年夏，在今天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骠骑将军带领汉军将士从浑邪王、休屠王军侧背发起猛攻。大纵深外线迂回作战的战术取得了成功，匈奴军仓促应战，大败而逃，死伤三万余人，匈奴五王以及王母相国将军都尉等一百多人被俘，浑邪王、休屠王率残军逃走。

 

第二次河西之战宣告大胜，骠骑将军重击匈奴右部，将其势力赶出河西地区，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河西之战后第三年，骠骑将军再与卫青一起发起漠北之战，歼灭匈奴九余万，在狼居胥行祭天封礼。“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公元前111年，张掖置郡，至此西汉于河西列四郡(今酒泉、武威、敦煌、张掖)，河西走廊纳入大汉版图直至今日，汉朝从此开辟丝绸之路，而张掖亦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要塞。

 

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正是大名鼎鼎的冠军侯霍去病，时年十九岁。为保汉军战备之需，将军在今山丹县的大马营草原上创立了闻名中外的山丹军马场，一直延续至今。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病逝于长安，年仅24岁(虚岁)，死后，其墓被造成祁连山形状，以显其彪炳史册的战功。

 

尘封的历史已远去，看不到历史的硝烟，也听不到这片辽阔大草原上的战马嘶鸣。站立山丹军马场博物馆之前，“牧马人二代”李正斌指着博物馆前雕刻着“青春无悔”、“牧马人”和“军牧魂”的纪念石，为我们介绍古战场上山丹军马的前世今生与辉煌过往。

 

“夏季的时候，带上干粮、帐篷，拿上马鞭、马鞍子，父亲要到青海‘进沟子’，也就是去放牧，在山里把帐篷支起来，把锅灶支起来，用牛羊粪当燃料，一去得两三个月。”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李正斌现在是山丹军马场自然保护站的会计。

 

民国十八年，因为军阀抓壮丁，李正斌的父辈从青海辗转到了张掖山丹军马场，从此扎根放牧至今。“冬季，父亲披着毡衣，穿着皮袄，日夜看守着马，不能让马群走散。当时是开放式的牧场，没有围栏，马可能随意跑掉。遇上下大雪的天气，骑着马追失散的马匹，白雪茫茫，悬壁与草场的界限分不清楚，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悬崖，粉身碎骨。和我父亲一起的牧马人就有的一去再也不能回来了。我爸爸运气好，很多时候都是有惊无险。”李正斌的父亲靠着微薄的工资将一家七个孩子养大，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牧场也给了李正斌纯真的童年时光。

 

“琵琶花生长在祁连山上，生命力非常强，白里透绿，绽放的琵琶花给人一种圣洁的感觉。当时我在军马场的煤矿当会计，有一天我骑着马往祁连山山麓走了十几公里，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上，我看到了琵琶花开得漫山遍野，雪白的一片。”李正斌在牧场生活二十几年，第一次被如此美丽的风景震撼。从此，他坚守牧场至今，即便曾经有过机会去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工作，但是他依然选择回归草原，追寻“马背上英雄”的梦想。延续两千多年的军马文化已静静地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渗透在他的思想与灵魂中。

 

“马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它娇贵、聪明、忠诚。我从小骑着山丹军马在大草原上纵横驰骋，不由得想起那些马背上的英雄，自幼的成长经历给了我无比的自豪感，让我油然地觉得马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动物。战马他诞生在我成长的地方，山丹军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象征。我们就是这样一群骑着山丹军马，很威武地在大草原上奔跑着驰骋着的牧马人。”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军马守护着古丝绸之路，保障汉唐丝路的繁荣与畅通，改变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时至今日，一代代牧马人在古战场上坚守的，不仅是一份责任与荣誉，更是中华军马文化的血脉。

 

半城芦苇与西夏国寺

 

初秋的张掖，暑气尚未退尽，坐着电瓶车徜徉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三万亩芦苇林里，微风习习，湖面上流淌着天空的云彩，好似一幅江南水乡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这是古人对于“塞上江南”古甘州张掖的真实写照。据《甘州府志》记载，旧时张掖城内外举步见池塘，抬头见芦苇，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特别是城区北郊的沼泽湖滩，芦苇成片，山泉碧波荡漾，水鸟云集，鱼翔浅底，草木繁茂。在黄沙万里长的戈壁大漠上，如何能屹立着江南水乡似的“金张掖”?这与张掖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张掖南接祁连山，北依合黎山，两山夹一川，张掖正是处河西走廊中部、黑河冲积扇形成的三角洲之上，祁连山雪水浇灌着这片沙漠上的绿洲，境内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川流而过，在张掖城北郊的低洼处自然形成了湿地景观。这片三万亩的芦苇地，正是湿地自然形成的原生植被。

 

“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半城芦苇给了张掖湖光山色，而西夏皇家寺院大佛寺则给甘州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色。

 

身着裕固族传统婚礼服饰的青年（陈淮/CFP）

 

西夏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位于张掖市西南隅，因寺内有中国最大的室内卧佛涅槃像（长34.5米）而得名。史载西夏国师嵬眻在此掘出一翠瓦覆盖的卧佛而初建大佛寺，现存建教文化交流的产物。

 

“它不仅是汉传佛教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寺。现在见到大佛寺所有构件、雕刻、建筑风格与特点，都是汉藏艺术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甘州区博物馆副馆长王康介绍说，在古代丝绸之路要塞中的张掖深受丝路文化的影响，这才有了后来西夏创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传承之路上经历多少年的酝酿，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一个硕果。在汉唐时期，丝路打开之后，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圣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个民族。不论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汉人，都是统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时期大国师嵬眻发现玉石之后，创建大佛寺。”

 

历史上，张掖以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镇，这片沃土上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迹――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国、隋代木塔、唐代钟楼、明代粮仓、清代总兵府等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积淀；张骞、霍去病、班超、法显、隋炀帝、玄奘等历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迹。元代，马可·波罗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东方见闻录》中描述：张掖有一座寺庙僧众达一千多人，寺庙内有一座大卧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属建筑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银币，亦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大佛寺内一幅《西游记》的壁画更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诙谐的色彩：画中的猪八戒勤劳勇敢任劳任怨，而大师兄孙悟空则显得懒惰与闲散。这或许与高老庄在张掖有关？猪八戒娶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很明显，在张掖，猪八戒比大师兄孙悟空更有群众基础。

 

“晾经台、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庄，一个个唐僧取经的原型地，都能在张掖找到与它相对应的历史遗迹。玄奘取经，从唐之后已经开始流传，在《西游记》成书之前，民间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传说有很多版本，我们这幅壁画就是一个地方版本的最好证明。壁画中突出猪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带有本土化的气息。”王康介绍说，明代之后，随着《西游记》小说的流行，唐僧师徒四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形成筑有大佛殿、藏经阁、土塔三处。西夏大佛寺的建筑融合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建筑的特色，是民族融合与宗教文化交流的产物。

 

 

“它不仅是汉传佛教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寺。现在见到大佛寺所有构件、雕刻、建筑风格与特点，都是汉藏艺术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甘州区博物馆副馆长王康介绍说，在古代丝绸之路要塞中的张掖深受丝路文化的影响，这才有了后来西夏创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传承之路上经历多少年的酝酿，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一个硕果。在汉唐时期，丝路打开之后，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圣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个民族。不论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汉人，都是统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时期大国师嵬眻发现玉石之后，创建大佛寺。”

 

历史上，张掖以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镇，这片沃土上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迹――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国、隋代木塔、唐代钟楼、明代粮仓、清代总兵府等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积淀；张骞、霍去病、班超、法显、隋炀帝、玄奘等历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迹。元代，马可·波罗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东方见闻录》中描述：张掖有一座寺庙僧众达一千多人，寺庙内有一座大卧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属建筑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银币，亦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大佛寺内一幅《西游记》的壁画更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诙谐的色彩：画中的猪八戒勤劳勇敢任劳任怨，而大师兄孙悟空则显得懒惰与闲散。这或许与高老庄在张掖有关？猪八戒娶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很明显，在张掖，猪八戒比大师兄孙悟空更有群众基础。

 

“晾经台、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庄，一个个唐僧取经的原型地，都能在张掖找到与它相对应的历史遗迹。玄奘取经，从唐之后已经开始流传，在《西游记》成书之前，民间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传说有很多版本，我们这幅壁画就是一个地方版本的最好证明。壁画中突出猪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带有本土化的气息。”王康介绍说，明代之后，随着《西游记》小说的流行，唐僧师徒四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形成筑有大佛殿、藏经阁、土塔三处。西夏大佛寺的建筑融合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建筑的特色，是民族融合与宗教文化交流的产物。

 

“它不仅是汉传佛教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寺。现在见到大佛寺所有构件、雕刻、建筑风格与特点，都是汉藏艺术相交融。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甘州区博物馆副馆长王康介绍说，在古代丝绸之路要塞中的张掖深受丝路文化的影响，这才有了后来夏创建的大佛寺。

 

“大佛寺本身，就是宗教传承之路上经历多少年的酝酿，佛教文化的根基在此，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一个硕果。在汉唐时期，丝路打开之后，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宗教之路、朝圣之路、民族融合之路，交融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信仰，才能融合各个民族。不论是西夏人、蒙古族人、汉人，都是统一的信仰，即佛教，所以才有了西夏时期大国师嵬眻发现玉石之后，创建大佛寺。”

 

历史上，张掖以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镇，这片沃土上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迹――皇家寺院大佛寺、千古城池黑水国、隋代木塔、唐代钟楼、明代粮仓、清代总兵府等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积淀；张骞、霍去病、班超、法显、隋炀帝、玄奘等历史人物在此留下足迹。元代，马可·波罗旅居甘州一年，曾在其《东方见闻录》中描述:张掖有一座寺庙僧众达一千多人，寺庙内有一座大卧佛。1977年在大佛寺附属建筑金塔殿下出土的五枚波斯银币，亦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大佛寺内一幅《西游记》的壁画更为大佛寺文化多元化增添了诙谐的色彩:画中的猪八戒勤劳勇敢任劳任怨，而大师兄孙悟空则显得懒惰与闲散。这或许与高老庄在张掖有关?猪八戒娶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很明显，在张掖，猪八戒比大师兄孙悟空更有群众基础。

 

“晾经台、牛魔王洞、流沙河、黑河、高老庄，一个个唐僧取经的原型地，都能在张掖找到与它相对应的历史遗迹。玄奘取经，从唐之后已经开始流传，在《西游记》成书之前，民间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传说有很多版本，我们这幅壁画就是一个地方版本的最好证明。壁画中突出猪八戒的形象，是受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带有本土化的气息。”王康介绍说，明代之后，随着《西游记》小说的流行，唐僧师徒四个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形成定势了，在这幅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富有张掖地域文化特色，非常别致与难得。

 

 

远古西至哈志的牧歌

 

离开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时，已是晌午，一行人在车里昏昏沉沉地颠簸着。

 

“快看!”车里的一声惊呼，被惊醒的我们齐齐往车窗外望去：一串串以经咒图像木版印于布、麻纱、丝绸和土纸上的各色风幡在大地与苍穹间飘舞，银光闪闪的祁连山冰川雪峰就在头顶，绿草茵茵的草原上摇曳着各色小花，金光灿灿的藏传佛教庙宇出现在眼前，一匹匹骏马在草原上自由地徜徉。当穿着“衣领高、帽有缨”传统服饰的草原主人走出帐篷热情欢迎我们的时候，我知道裕固族的故乡——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到了。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回鹘人的后裔，与“黄头维吾尔”和“撒里维吾尔”有密切关系，居住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脚下，崇尚骑马与射箭，现有人口一万四千多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聚居区。

 

裕固族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习俗和传统，其传统礼俗、丧葬习俗与婚俗独具特色，民歌、服饰与皮雕等很能体现其民族特色。国家级裕固族服饰传承人柯璀玲生长于裕固族草原，14岁开始便收藏富有民族特色的帐篷与物件。“每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本民族服饰、戴本民族的头面，即使与汉族小伙子结婚，汉族小伙子也会穿我们传统的服饰。服饰上的刺绣、缝制、捻线，我都会，包括毛编、皮雕、还有传统的民俗饮食的制作，我都会。我就是闲不下来，只要看到我们民族原来的旧的东西或者手工艺不做了，慢慢被淘汰了，我就会把他们纪录下来。”

 

在裕固族的传统婚礼中，“头面”的装饰颇为讲究。新婚第二天，当启明星冉冉升起，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进入铺有红地毯的毡房，举行戴头面仪式。在悠扬典雅的《戴头面歌》的伴奏下，初嫁的新娘戴上喇叭形毡帽，佩戴上胸饰和背饰，戴上用银牌、玉石、珊瑚、玛瑙、海贝等编制成的头面。这个仪式意味着姑娘已经结束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走向新的生活。

 

随着社会变迁，传统服饰的传承面临困难。柯大姐现在有二十几个徒弟，她用退休金给徒弟发生活补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参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我想建立一个裕固族的传统村寨，建成之后，我要招收四五十个徒弟，把传统的民族服饰、皮雕、针线活等手艺传承下去。”柯大姐把他的儿子、儿媳妇、女儿都从外地叫回来，全家人都在做民族文化传承的工作。

 

唱完一曲高亢悲凉远古歌曲《西至哈志》，柯大姐眼泛泪花。一个月前，她重走了裕固族的“东迁路”。“我们来自遥远的西至哈志，水草丰美的远古家园，经过了千佛洞万佛乡，历尽艰辛来到了巴孜登滩(音)住下，在巴孜登滩能看到回来的路。”柯大姐说，裕固族东迁时非常悲惨与坎坷，当时正是冬天，瘟疫、内讧与战争，他们不得不把老人与孩子都丢下，只留下强壮的青年人东迁到现在驻扎的草原。

 

“民歌是我们民族的史诗，我们裕固族没有文字，失传了，只能用语言，以民歌的形式把我们的婚俗、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用我们的民歌唱出来，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留下来。”裕固族的神话、传说、寓言、民歌、叙事诗、格言、谚语等，就这样在民歌中代代流传。

 

柯大姐说，裕固族的两个民歌传承人马上就八十岁了，去年一个一百岁的皮雕传承人老奶奶去世了，“每当用眼泪送走一个老人的时候，我就特别难受，因为裕固族的人口真的特别的少，走一个就少一个。”

 

柯大姐重走裕固族“东迁路”，探寻自己的民族起源。据史书记载，十五世纪中叶，裕固族各卫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吐鲁番日益强大以后，频繁侵扰各卫，关外各卫相继崩溃，纷纷要求向关内迁徙。十六世纪初，撒里畏吾人开始东迁，入关以后，裕固族又被称为“黄番”。在新疆天山杏花村，柯大姐与当地村民交流，发现他们的语言有六成是相同的，四百年前的维吾尔服饰图案也和裕固族传承下来的服饰相似。穿过柴达木盆地，她来到一个蒙古族小乡镇，发现他们服饰上的图案与裕固族的也同根同源。她感觉自己像是“回娘家的孩子”。

 

柯大姐希望建立一个“活态博物馆”，把自己收藏的上千件裕固族帐篷与物件，按原来部落衣食住行的模样复原。这样，“若干年以后，年轻人能知道本民族以前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她希望年轻人能重走“东迁路”，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把民族传统习俗与文化传承下去。

 

八月的草原，雨季已经到来，裕固族草原上迎来了一场大雨，预示着来年草原水草丰美，也喻示着“裕固”二字的汉语意思——“富裕与巩固”。

 

当我们离开草原之时，我又看到了祁连山下那飘荡摇曳的“风马旗”。牧民路过时，都要下马致意，右绕一圈。也许是裕固族人的青稞酒劲头太足，激得我站在风马旗下，望着远处的祁连山雪峰，潸然泪下。那一刻，我的心是如此之平静与坦荡，向着大山与苍穹呐喊：“大山圣主，佑我生灵。”张掖，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更与何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