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艺术映见灵魂

【编者按】木心先生把艺术看得很重。艺术，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它如此美妙，如此奇异，艺术家只有经过灵魂的痛苦折磨和冒险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艺术能映见宇宙，最美妙的是它能映见灵魂。

 

 

木心先生 于故乡乌镇

文/木心

 

居伊·德·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诺曼底省迪耶普，没落贵族家庭，舅舅是诗人、小说家，母亲颇有文学修养。十三岁到鲁昂上中学，老师是布耶(Louis Bouilhet)。1870年，二十岁的莫泊桑到巴黎读法律，值普法战争，被征人伍。两年后供职于海军部和教育部，系小职员。

 

他在中学时已作多种体裁的文学习作，后来更勤奋。福楼拜是干舅舅，是他亲舅舅和母亲的朋友，所以把莫泊桑当外甥， 上来就很严厉。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但年青人，记住布耶的话，‘天才，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写吧。”

 

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一目了然， 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

 

“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 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

 

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

 

我也记在心里”以我的经验，“唯一恰当的词”，有两重心意：一，要最准确的。二，要最美妙的。准确而不美妙，不取， 美妙而不准确，亦不取。浪漫主义者往往只顾美妙而忽视准确，现实主义者往往只顾准确而忽视美妙，所以我不是浪漫主义， 也不是现实主义。

 

经验：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就越熟练。左顾右盼——来了，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争先恐后，跳满一桌子，一个比一个准确，一个比一个美妙。写作的幸福，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连连的丰收。

 

怎样达到此种程度、境界呢?没有捷径，只能长期的磨练，多写，多改。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自认没有天才，就不写了，这是太聪明，太谦逊，太识相了。

 

天才是什么呢?至少每天得写，写上十年，才能知道你 是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个九年半，还不能判断呢。司汤达没写 《红与黑》时，如果问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没有文学天才?”我就说：“谁知道，还得好好努力吧。”

 

……

 

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作品，都是写“人性”，而不是服从“党性”。

 

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总把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划为“自然主义”，就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又对贵族资产者有所留连，唱挽歌。这种论调貌似公正，使中国两三代读者对法国十九世纪几位大小说家有了定见。

 

什么“有进步的意义，也有反动的作用”，什么“有艺术成就，也有时代性局限”，什么“既要借鉴，也要批判”。好吧，既有如此高明的教训，他们写出些什么呢?

 

自从列宁提出“党性高于一切”，艺术要表现党性，党性 指导艺术，而高尔基宣称文学即是人学，与列宁唱对台戏。也许列宁没有这个意思，没料到党性会发展到目前这样的程度。

 

仅就文学而论，何以苏联也有新的、好的文学作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不是写出来吗——这不是问题，倒是我上述论点的解答：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 (Alexander Blok)的好朋友，他就是不服从“党性'。

 

中国近百年没有文学杰作。所谓继承本国传统，吸收外国经验，都是空话。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还是不知“人性”为何物，只会向怪癖的人性角落钻，饥饿呀，性压抑呀，好像“人性”就只是一只胃，一部生殖器。

 

回头再看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不是什么“自然主义”，什么“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秉西方人文的总的传统，写“人”，写“人性”。追根溯源，就是希腊神殿的铭文：“认识你自己。”

 

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见宇宙；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

 

动物不要求认识自己。动物对镜子毫无兴趣。孔雀、骏马、猛虎，对着镜子，视若无睹。

 

艺术的功能，远远大于镜子。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

 

亚当出乐园，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有毒蛇猛兽。”亚当说：“不怕。”

 

上帝说：“那就去吧。”亚当说：“我怕。”

 

上帝奇怪道：“你怕什么呢?”

 

亚当说：“我怕寂寞。”

 

上帝低头想了想，把艺术给了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