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著名学者、作家钱理群

 

“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实际上所有青年人都处于一种困境,你支持他吗?你批评他吗?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2012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学者钱理群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于中学教育十年。2014年12月12日,在三联书店为他举办的“大时代与思想者——《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最后做总结发言时,除了告别教育,他宣布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座谈会成为钱理群的退场宣言,但投身学术、教育和公共讨论几十年的钱理群并非彻底隐居,他已经75岁,“(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的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当然我的本性是不会脱离现实的,幸而现在有网络,我隐居后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

 

钱理群回忆,从1962年第一个早晨写《鲁迅研究札记》,就开始了业余研究,但将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却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和严家炎先生为起端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的《鲁迅与进化论》,从那时算起,已有33年。粗略统计,出版了六十四本书,编了五十一本(套)书,写的字数有一千三四百万。写的内容也很广,他自己曾经归为十个系列,即“周氏兄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研究”、“中国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志愿者文化与地方文化研究”、“思想、文化、教育、学术随笔”、“时事、政治评论”、“学术叙录及删余文”。

 

钱理群在这套新书的总序里开玩笑说,“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社从这些著作中挑选了11种以“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4种,这既是对钱理群学术思想阶段性的总结,也是试图呈现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线索。

 

12月12日在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举办的“大时代与思想者——《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黄子平、戴锦华、孙郁、赵京华等20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但谁也没想到座谈会最后成为钱理群先生的告别会。

 

“实际上,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准备收手。”钱理群在这里谈到的计划,应该包括2012年所说的“告别教育”。今年,钱理群已经75岁了。“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多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他自觉地走出书斋,关注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地方文化与民间运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是具体的、琐细的,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时,我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维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研究他们,在我的笔下,这些普通的乡人、教师、青年……都被历史化、文学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说,我是‘用历史与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现实’的。”钱理群说。

 

告别青年,保持沉默的观察

 

钱理群是一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地位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座谈会上说,“大家说老钱是永远年轻的。我误以为他是我们的同学。从1970年代末期他从求学到他在北大任教,直到今天他始终和形形色色青年学生主体的社会运动走在一起,他是青年导师、青年偶像,但从来不具有青年导师的那种自我感知,或者是造作。而相反,他用一种和年轻人一样年轻的状态去参与到年轻人的行列当中。”

 

但钱理群在座谈会上首先要告别的是青年,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80后多少有点理解,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体验到了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实际上所有青年人都处于一种困境,你治他吗?你批评他吗?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钱理群要告别青年因为已经不能理解他们,但他对青年人依然保持乐观,“我常说,如果我们往上看,看知识分子会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逻辑走。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看到了这些青年。”在钱理群看来,从他所接触的有限的青年看,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当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长,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的成年人,包括我们知识界忽略的。”

 

在座谈会上,钱理群也剖析了个人学术成长道路,自豪取得的成就,也坦承之中的不足。钱理群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希望能做更多更好。他承认自己的精神导师是鲁迅和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五四”之子,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启蒙主义,他是坚持的质疑,坚守中的质疑,质疑中的坚守。“ 我仍然要坚守启蒙主义,但我对启蒙主义有很多质疑,看到启蒙主义可能带来的陷阱,以及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一个既坚持又质疑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启蒙主义。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

 

尽管宣布告别,钱理群说自己仍然有事情要做,比如通过写作完善自己,“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我这里也不妨宣布,我跟很多人说过,我还要写八九本书,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我原来计划80岁以前写完,也就是还有四年,现在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多人也劝我放慢一点速度吧,未来的十年,从75到82、83岁的时候,我把这几本书写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总而言之,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把座谈会开成告别会,钱理群也意识到了这个会对他个人的标志性意义,“标志着我的人生将有新的选择、重大的变化。我从去年开始就在逐渐地酝酿,要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中小语文界、青年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的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当然我的本性是不会脱离现实的,幸而现在有网络,我隐居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

 

“一生中,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

 

钱理群正在写一本自述性质的书《一路走来》,他最后说,“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

 

在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通过将钱理群与鲁迅、周作人两兄弟比较后认为,“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别人以为常态的东西里看到残缺。并且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自觉地把生命难题与社会难题转化为一种理论的难题,或者确切地说,是周氏兄弟的难题。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变成一体,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丰富的痛苦的背后,留下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迷人的精神闪光。”

 

钱理群的思想坐标是在周氏兄弟那里建立起来的。他是1980年代最早把鲁迅、周作人置于一个平台透视的人之一,对鲁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和对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带来了许多新意。孙郁认为,钱理群在周氏兄弟那里所延伸出来的主体性意识、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话题,启蒙的盲点,思想与实践等,都含着自己的价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对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拷问多于对文化机体的审视。鲁迅与周作人对于中国读书人弱点的批判,被钱理群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参加座谈会的大部分学者对钱理群先生的讨论都是从他与周氏兄弟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认为,钱理群能够以鲁迅和周作人为思考的原点,走出一条独自的学术和思想的道路,是一条扎根中国历史和社会本土,而又独创的道路。“钱理群所走的这条道路,抓住了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革命、社会改造和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问题,有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在下一场会有讨论。我觉得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能够坚守批判的立场,在孤独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起点上他对鲁迅、对周作人的阐发、接受、继承,甚至有超越。”

 

戴锦华则更关注钱理群与周氏兄弟的不同,在她看来,这个不同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马克思主义呼唤和感召之下的知识分子,很难用批判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概括。“他(钱理群)代表着20世纪一种非常特殊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是左拉意义上的批判知识分子,他敢于背叛,他不断地在背叛‘背叛者’,他不断地在背叛自己曾经去拥抱的、自己曾经去认同的一种所谓的原则逻辑。因为他用他的这样一种背叛达成他对自己现实的承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把钱理群放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困境中理解。“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是如何承担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士大夫责任问题,在鲁迅那是悲观的,而钱理群是继承了这一因子的,在孙歌看来,鲁迅给了天真的、透明的、单纯的钱理群先生一个思考的核心——怀疑。“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它总结为钱先生的个人担当。也许钱先生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里边用自己的方式,在回应同样的重新寻找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历史结构当中的位置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表现出来的困惑、犹豫、自我否定和自我坚持,乃至于自相矛盾,这样的一种思想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代表性。孙歌说,今天作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非常确定地去辨认我们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和道德承担的关系,特别是最后一重关系,是我们和现实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