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防控措施中，中医药的防治作用得到了一定的肯定。中国古代人民在同疫病斗争的数千年间，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中国古代在防治疫病方面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启示及借鉴。

古人对疫病特点的认识

关于“疫”字，《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最早见于先秦文献，《黄帝内经》中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至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进一步认为疫病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可见，疫病与新冠肺炎等现代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特点基本一致，都具有强烈传染性、易于大规模流行、引发病情危重的特点。在历代大量关于疫病认识的文献中，疫病病名的记载有所不同，如“瘟疫”“温疫”“疠”“天行”等，均属于疫病的范畴。通过与疫病的长期斗争，古人发现各种疫病的临床症状具有一定的共性，如以发热为主证，气阴耗伤重，易内陷生变，出现危重证候等。此次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热、干咳等症状也吻合上述临床表现。探寻古人防治疫病的认识，对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意义。

古人对疫病病因的认识

随着社会及生产力的发展，古人对于疫病病因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远古人们对于疫病可以导致人类大量死亡的现象无法解释，就认为是鬼神作祟，后期逐渐认识到是外感邪气侵袭人体所致。如在《内经》中提出外感热病是由寒邪所致，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到瘟疫流行中“伤寒十居其七”，同时认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该节指出四时不正之气即非其时有其气，是导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故称疫病为“时行病”。

古人认为，疫病的致病因素为外在的疫病邪气，但是疫病邪气的存在并不一定引起疫病的大流行，疫病的发生还受人体正气强弱、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疫病的发生与人体正气不足有直接关系，如《内经》所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疫病发生与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季节的交替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非其时而有其气，骤冷暴热等，人体不能适应寒暖的异常变化，易感邪发病。联系当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病于冬天，而这个冬天“应寒而反大温”，气候变化异于往年，可能也是导致疫情暴发的影响因素之一。

古人对疫病治疗的认识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在此思想指导下，历代医家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对疫病的论治。汉代张仲景采用六经辨证法，按照六经传变的规律来治疗疫病，他认为外感病的传变途径是由皮毛入脏腑，其传变规律是表入里、存在着“太阳一阳明一少阳一太阴一少阴一厥阴”这样的传变过程；明代吴又可提出治疗疫病要“以逐邪为第一要义”，将疫病中的膜原证候归属于半表半里证，创制了邪伏膜原证候的治疗主方—达原饮。清代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将病邪的传变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层次，根据疾病处在不同的阶段而制定了不同的治法，如清气、清热、凉血、散血、清透、攻下等。吴鞠通提出了“三焦辨证”的温病辨证体系，在治疗原则上他认为应“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中医诊疗方案中，治疗处方的选择就参考了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宝贵经验。

中医强调“治未病”，即尽可能采用防范于未然的方法对待疾病。疫病因其易传染且死亡率高，在预防方面显得犹为重要。《素问·刺法论》中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强调了机体正气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重视“避其毒气”以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这两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人主要的防疫思维。

在固护正气方面，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调摄精神、顺应自然、增强体质、服食药饵、针灸调理等方面进行干预。在“避其毒气”方面，也有隔离病患、讲究环境及个人卫生、消毒杀虫法、药物预防等途径控制传染源。具体在药物预防方面，古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方法，如屠苏酒、藿香正气散、苏合香丸等，均是防治疫病的名方。古代医家预防疫病药物的使用方法，除口服外，还有熏烧、粉身、纳鼻、浴体、佩带、身挂等，药物选取多以辛香味厚者为主，如雄黄、细辛、白芷等药，为今人研发传染病预防药提供了借鉴。

■贾 真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中药学院临床中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