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明确区分疾和疫，不具传染性的疾病被称为疾，而流行性传染病被称为疫或疠等。殷墟甲骨文已有 “疟疾”“疾年”等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自公元前770年到清亡的2681年中，有明确记载的疫灾之年共669年，即平均每4年暴发一次。具体到各代，疫灾暴发概率在清朝近82%，明朝为61%，元朝和南宋约33%，魏晋南北朝和北宋约20%，疫灾有越来越频繁之趋势，其中魏晋南北朝达到第一高峰期，南宋至明清进入第二高峰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载《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就疫灾暴发时间、周期和地区而言，魏晋南北朝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秋季较少。宋代以春夏为疫灾高发期。较大、重大、特大疫情在公元前多为百年一遇，公元后发展为数十年一遇，十几年一遇，12至15世纪约6至7年一遇；16至18世纪为2至3年一遇；清末则近一年一遇。其中又以华东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安徽和湖南；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发生较多，约占历史大疫发生的四分之三。（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

 

疫灾一般是在水、旱、虫、震等自然灾害之后发生，或因季节失调，或因战争发生，类似于猎食野味暴发大疫则没有记载。古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这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大约到宋代才有人提出病气导致了疾疫，明代的吴有性则认为疫病是异气（戾气）所感，他于1642年编纂的《温疫论》指出传染途径是“有天受（空气传染），有传染（接触传染）”。

 

古代中国疫灾的预防与治理

 

瘟疫又名“温疫”，颇与时令相关，《礼记·月令》总结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曹植《说疫气》认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因“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唐代以后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则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关，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称。

 

因此，先民十分重视顺应时节预防疫灾，且通过纸船送瘟神等民俗驱疫鬼强化对预防的重视。北宋甚至要求官员要严格按照时令来上任。如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宋真宗曾下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则进一步规定瘴气严重地区的官员按“二年一代”来换任。（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3期）

 

预防疫灾还需从饮食起居做起，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注意饮食卫生才是预防关键。在饮食卫生方面，古人早已注意到鼠类可以传染疾疫，东汉王充《论衡·累害篇》就指出：“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为了确保粮食和饮食安全，历代皆有“迎猫”的记载，祈求猫神消灭鼠害，同时训练鼠狼或鼠狗灭鼠。

 

同样是在东汉之际，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就指出易感染疾疫的饮食：“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疫死牛，或目赤，或黄，食之大忌。”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更提出用熏药法、向井中投入药物等消毒。清人熊立品的《治疫全书》则提出“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古人还注意到疾疫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环境治理以切断传染源。宋人温革《琐碎录》建议：“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隆兴知府吴芾就认为“沟恤不通，气郁不泄，疫病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吴公神道碑》）

 

古代中国疫灾的报告与处置（一）疫情报告

 

历代帝王从来不敢对疫情掉以轻心。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提供了秦代上报疫情的线索：“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这不仅意味着秦代已经确立了详细的疠疫诊断标准，而且要求疫情从基层及时上报。

 

疫情上报制度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宋仁宗下诏规定“比诸路饥疫相仍，朕念徭赋科调之烦，百姓未获休息，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列以闻。” 然地方上报极少，仅三天后再次发布上谕：“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皇帝对疫情之重视可见一斑。

 

（二）隔离救治

 

在疫情暴发后，隔离是最为基本且直接有效的防控方法。秦代已将隔离纳入法律实践的考量，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载：“疠者有罪，定杀。定杀可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这当是受科学防疫手段所限的无奈之举，只能将患者定杀生埋。

 

对尚未定罪但可能判处重罪的疑犯感染麻风病（疠），或送往“疠所”隔离执行，或定杀之，简单残忍：“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疠所定杀。”对于轻犯则隔离行刑，“城旦、鬼薪疠，可论？当（迁）疠所。”秦代的防疫之法已落实到了罪犯一级，若条件允许，可以隔离；条件恶化，只能杀戮和活埋。

 

秦汉之际还有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传染病“毒言”，爰书记录显示：“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节（即）有祠，……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不同患者如有日常接触，患者也当自动隔离，这说明秦代已经在基层普及和贯彻了隔离之法。

 

汉承秦制，且开始主动施药干预疫情，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即专门腾空舍第隔离患者，集中治疗。

 

疫灾高峰期的魏晋更是设计了许多理性的防疫机制，达官贵胄皆要隔离防疫，即便有碍日常政务运转。京师甚至可以“废朝”。《晋书·王彪之传》载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

 

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在疫情频发之际，隔离已经成为定制，然对确实关乎帝国运转的直侍则可例外，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对于严重者还可启动快速通道，“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张鹏一：《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太子也主动参与隔离抗疫的斗争，《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萧齐太子长懋“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在疫情暴发期，六疾馆可以成为类似“方舱医院”的隔离之所。

 

隋唐主动防疫的体系更加健全，中央设太医署主管医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根据时令准备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与疫苗和药物研发有些类似。地方则更不落后，贞观三年（629年）令诸州治医学，开元十一年（723年）更具体要求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一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甚至详细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医生，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20人，万户以下置12人，“各于当界巡疗。”（《唐会要·考下·医术》）大量的官办养病机构如病坊在宋代涌现，可作临时隔离之所。

 

例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汴治下的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越州赵公救灾记》）同年，朝廷设立太医局卖药所，下设和剂局和惠民局。和剂局统一生产药品并定价，谨防假冒和囤积；惠民局则在疫期无偿施药。（王宏治：《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

 

遍布各地的医疗机构需要延用唐玄宗的医生配置之策，否则无法运转，这依赖于雄厚的财力。为了削减预算，元代便按照诸色户计之法设立医户，免费诊治。自此之后，除了药局之外官方医疗机构开始萎缩，民间医疗慈善兴起，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

 

军队作战时更易发生瘟疫，晚唐五代的军队已配备军医，并常备防疫药品。但因资源有限，医技一般，将军面对疫情也手足无措，且军中很难实行隔离，多半直接杀死患病者，例如后唐将领氏叔琮要求“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只能瞒报，“皆言无恙”。（《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

 

对于疫死者，官府一般掩埋（深埋）或火葬，朝廷赐死者棺器盛殓或者放发棺殓费。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宋代以度牒为奖励招募僧人掩埋尸体。北宋末年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以掩埋无主尸体，此后一直沿用此法。隔离之法在民间日常多有强调。例如明代萧大亨《夷俗记》建议：“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 清代陈耕道《疫莎草》指出“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

 

（三）巡诊施药

 

自汉代起，官方就有派遣医官巡诊，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施药，这几乎成为抗疫的惯例。东汉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后汉书·光武纪》）即从中央直接派太医到地方巡诊，直接派发药品。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再次发生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后汉书·钟离意传》）父母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

 

史上多有感染而亡的官员，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三国志·司马朗传》）疫灾频发的南宋都城临安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和二十六年（1156年）夏两次发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宋史·五行志》）

 

除了“柴胡制药”外，朝廷会直接给出药方指导防疫。同时，亦采“以毒攻毒”的中医防疫理念，最典型如治疗天花。明末清初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获得免疫力，称为人痘接种术。

 

康熙曾下令“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庭训格言·六十》）又据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国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可见康熙对天花疫灾防控之力度。

 

18世纪末谢清高《海录》回忆道：“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清代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随着抗疫经验的积累以及中西医学的交流发展，清中后期出现了防疫的系统方案，防治鼠疫有《鼠疫约编》《鼠疫汇编》，防猩红热有《烂喉丹痧辑要》，防霍乱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与医疗救治相配套的是，皇帝会减免赋税，或录囚大赦天下，或祷告斋戒祈福，可谓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典型的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下诏曰：“自诸道水旱害天，疫疾相断，宵旰罪已，兴寝疚怀。……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全唐文·文宗四》）官府为保证疫区生活，更会开仓放粮、调配物质救助。朝廷则缩减开支，杜绝行乐，过紧日子以抗疫。

 

古代防疫机制的变革与启示（一）传统防控机制的变革

 

传统防控机制在北宋出现第一次变革，庆历八年（1048年）暴发疫灾，名臣富弼认为此前“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传统集中隔离之法反而造成了二次感染，并且因施粥不济，配套不当，实为害人。

 

于是，他大胆变革：“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宋史·富弼传》）

 

富弼除了号召全民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好生犒劳其抗疫。另外，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王瑞来：《宋代地方官的救灾防疫》，载《文汇报》2020年2月9日）这一赈灾之举可谓简便周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克时艰”，此后“天下传以为式”，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一次变革。

 

晚近则引入了西医革新抗疫之法。1910年11月东北地区暴发黑死病，伍连德博士首先追踪病源，亲赴疫区解剖死尸，然后大胆提出了肺鼠疫的病原，最后迅速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尸体等，仅用4个月便成功扑灭了波及五省造成6万余人死亡的大疫。

 

1911年4月，即将覆灭的清廷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推介抗疫经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二次变革。

 

（二）未来一体化防疫之道

 

金代名医张从正认为，世道人心与药物抗疫密切相关：“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治平之时，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治之，亦能取效。缘治平之时，其民夷静，故虽以热攻热，亦少后患。至于扰攘之时，其民劳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热之药。……盖扰攘之时，政令烦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伯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哉？”（《儒门事亲·疟非脾寒及鬼神辩四》）

 

他甚至认为“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即官府的苛疾常导致疾疫难治。就此推演，官府的迅及应对完全可以有效防控疫灾，尤其能在民众心理上产生积极效果。

 

魏丕信即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在瘟疫救治和善后上迟钝疏忽，才导致瘟疫失治。（【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因统治阶级决策失误，或暴敛贪婪导致的“人祸”比“天灾”更具有破坏力。

 

例如金代天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朝廷自身难保，未能有效应对，出现“寻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的乱象。可见，人才是抗疫的关键。

 

因此，包括帝王在内的官僚群体常会借疫灾反思执政之弊，民众更会借助宗教忏悔罪过。在科技昌明的当下，以寻找病原、控制宿主、研发药物为中心的治标之策固然重要，但古人反求诸己的态度更为关键，“人定胜天”之“人”才是抗疫的治本之法。古今除了探寻科学防控机制外，皆需反思国家治理和社会行动之改善，才能有效防控疫灾。

 

宋人洪迈《夷坚丁志》载士人管枢密“遇大鬼数辈，形貌狞恶。叱问之，对曰：我等疫鬼也。岁首之日，当行病于人间。管曰：吾家有之乎？曰：无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积德；或门户将兴；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则我不能入，家无疫患。遂不见。”在宋人眼里，积德行善、光耀门楣或善待动物皆是有效防控疫灾良策。

 

当下，人类同动物接触密切加之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为动物性传染疾病提供了新的机会，人口增加以及国际经贸和旅行的频繁，这些因素让食源性疫灾频发且迅速演变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07年4月，美国兽医协会提出“One Health”，即将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安全作为一体化公共卫生干预的新策略。如此倡议颇类似宋人所思，需要协调个人行动（积德行善）、集体发展（光耀门楣）和生态安全（善待动物）等三方面，方能打赢当下和未来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延伸阅读中国古代的这种防疫办法，为何被伏尔泰称赞为“伟大先例”？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指出，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有48种，其中属于传染病的就有40种。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灾难，中国自商周时代起到近代，有文字记载的疫情频频发生，其中大疫至少有500次，多次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儿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

 

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功能。

 

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是何时开始应用于实践的？由于文字记载有限，这方面的早期临床探索与应用情况已不得而知。

 

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又名《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

 

意思是，把咬人的狂犬杀了，把它的脑浆取出来敷在被咬的地方。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一开始想采取体外培养的方式获取狂犬病病毒，但都失败了，最后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种，它是由感染天花病毒后引起的，感染后会出现严重的寒战、高热、乏力、头痛、四肢及腰背部酸痛等症状，皮肤上成批地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疱等，有较高的致死率。

 

在中国早期古籍中把天花称为“虏疮”，相传它是由战俘传入中国的，最流行的说法是，东汉初年马援“击虏”，随后天花开始大面积传播，那次战争发生在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凯旋回朝后清查人数，发现近一半的将士并非死于征战，而是死于“瘴疫”，通常认为这里的“瘴疫”主要指的就是天花。

 

以后，天花又被称为“豆疮”或“痘疮”，这是因为天花发病时会产生疱疹、脓疱，痊愈后会留下瘢痕。天花不断发威，一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致死率极高的流行性疫病。明代医学著作《痘疹世医心法》记载：“嘉靖甲午年（1534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十之八九。”

 

为了应对天花肆虐，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葛洪在《肘后方》中就记录了两个治病药方，其一是：用上好的蜂蜜涂抹全身，或者用蜂蜜煮升麻，大量饮用。另一个方法是：用水煮升麻，用绵蘸着涂抹疮面，如果用酒浸渍升麻更好，但会剧痛难忍。

 

但是，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类似疫苗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

 

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原体的目的。

 

这种方法最早较为简单，主要有“痘衣法”（取天花患儿的贴身内衣给没有患过天花的孩子穿上几天）和“痘浆法”（在天花患者疮口处用棉花蘸脓水等所谓“痘浆”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里）两种方法，虽然容易操作，但成功率不高，于是人们进行了改进，又发明了“旱苗法”，将天花结的痂取下，研成细末，用一个弯曲的管子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但这种办法也有缺陷，“旱苗”进入鼻腔后往往会刺激鼻黏膜，使鼻腔内的分泌物增多，造成接种失败。

 

于是人们又进行了改进，发明了“水苗法”，将痘痂研为细末，用净水或人乳调匀，把干净的棉花摊成薄片，用棉花裹着被调好的痘苗，团成枣核状，用线拴着塞入鼻孔中，12小时后取出。这种方法的成功概率更高，是古人总结出来接种“人痘”效果最好的方法。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认为：“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也有“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敷之”这样的治疗方法记载。

 

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

 

即便认为“人痘”接种法成熟运用于临床实践是在十六世纪明朝中叶，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种办法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清代另一部医学著作《种痘新书》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综合   人民法院报、北京日报客户端、国家卫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