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

写作中的老舍。1951年，他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辰115周年。1899年，腊月二十三，全北平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老舍诞生在北京小羊圈胡同一户贫困的旗人家庭。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他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作为作家的老舍，一生专注于用文字描绘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大时代里中下层市民的内心，用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他行文的语言，大多提炼自北京白话，且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活泼幽默却又精致深刻。

 

老舍始终不曾脱离平凡的劳动者。在他住家门口，常年摆着桌椅茶壶，他喜欢请路过的车夫、小贩、邮差等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这里喝茶歇脚聊聊天。在他的心里，作家和一切靠手艺吃饭的“匠”一样，都是用心才能做好的劳动者。 ——编者

 

母亲是第一个老师

 

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阐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他开篇便写到态度：“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这段话，是作为作家的老舍先生一生恪守的信念。为人民写作，继而为民族写作，他始终把自己和他笔下的百姓连接在一起。在他的人生中,他始终不曾忘本。他曾如此自述：

 

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及壮，餬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大清朝已是强弩之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1899年1月，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酉时，老舍出生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一个底层旗人的家庭。在他之前,家中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已夭折了仨。他出生时，父亲舒永寿，一个月薪仅3两饷银的护军，正在皇城当值;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幸亏大姐及时赶到，老舍才不至于冻死。醒来后的母亲抱着这个小生命，欢喜却也悲苦。世道飘零，有一顿没一顿的穷苦人家，添丁尽是愁。可是穷亲戚穷街坊们并不这么想，大家七拼八凑，按满族的习俗，给这个“灶王爷升天”时节落地的小生命办了“洗三”仪式。按节气，父亲为他起名舒庆春，母亲给他的小名是小狗尾巴。

 

属狗的老舍，童年也确如小狗一般卑微却顽强。瘦弱的母亲没有奶水，稀汤米糊喂养的孩子，到了七八个月时，还不会坐不会爬。大门上划着一道一道杠杠，是母亲做的赊账的标记，5个一组如鸡爪。在老舍看来，穷，就像是一道勒在全家脖子上的绳索。然而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老舍出生时，国运衰败，民间的义和团运动一波三折，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来了。城破之日，皇城里的西太后已带着皇上大臣跑了，而身为护军的父亲，还守在地安门与洋人交火。枪子打着了火药，瞬间爆炸。气息奄奄的父亲被老舍堂哥发现时，是在地安门附近北长街一个粮店里。兵荒马乱枪炮横飞，死里逃生的堂哥只带回了父亲的一只破袜。洋人一路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穷人家也被刮地三尺，最惊险的一次，老舍被扣在箱底下，逃过一劫。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国不成国，家也不成家……在他的笔下，母亲总是在不停地给人洗衣浆补做针线，但母亲骨头硬，再穷也不能失了志气，不能失了做人的规矩，可以赊账不能不还，可以吃亏不能报复，可以贫穷不能失礼……

 

穷，则独善其身，这是老舍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人生第一课。

 

善良是人生的一盏灯

 

9岁时，老舍还不识字，虽然母亲也想让他上学，但学费从哪来?如果不是好心的族人刘大叔，老舍也许一辈子只能是个穿街走巷的手艺人。

 

刘大叔名叫刘寿绵，即后来被北平人誉为“佛家忠臣，师门孝子”的宗月大师。同为旗人的刘大叔出身富贵，虽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却始终心怀悲悯。他平日里访贫济苦，散财为乐。在他的热心资助下，老舍被牵着手领进了私塾，先拜圣人再拜老师，开始学文识字。在刘大叔的帮助下，老舍由私塾而小学，继而考上中学。期间，刘大叔常带着他，刘大叔施粥时他帮忙，办贫民学校，他充当教员。一年又一年，老舍眼看着刘大叔散家产、散地产，生生将锦衣玉碗换成了袈裟托钵。

 

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老舍学到的人生第二课。中学要花一大笔钱，老舍不忍，偷偷考入为穷家子弟实行供给的师范学校，立志做个教书匠。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到23岁的时候，老舍已经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又曾任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北京教职员公会小学部委员等，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月薪。虽然紧巴，但当当赎赎，日子也还算不悦不怨。但他却铁心辞职，去做了个月薪50元的教师。在别人眼里，这事儿办得实在吃亏赔本，但老舍却开心不已，理由很简单，因为“又摸着了书本。”

 

当官是个清闲的差，有钱有闲有应酬，“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因为应酬，他学会了烟酒，因为应酬，他学会了麻将。虽然他的底线是绝对不嫖，但烟酒麻将，依然损害着他的健康，消磨着他的青春。意识到与一群荒唐昏鬼、官僚政客周旋厮混有百害而无一益时，他已大病一场，病后决然要与过去的自己决裂。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像当初跟随刘大叔办贫民学校一样，安心当老师，得空还写写文章，发表了小说《她的失败》、《小铃儿》。

 

“五四”提供了作家机会

 

在“五四”之后涌现的作家中，老舍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他将此归结为“五四”运动。老舍曾说：“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刚刚踏上社会的老舍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首先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再一成不变，敢于怀疑，敢于思考，冲破封建桎梏，要求人的尊严;第二，“五四”的反帝旗帜，让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他明白了国弱与家苦的必然关系，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五四”带来的白话文，让老舍有了用武之地。“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文字解放(以白话代文言)的狂悦，在当时，使我与千千万万的青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他试着写诗，写小说，让自己的情感倾泻，思想有了想象。1924年，经友人相助，正在南开中学教书的老舍赴英国讲学。在那里，为学语言，他大量阅读英文小说，接触了狄更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也就越发思念遥远的祖国：

 

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初习小说的老舍，形式上模仿的是《匹克威克外传》，“内容呢，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

 

1926年，《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第1期署名“舒庆春”，第2期起改名“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