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吴宓：他绝非薄情者

吴宓与家人

 

编者按：吴学昭先生的《吴宓与陈寅恪·增补版》一书日前面世，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本版特邀两位吴宓研究者为读者做进一步阐述。

 

历史的发展，常有一些令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对同一人物和事件，站近了看，有时会觉得荒谬，站远了看，又能发现其特有的价值。特别是在新旧社会变革的时代，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起来。回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文化价值的评判和取向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历史的吊诡。

 

材料缺失扭曲学者形象

 

吴宓的著作在生前很少刊布，更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坚持留在西南师院任教，影响所及，限于一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文化贡献了解甚少，对他后半生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的不幸遭遇，更是知之不多。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在提到吴宓时，都是以新文化运动反对派面目出现的，自然先有了一种进步与保守的价值判断，大众媒体则更喜欢散布他“浪漫”的传闻。可以说，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的想象，也扭曲了作为学者和诗人的吴宓，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抱着与时间赛跑的决心，积二十余年之力，先后整理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等一系列著作，最近又推出了增补本《吴宓与陈寅恪》。她本着求真存真的原则，在整理过程中除了增加必要的注释和说明外，一字未删（包括其尊公日记中对她的批评），终于使吴宓的著作比较系统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也让我们得以全面地了解吴宓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遭际，对他的人格与思想、学术与文章有了全新的认识。

 

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

 

吴宓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又经受过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吴宓早年曾说：“宓欲极力做高伟之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身上体现的人格力量，恰与当下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比，也成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虽有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也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吴宓语）。再考虑吴宓和他的同仁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1935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他对古代文化的信仰，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自强。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勤奋苦读，并在日记中说：“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到了抗战爆发，举国悲愤的时候，他更加觉得，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开始他就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站到了对立面，反对他们激进的否定态度，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

 

历史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总结近百年来的文化变革之路，我们觉得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势不可当的时候，吴宓他们更有其冷静的一面。只不过在变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时，历史并不欢迎这种冷静。所以吴宓和他的同仁们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义。

 

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

 

1968年底，他被打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中被摔断了腿。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三心二意的恋爱

 

纵观吴宓的一生，他把为学为人当成了一回事，从这些年出版的著作来看，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且都有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但却没有一部集中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不论在日记里，还是与友朋的书信里，他都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真实地记录下来。在这些不含功利目的的写作中，他的思想表达和感情表达反而更加自然和动人。这也许正是他诗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殉情，这大概是吴宓最被人关注的话题了。吴宓于1921年与发妻陈心一女士结婚，育有三女。1928年，因哈佛好友朱君毅毁约另娶，被其抛弃的毛彦文女士与陈心一原为浙江省立女师同学，吴宓在哈佛时曾从朱君毅处多次读到过毛彦文写给朱的信，故欲取两人通信为小说材料，不料却因同情而生爱意，一时不能自拔。终于在1929年，不顾亲友劝阻，与陈心一离异。同时，则对毛彦文展开了追求，这段恋情曾使他深受折磨。毛彦文于1929年8月赴美留学，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1930年到1931年，吴宓赴欧洲游学，期间曾与毛彦文密集地通信和发电报，谈论结婚的问题。经过艰苦的劝说，毛彦文已经允婚，并赶到法国与之相会，但吴宓的热情却因种种原因冷了下来，显得三心二意，犹豫不决，这令毛大为失望。1935年，毛彦文突然与熊希龄结婚，让本来以为胜券在握的吴宓大感意外，也后悔终生。

 

吴宓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1953年，女方邹兰芳系四川万源人，为重庆大学法律系学生，毕业前为了免于被分配到边疆，同时也可能为了有条件帮助两个嫂嫂和侄子们，她苦苦追求嫁给吴宓。这曾给吴宓带来过很大的道德压力和精神负担，年龄的悬殊和教育背景的不同，都让他对这桩婚姻大为犹豫。最后，还是同情心占了主导。邹兰芳原本身患结核，婚后一直生病，加上家中连遭变故，亲人一半为鬼，心情悲苦。婚后的日子里，并没有给吴宓带来多少欢愉。缠绵病榻不到三年，邹兰芳病故，吴宓则一直负担着援助其两个嫂子及侄子的义务。

 

绝非薄情者

 

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实际上孤苦地度过了一生。考其原因，还得从他成长的环境和个人性格说起。他自幼家道殷实，出生不到一岁，生母即去世，祖母杨氏对其疼爱有加。为了使其免遭继母之虐，杨氏擅自做主将其过继给了当时尚未成家的次子为嗣。祖母的宠爱，加上家庭的不完整，一方面造就了他冲动、固执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家庭生活世俗、伦常的一面缺乏感性的认识。这些缺位的经验他后来是通过文学阅读来补充的，这难免会让他把文学和现实人生混了。所以在两性关系上，他始终是以诗的标准来期待对方的。他希望婚姻生活像诗一样美满，任何世俗的东西都会令其不快。

 

与陈心一女士的离异，固然与当初允婚时的过于草率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不能接受婚后的常态生活。对毛彦文态度的反复变化，也在于他的期待太高和过度挑剔。晚年的毛彦文女士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评价他的：“吴脑子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当然她也承认“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往事·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以殉情自期的吴宓，结果一语成谶，为感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陈心一女士不计前嫌，在他历经磨难的晚年，一直给他提供着安慰和帮助。所以在吴宓孤独的内心深处，始终能感到北京有个家在。1970年在给陈心一的信中，他不无愧疚地说：“宓昔年离婚，实一生最大之错误。其事不但良友莫不责备，宓老年益悔痛。”当然有时夜半醒来，他也会想起毛彦文来，回首往事，潸然洒泪。每年的除夕，他都如例拜祭邹兰芳。

 

吴宓不是薄情者，但感情生活终究是他自己的事。今天的人更应重视他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对其志业的不懈追求和人格的屹立不倒，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本文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