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生效。岛内主流舆论对该法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该法体现“一国两制”精神，凸显中央政府治港的高度战略性，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借鉴。

第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体现“一国两制”精神。

台《经济日报》社论指出，香港“一国两制”的治理模式是以“确保一国主权为前提的两种制度”，是为了促进香港经济繁荣，当“两制”威胁一国主权时就违反了基本条件，加以拘束乃天经地义。台《旺报》社评指出，该法既是落实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突出了“一国”，也体现出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在国家安全这一中央事权领域仍然作出了“两制”安排。台《中时电子报》评论指出，香港回归23年无一不变，更没有50年不变的道理。没有一个国家会面对外国势力公然介入、支持武力暴动和“独立运动”这样的“改变”而无动于衷。“一国两制”本具有创造性模糊的特征，但不代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容许少数人继续享有殖民时代的治外法权，也不意味着“两制”下的民众享有超越言论自由与参与暴乱的权利。该法的立法初衷在于确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祖国》杂志发行人戚嘉林认为，该法是香港首次将其现有地方性安全法律与大陆全国性国安法衔接兼容，丰富“一国两制”，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一步。前稻江科技管理学院校长、中兴大学历史系所主任兼所长孙若怡认为，该法案是大陆在维护主权完整、推进法治管理、有效实践“一国两制”的目标上进一步完善化的里程碑。一年多来“港独”的暴乱活动，多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钱资助煽动所致，其目的乃在欲以香港作为“反华抗中”的前进基地。该法的订定、公布与实施，顿时让“港独”与火中取栗的乱港分子瞬间瓦解四散溃逃。

第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凸显大陆治港的高度战略性。

台《旺报》社评指出，1997年回归后，香港在继续发挥中西桥梁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嵌进大陆版图的“特洛伊木马”。从2014年“占中运动”到2019年“修例风波”，香港长期处于“国家安全不设防”状态，引起大陆决策层重视，去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即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立法快刀斩乱麻的背后，可看到大陆从战略高度调整香港内外部环境的思路，与改变不利现状的决断力。台《中时电子报》评论指出，该法正式通过并生效，多位在示威圈活跃的香港“反对派指标人士”，纷纷宣布退出政坛、解散团体，或出逃海外。这些昔日带头喊冲的人，见苗头不对赶快跳船，显现了该法的震慑力。戚嘉林认为，在美国举国之力的强大政治经济压力下，该法毅然通过实施，展现了大陆面对民族统一大业，不惧任何国际威吓，千山万难独行的大一统气魄与决心。迄今为止，大陆仍愿与台湾当局共议“一国两制”，当然也包括“一国两制”下中央和台湾地方、台北和台东地方等的安全运作细则。这对台湾而言或许是最后的历史机会。万一两岸有事，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其周边利益，对大陆而言则是事涉民族千秋大义及东南半壁安全的核心利益，故必定全力相搏，完成统一，届时其后果可能就是“一国一制”，台湾将丧失参与共同商议的机会。

第三，《香港国家安全法》 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借鉴。

台《联合报》指出，从国际法角度看，香港已于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国家自对香港有权行使属地属人权威，在法理上是完全成立的。孙若怡认为，香港暴乱与两岸分裂本质上都是近代中国因遭受列强侵略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文化意识与认识的人，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怀抱渴望。真正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除了军权与外交权外，必然是行政、立法、司法和教育权，能紧握在自己的手中；该法出台体现了香港真正的回归，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殷鉴。戚嘉林认为，对任何国家而言，“民主自由”的底线是不可危及国家安全，如果触及必然采取断然举措。检视全球任何国家，包括西方美、英、德、法等国之国安法效力均覆盖其所辖领土，惟独香港回归迄今一片空白，致使在“有心人士”运作下，23年来香港社会动辄出乱，国族认同异化。此时出台香港国家安全法，结束了香港迄今无国安法的历史，填补了港府在国安领域治理上无法可依的空白。

总之，岛内主流舆论已经普遍认识到，《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法》是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定海神针，彰显了大陆国家治理的强大制度优势。主动融入历史发展大势，从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对于台湾未来以及台湾同胞福祉的深刻意义，才是岛内执政党的正确选择。（作者 徐晓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夏经纬网专稿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