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忧心岛内教育"史观":如果连"我是谁"都困惑

“行政院长”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复慰安妇问题时说,“有些慰安妇是自愿,有些是被迫”,台湾《联合报》7日针对台湾教育“史观”议题发表社论指出,林全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没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自愿说”到底所为何来?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是什么史观?如果每8年政党轮替,教科书就要来一次史观的大翻盘,如果台湾人连“我是谁”都充满困惑,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观分析、反省批判乃至创新发明的能力?

 

社论摘编如下: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是,回顾近年台湾的教育政策和改革,除了“松绑”二字,不见注入新的时代或文化价值;就连争议激烈的课纲,似乎也只剩各说各话的“史观”分歧,别无其他。如果每8年政党轮替,教科书就要来一次史观的大翻盘,如果台湾人连“我是谁”都充满困惑,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观分析、反省批判乃至创新发明的能力?

 

这次的课纲争议,主要是马当局时对课纲“微调”所引发;其中,又以历史课纲中关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定位为主要焦点,这当然又与蓝绿政党各自的“统独”立场有关。问题是,就课纲而言,我们要如何撰写及面对历史呢?是要隐藏自己的失败、夸大自己的成功呢?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历史移花接木进行美化或丑化呢?除了尊重多元的历史记忆,还有什么其他可贵的价值呢?

 

事实上,课纲审议的重点,不应只是多元史观的平行呈现,也不只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更要检视论述逻辑是否严谨,是否与现实社会的观察圆融契合,是否前后没有矛盾扞格。如此,才不至于写出一套颠倒是非、破绽百出的课纲,把孩子弄得一头雾水,又达不到教育的功能。

 

现代社会永远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教育不是要把这些庞杂的见解灌输给孩子,而是要训练他们有自行梳理、分析的能力。台湾社会之民粹,就在于政治人物几乎没有能力在思辨深度上说服别人,最后只好沦为“轮流向不同群体道歉”的形式。

 

“行政院长”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复慰安妇问题时说,“有些慰安妇是自愿,有些是被迫”,这样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没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表面上看,“有人自愿、有人非自愿”当然是可能并存的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也是两种平行的多元史观;但稍一深思,便知不是如此。

 

借高利贷的人几乎都是“自愿”去借钱的,而“民法”205条之所以禁止自愿借款的高利贷,就是因为当事人自己所谓的“自愿”,背后往往背负着许多违反基本人权的无奈。所谓“自愿”,应当是指人在拥有充分自由的情境下,说出“我愿意”三个字;但是,借高利贷的人往往却是处于极大的经济压迫下,所以不能接受“借高利贷是自愿”的观点。

 

同样的道理,在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被殖民者的人权是受到压迫的,他们并未被赋予“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也因此,即使当他们声称“我愿意”时,代表的恐怕是一种心痛的无奈,或者根本未曾意识到自己有拒绝权利。尤其是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被殖民的台湾底层妇女,要说她们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抗拒日本军方的强征,恐怕值得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强称慰安妇有多少人属于“自愿”,有什么人道史观的根据?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可以用新的观点来检视并反省历史。但日本的殖民统治或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都不会因此而减少其错误之责任。在人权价值面前,也不会因为有人说慰安妇是“自愿”,让日本的侵略与强征作为合法化;那么,林全的“自愿说”到底所为何来?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又是什么史观?

 

学生要审查课纲固不可思议,但政治人物自甘浅薄,贻误教育,实更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