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中日两国都曾红极一时的明星

2014年9月7日，抗日战争时期著名艺人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在日本东京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李香兰去世之后，老上海的“七大歌星”尚健在的只剩姚莉一人。

 

天海佑希、上户彩、许玮宁……屏幕上曾有过多个李香兰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常常忘记了她在离开上海滩后还活了那么久，甚至忘记了李香兰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她已经变成一个符号，承载了历史的不同面相。

 

在战时的中日都红极一时的明星

 

先从李香兰的名字说起。她有好几个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一段历史。

 

1920年2月12日，李香兰出生于奉天省北烟台(今辽宁省灯塔市)，祖籍日本佐贺县，本名山口淑子。她出生于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父亲叫山口文雄，后任职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公司。

 

山口淑子在抚顺度过童年，讨厌算数，喜欢音乐，在父亲的教育下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1932年，12岁的山口淑子亲历“平顶山惨案”。中国矿工的被屠杀让她终身难忘。这次事件，亦成为其父山口文雄的人生转折点。因为和中国人的亲密关系，他被日本当局怀疑有“通敌行为”，只能无奈举家移居奉天。

 

1933年，她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收为义女，起中文名为“李香兰”。同年，李香兰患肺病，后经俄罗斯好友柳芭推荐，拜俄罗斯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学习花腔女高音，曾在满洲国的流行歌曲大赏赛中获得头奖。李香兰亦为天津市长潘毓桂义女，曾以潘淑华之名义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就学，1937年毕业。然而李香兰也好，潘淑华也好，她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世;说得一口非常标准京片子的她一直被当作地道的北京人。

 

然而从这时候起，李香兰已开始困惑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她在自传《此生名为李香兰》中写道，有一次她受好友之邀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发现那是一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集会。领头者发问道：“日军捏造了伪满洲国，从东北在向这里逼近。假如日军越过北京城墙打进来了，大家都怎么办?”面对这个质问，李香兰的回答是：“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她而言，日本是“祖国”，而中国则是“故国”，站在城墙上被任何一方打死或许是唯一合适的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电影也因此产生了一个怪胎——日本占领当局直接操纵与控制下的沦陷区电影。1937-1945年，看似一片空白的中国影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1937，李香兰毕业于北京翊教女子学院。由于在电台所演唱的中国歌曲轰动一时，被“满映”(全称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又名满洲电影股份公司)发现。1938年6月，李香兰被聘为“满映”特邀演员。

 

1938至1940年间，她相继拍摄了《蜜月快车》、《富贵春梦》等影片，这几部影片多为“满映”的国策片，政治上宣传“五族协和”，是为赤裸裸的宣传品。然而由于李香兰的天资聪慧及形象出众，这些影片很快在日本走红。和她同时代的明星周璇、白光、陈云裳一样，李香兰能歌能演，较之早她十年、只会演不会唱的影星胡蝶、阮玲玉来说更为多才多艺。

 

1920年2月12日，李香兰出生于奉天省北烟台(今辽宁省灯塔市)，祖籍日本佐贺县。

 

在《大陆三部曲》中，李香兰塑造的天真的、爱上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孩形象，正好满足了日本观众对中国充满优越感的想象。

 

对于日本人来说，她是最理想的“中国”或者说“满洲国”女性代表——聪明美丽，形象健康，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些影片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而此时的李香兰，已经因为扮演“中国人”入戏太深而对自己的身份更为混淆。在《万世流芳》的记者会上，曾有年轻记者质问她作为中国人为何接拍辱华的《大陆三部曲》。李香兰沉默已久，回答：“那时候二十岁都不到，还不懂事，犯了错。我现在非常后悔，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我。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

 

这只是李香兰演艺事业中的小插曲。以1942年为界，之前的她在日本红过在中国，1942年之后她在中国亦成为当红明星。

 

1942年，李香兰离开“满映”来到上海。一部以林则徐禁烟为背景的《万世流芳》和当时的另一部影片《木兰从军》一起被解读为借古讽今的爱国题材影片，从而大红。作为战时唯一一个在侵略(日本)与被侵略(中国)的两国都受到欢迎的女星，李香兰是一个特例般的存在。

 

相比李香兰的电影成就，她的音乐更为人所记得——《渔家女》、《昭君怨》，以及鼎鼎大名的《夜来香》。

 

李香兰演唱的《夜来香》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版本。当时上海滩的歌星很多，受过专业美声训练的却很少。李香兰是上海滩第一个混合花腔女高音和通俗歌曲的演唱方式来演绎时代歌曲的歌手。她的作品有很强的艺术歌属性。李香兰亦是一个用功的歌手，在与黎锦光、陈歌辛、姚敏等音乐家的合作中总是先和他们充分沟通，再进棚录音。

 

噩梦醒来之后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多达七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并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令人意外。

 

日本败退后，李香兰被判为“汉奸”入狱，命悬一线之际，童年朋友柳芭为她带来证明日本人身份的出生纸，才使她得以“山口淑子”的身份被遣送回日本。乘船离沪那天，受到很大惊吓的李香兰躲在船舱厕所不敢出来。汽笛响起，她听到广播里在放她所唱的《夜来香》，回荡在黄浦江上。

 

李香兰侥幸活了下来，她传说中的恋人刘呐鸥和“哥哥”川岛芳子却没有。日本杂志《东京人》载过名为《李香兰所见到的摩登上海》的访谈，李香兰说：“刘呐鸥被暗杀的一九四零年九月的那一天，我和刘呐鸥约好在派克饭店等候他，但是不管怎么等，他都没有来。”

 

在上海期间，她的另一段感情和音乐家陈歌辛有关。在陈歌辛的儿子陈钢的一篇文章中，他记下了李香兰曾对她说过的话：“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二人的故事不得而知，李香兰亦未在自传中着丝毫笔墨，却在与陈钢的见面中一首一首的回忆陈歌辛为她写的歌，比如《海燕》和《忘忧草》。

 

1946年，九死一生的李香兰回到日本。当时的她不想再用“李香兰”这个名字，却迫于生计继续以这个名字赴港为邵氏影业拍片，毕竟邵氏看重的是“李香兰”三个字的价值。这些影片多为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回到日本之后，李香兰拍的也是爱情片。后来她赴好莱坞发展，当地媒体问她：“你来有什么想学的吗?”她答：“我想学吻戏。”

 

好莱坞归来，她再为邵氏拍摄《一夜风流》的时候，吻戏已经落落大方不在话下了。

 

1959年李香兰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再婚，中止了跌宕起伏的演艺人生。婚后改姓大鹰的她，在1969年圆了记者梦，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前往越南、柬埔寨、中东等战争前线，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风云人物。

 

此后她投身政界，1974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连任3届，为日本的外交事业奔波世界各地。

 

李香兰曾在自传中说过：“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恶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或者加以说明解释，也是幸福的。”

 

还好，李香兰活得够长，历史给了她这样的机会。

 

1978年，李香兰曾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来华访问。同年8月，她含着眼泪看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

 

1981年，李香兰邀请黎锦光赴日，一起修复整理一批当年从上海运至日本的老唱片。当年日本即将战败，资源紧张，遂运了一批上海的唱片赴日以做弹药。后日本战败，很多唱片来不及被回炉重造，于是才有了后来修复的机会。

 

1992年，为庆祝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四季剧团根据李香兰自传改编的音乐剧《李香兰》来华演出，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剧中李香兰被塑造成一个“历史的牺牲者”，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音乐剧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最终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2004年，84岁的李香兰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她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了解她的命运，借此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2005年，李香兰发表长文，劝诫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

 

中日和平，是曾希望“站在北京城墙上”面对两国战争的李香兰一生的愿望。

 

(注：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石川、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副主任王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