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雷雨》遭笑场的背后

话剧《雷雨》剧照

北京人艺公益场话剧《雷雨》遭笑场，在剧中饰演周朴园一角的著名演员杨立新在微博上表达不满，随即在网上引起热议。这起舆论风波在“表演hold不住”的个别观众吐槽和“年轻人对经典缺乏尊重”的主流立场之间纠缠，因为囿于剧目和表演本身，一开始并没有超越出剧场而在文化维度上打开纵深。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剧场现象。

北京人艺对艺术创造的笃定追求和不懈努力有目共睹。作为其保留经典剧目，话剧《雷雨》久经磨砺，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它的演剧风格。即便用现在的眼光看，话剧《雷雨》的剧本文本经得住推敲，其舞台呈现也充分体现了主创主演的严肃和诚意。笔者看过北京人艺多个版本的《雷雨》，包括杨立新参演的这个版本，其中虽有可改进的地方，但基本没有失当之处。从这个角度讲，其遭遇笑场，自然让人诧异，也难怪杨立新会情绪激动。

在一些观众的反映中，被列入“笑点”清单的有：周萍见到父亲就“鸡飞狗跳”，在繁漪面前的手足无措，冒雨到四凤后窗伴随一声霹雳带来的惊悚，等等。这些细节作为一个悲剧的构成，可以说是角色懦弱性格的写照。但在被再度讲述之后，笔者也不禁走神了。周萍的怯、嫩和缺乏担当，让笔者不由地想起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里的那个尹天仇。严肃并没有离去，但在命运无常的小人物的现实观照中，一端已然浮起，另一端却还在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式字正腔圆地演绎一个似乎“活该如此”的悲剧，笑得有多么心酸。

在讨论此次《雷雨》遭笑场的事件时，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失落。如此大而无当，笔者不认为有任何建设性。在笔者的偏执里，能到剧场看戏的人，要不是骨子里有一定的人文诉求，最起码在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是有积极的标尺的。笔者更愿意认为，笑场并不是表演出纰漏，也不是观众素质差(公益场有许多大学生)，而是接受语境造成了一场误会——太多诸如“小三”“伪干爹”等有违伦常的现实“小品”，太多纯洁的真话变成了被污染的谎言，让剧中人命关天的人物纠结变得稀松可笑，再难在观众的脑海里搭起悲剧的框架。周萍似乎一开始就“活该如此”，他的一切作为，在接受语境的酸楚中无不被潜意识里的激愤变成笑料。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话剧《雷雨》遭笑场，确实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它的“笑点”不是“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是“有价值的东西”被现实语境架空后角色的挣扎显得无用、无能。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恰是价值、伦理乃至正常的人际关系被荒诞化后的无奈。“笑”像是自嘲，很大程度上却反映了一种价值退隐到私人领域后的伪装情绪。只有隐身在大众娱乐的语境和氛围中，那些可贵的价值和道德准绳才是安全的。

文化语境失衡，可以说是此次话剧《雷雨》遭笑场的根本症结所在。如果说荒诞化的现实“小品”是解构传统价值和伦理的罪恶之源，多元文化冲击无疑是造成失衡的催化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断在各艺术领域的实践和运用，造成了新的文艺面貌，但在与互联网、大众娱乐结合的过程中，其积极的部分不断被剥离、抽空，成为娱乐至死的工具。笔者看过不少借助影视作品片段剪辑的搞笑视频，其中有解构经典、反讽现实消极面的，也有诸如“臣妾做不到啊”的游戏乃至恶搞之作。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众之心往往隐匿了独立人格，也让观众很容易为大众娱乐所裹挟。在深受无底线的大众娱乐影响下，观众走神或笑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世故圆滑和不正常的。

“可以理解”并不代表可以接受。从剧场文明的角度讲，笑场无疑是不应该的。有人说，有的外国经典剧目从来没有出现过笑场的现象。在笔者的理解里，这可能跟“外国”造成的异域印象和审美距离有关。因为现实之切近、本土经典被恶搞的娱乐烟幕挥之不去，这是观众对话剧《雷雨》走神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问题不是给笑场的观众上纲上线，关键是如何让“可以理解”变成观众和舞台的双向互动。话剧《雷雨》遭笑场，折射的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即个别荒诞现实与过度娱乐化造成对正面价值的扭曲表达;也是一个严肃文艺考量得失、接受挑战的契机。毕竟，教育观众、营造良好的文化语境也是艺术家的担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