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阿滕伯勒：他用20年让《甘地传》成为经典

理查德·阿滕伯勒 (Richard Attenborough)，1923年8月29日出生于英国剑桥，2014年8月24日在伦敦去世

 

继本月《死亡诗社》的“船长”罗宾·威廉姆斯去世后，《侏罗纪公园》中的白发科学家哈蒙德博士(理查德·阿滕伯勒饰演)也离开了。英国著名导演、演员、制作人理查德·阿滕伯勒于伦敦当地时间8月24日中午时分去世，就在其即将迎来91岁生日的前5天。

 

对许多人来说，理查德·阿滕伯勒这个名字永远与战争电影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作为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国军官，也许是一个爱抱怨的海军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决定果敢的长官。他凭借诸如《大逃亡》中的少校罗杰等富有魅力的硬派角色在早年成名。这位从影60余年的电影人一生多产，曾参与导演、制作和演出的电影超过70部，其中1982年执导的电影《甘地传》为其在次年的第5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横扫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8项大奖。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推特中这样说道，“他在《布莱顿硬糖》中的演出精彩绝伦，他所执导的《甘地传》更是出彩非凡——理查德·阿滕伯勒是最伟大的影人之一。”

 

自嘲出道初期

99%角色是垃圾

 

1923年8月29日出生于英国剑桥的理查德·阿滕伯勒很早就展露出表演天分，12岁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父亲是莱斯特大学的校长，并不支持儿子投身表演事业。1941年，阿滕伯勒报考英国皇家戏剧学院，他的父亲要求他只有考取奖学金才可以去求学，阿滕伯勒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如愿，同年即以职业演员的身份首演舞台剧《大荒野》。在早年的舞台生涯中，阿滕伯勒和妻子都曾在伦敦西区出演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舞台剧《捕鼠器》，这一剧目至今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

 

二战期间，阿滕伯勒应召入伍，服役于英国空军电影组，经过长时间的飞行训练，他多次参与任务拍摄后方炮手的位置，从而记录轰炸机司令部出动架次的结果，但也就是在那一时期，他的听觉受到了永久性损伤。

 

阿滕伯勒第一部电影的角色，是1942年应英国大作家兼电影明星诺维卡华纳之邀，在电影《我们为之而战》(In Which We Serve)中饰演一名擅离职守的海员，之后的几部影片他都没有摆脱这类游手好闲的胆小鬼形象。经过五年类似小角色的历练，在改编自格雷厄姆·格林同名小说的电影《布莱顿硬糖》中，阿滕伯勒饰演Pinkie Brown一角，并凭借该角色在全英最受欢迎男演员的投票中获得第六名。阿滕伯勒自己回顾早期电影生涯时曾鄙夷地表示“我饰演的99%角色都是彻底的垃圾”，不过青年理查德·阿滕伯勒的确凭借“量的积累”实现了之后电影生涯“质的飞跃”。

 

上世纪50年代，阿滕伯勒曾参演几部喜剧作品。1958年，他与布里安福比斯合组了独立的制片公司。两年后即推出《静默的愤怒》。1963年，他在众星云集的电影《大逃亡》中扮演了逃亡联盟的首领英国皇家空军中队队长Roger Bartlett，这是他在主流好莱坞电影中的首次亮相，也借此拓宽了演艺生涯。在随后的1960年代，他参演了包括《雨天祭神》(Séance on a Wet Afternoon )和《凤凰劫》(The Flight of the Phoenix)在内的多部影片，前者为他赢得了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演员的头衔。1967和1968年，他更是连续两年斩获金球奖电影类的最佳男配角。1970年代阿滕伯勒塑造了许多冷酷无情的银幕形象都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包括1971年《瑞灵顿街10号》中的连环杀手和1977年的印度电影《棋手》中的冷血上将。

 

在2003年接受《卫报》采访时，阿滕伯勒曾说，“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都不是个天才，我的学识很有限。对于我认知体系以外的事物我无法控制，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急躁不安。我常常对自己没有念过大学而感到烦躁。我当然希望听到赞誉，我是个好的电影导演，但我绝对算不上是杰出的导演。”

 

用“全球视角”诠释甘地

 

阿滕伯勒在导演身份上是自谦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加冕证明了他的“杰出”。作为他的导演代表作，《甘地传》的筹备长达20年之久。这部电影展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印巴分治等20世纪历史上的大事。

 

1962年，阿滕伯勒读到甘地的传记，就立即被甘地的故事吸引，决心把它搬上银幕，自己出任制片人和导演。

 

阿滕伯勒曾回忆，在开拍之初，没有一个制作人愿意投资一部关于甘地的故事，因为这个主题太没有商业价值了——早在1963年由当红影星Horst Buchholz饰演刺杀甘地凶手的好莱坞电影《Nine Hours to Rama》就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制作人要求要有明星参演，但我坚持不用任何一个已经成名的演员。制作人确实说过，如果我起用理查德·伯顿来饰演甘地就会得到资助。”

 

通过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的介绍，阿滕伯勒专程赴印度拜访当时的总理尼赫鲁。尼赫鲁认真听取了阿滕伯勒的想法，表示同意和支持，但他也只能送给导演一句话：“不管你怎样拍，别神化他就是了，因为他已伟大得没法再神化了。” 最终阿滕伯勒采用了一种传统、质朴的手法展现甘地的一生，契合甘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气质特征，造就了一部足以载入影史的经典。

 

至于演员人选，阿滕伯勒坚持让英印混血的舞台剧演员本·金斯利挑起大梁，这位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员凭借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第55届奥斯卡影帝的称号，也就此展开了电影生涯。那一年的奥斯卡，《甘地传》共获得11项提名中的8个奖项，并且直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上映，这部电影都一直以5270万美元稳居票房冠军。除了来自奥斯卡和票房的双重认可，《新闻周刊》的电影评论员Jack Kroll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是“高超智慧与情感冲击的融合”。

 

然而，批评也接踵而来，一些评论家称阿滕伯勒只是以拙劣而自负的视角描绘了印度的悲惨世界。同时他们也指出，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甘地复杂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与子女的疏远、为证明自己对于独身主义的誓言而邀请女性同床的独特习惯。

 

对于几十年来倾其所有、花费2200万美元来筹备这部电影的阿滕伯勒来说，他认为过滤掉这些“癖好”是必要的。“我可不希望我的电影只是艺术室里放映给几个人看的，”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曾这样说过，“当你对一部电影投资了很大一笔金额时，不论你试图表达什么都应该有一种全球视角。”

在得知阿滕伯勒去世的消息后，《甘地传》的主演本·金斯利说：“我将深深地怀念理查德。他给予我全然的信任来完成他20年来的梦想。当他选中我饰演甘地这个角色时，我也回报给他完全的信任和由衷的敬爱。”

 

曾有机会在阔别50年后

重返舞台

 

他的电影总是关注着大时代的变化——政治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作用与影响，无论是讲述极度恐慌的《哦，战争，可爱的战争!》，结束印度殖民统治的《甘地传》，抑或面对亲人死亡的《曾经深爱》，他独特的风格和对历史题材的把握折射出和太平盛世全然不同的人性光辉。阿滕伯勒说，“我着迷于人在必须面对的重负和困难之下，人类的哪些行为是真正重要的，人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尊严。我认为尊严是极其重要的。”

 

晚年的阿滕伯勒面对电影工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感到适应。他在一次接受《Timeout》杂志采访时回忆，“50年前，我们有类似杰克·华纳这样的领袖领跑整个电影工业。他们看一眼剧本就能告诉你 ‘是的，我们能做这件事’。然后不需要借助谁，就把一件事完成了。但是今天这个行业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我需要去找到一个电影工作室的负责人，并且说服他能够投资我的电影。而得到的回答会是，‘我介绍我们做市场的人给你，分析这部电影的可行性。’”而阿滕伯勒对这样的电影工业运作感到沮丧，“关于主题或者电影本身，他们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都给不出，用激情、创造力和情绪影响一部电影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电影工作室对我来说像地狱，并不是因为这些制片人的水平‘狗屎’，而是因为他们大多不过二十三四岁，他们太年轻了，从来没有真正站在摄影机前，他们不懂如何将他们的想法用电影的方式创造出来。”

 

不可否认阿滕伯勒是一个“老顽固”的电影人，出生于早期的电影工业时代，接受“老掉牙”的电影教育。无论对于他的电影你持何种观点，尤其是《甘地传》开头镜头回放甘地葬礼的镜头，在当时是惊艳的。这种镜头的真实感拥有后来的电影技术所无可达到的力量，尤其是数字技术大行其道之后。“我不喜欢电影技术的进步，”阿滕伯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沮丧地说，“我总是在电脑图像构建的视觉奇观中感到有所缺失，只用眼睛看而不走心的东西只是重复。”阿滕伯勒渴望回到一个更有血肉的电影审美时代中，“事实是，过去为了战争场景我们真的试过在一个银幕上塞满40万人，我相信那是一种真正有质感的震撼。我不喜欢听到别人对我说，‘现在全凭电脑就能轻松做到这点了’，我喜欢真实的质地。”

 

阿滕伯勒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在工作。2008年《卫报》记者对其进行采访，当时他正收到一份邀请，打算在告别舞台50年之后重返舞台。他看起来生活积极、思想乐观。但事实上，如果你知道这些年他的生活，你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压抑着巨大的悲伤——2004年12月，他的女儿和孙女在亚洲的海啸中丧生。

 

但同年，阿滕伯勒意外摔下楼梯，自那以后就长坐轮椅。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妻子一同住在疗养院中。

 

阿滕伯勒同时也是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终身名誉主席，俱乐部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沉痛的悲伤。“他一生在事业上功成名就，同时也能为他所热爱的生活倾其所有，其中之一就是切尔西。在过去的70年间，他的人格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俱乐部的个性之中，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他一直是一股坚定的力量，陪伴我们见证荣耀，也走过低迷。”俱乐部官方确认，在本周六与埃弗顿的比赛中，切尔西的球员将会佩戴黑纱以纪念理查德·阿滕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