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我不接受任何部门的命题作文

李鸣生: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无所谓谁代替谁,就像卖土豆和洋芋,就看谁比谁吆喝得更响。

 

本届鲁迅文学奖,阿来作品《瞻对》进入报告文学组获得零票。除了评奖机制和规则,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文体之争或许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本报记者采访了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历史奖得主解玺璋,以及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

 

两者都不能虚构

 

新京报:你之前是否阅读过报告文学?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

 

李鸣生:阿来的《瞻对》和陈启文的《命脉》都是不错的作品。

 

解玺璋:这么说不是说报告文学没有出过好作品,我印象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都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先生的《五一九长镜头》。我自己在当时也写过报告文学,如《悬丝之剑——北京电力忧思录》,还获得了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一个偏重报告,还是偏重文学的问题。大家常说,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那么,报告与文学的比重也应该是三七开。

 

新京报:在你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区别在哪里?

 

李鸣生:就我30年的写作体会和目前的认知水平而言,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在本质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二者无论是写人、写事还是写问题,都必须遵循一个铁的原则:真实,不能虚构。如果一定要说二者有何不同,那就是叫法不同而已。有人说非虚构文学是作家个人视角的写作,是作家独立的写作。报告文学一样,我本人有五六部长篇就是个人视角的写作。

 

解玺璋: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叙事者在叙事中如何对待“虚构”,这里可能会涉及叙事立场、叙事态度、叙事角度、叙述方式,等等。非虚构很明确,它是“非”虚构的,我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指它不是虚构,二指它不赞成虚构,对虚构是持“非”的态度的。报告文学则不同,它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报告无疑是不能虚构的,但文学却并不排斥虚构,于是,又是虚构,又是不能虚构,协调起来就很困难。有人说,这里有分寸问题,但分寸如何把握,其实很难。

 

独立写作才是重要的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使你选择了现在的文体?

 

李鸣生:我的概念中,从来没有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我只有真实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主题,我会确定不同的叙事视觉、故事结构和叙事风格,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固定的规矩和概念。

 

解玺璋:我写《梁启超传》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这是人们在看到成书之后的一种归类,把它归入了非虚构。现在想来,可能是传记这种文体对我的约束,对我来说,这种约束倒是相当自觉的,是自我约束。再有,大学的新闻教育和几十年新闻写作实践,也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写自己看到的,新闻写作不能虚构。所以,我写《梁启超传》就以阅读资料入手,这就相当于我们当记者时的采访,当然是越细越好,材料掌握得越多越好,写个千字文,有时也需要万字的素材。我这么说有点像个材料控,但的确是这样。

 

新京报:作为部队作家,你的报告文学写作有多少是“命题作文”?如果有这样的写作,你得到了哪些便利、帮助和资助?

 

李鸣生:我几十年来一直是坚持作家的独立立场,独立写作,不接受来自任何部门的“命题作文”,包括军队。当然,有个别题材具有行业性,但必须得到我的认可,我愿意写并认为可以把它写成一部作品,我才会去写。必须承认,这中间有的是会得到采访条件和住宿、车辆上的帮助,稿酬上也会高一些。

 

报告文学短时间不会消失

 

新京报: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而报告文学则节节败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鸣生:目前所谓的非虚作品和作者,都大大少于报告文学。要说败退,整个中国传统文学都在节节败退,报告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我们要区分作品和文体的概念,报告文学作品肯定有节节败退的,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解玺璋:这种情况要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甚至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约翰·巴思写作《枯竭的文学》是在1967年,早在他之前,有人就已提出,如果说小说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但约翰·巴思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像是已经死亡。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这里。文学既已如此,依附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又怎能相安无事呢?何况,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能和80年代的报告文学相比,如果说当年的报告文学还能有一点非虚构的精神的话,那么,如今的报告文学早已不具有当年的风采。

 

新京报:你认为报告文学是否应当用非虚构取代?

 

李鸣生: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无所谓谁代替谁,就像卖土豆和洋芋,就看谁比谁吆喝得更响。当然,同是中国一个市场,有个权威部门出来统一挂牌最好。我本人对此无所谓,叫什么都行,我只看作品的质量。称谓不分好坏,作品才见高低。

 

解玺璋:任何一种文体被新的文体所取代,是社会发展演变的结果,生产总是和需求相关,需求没有了,生产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人为地说谁可以取代谁,都有点轻率。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弘新京报制图/高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