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留学时喜欢读什么书？

前些年，有位师长说曾与钱钟书昔年清华外文系同窗某先生晤谈，提到钱的外语能力，那位老先生摇头说：他没有学过意大利语，他哪里会意大利语呢。我当时听闻后即感奇怪，难道后来去学就不算了吗？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第一辑三册，影印了钱钟书留学时代共十本读外文书的笔记。我匆匆翻览一过，觉得内容虽然也极为丰富，但还是显露出一些青涩的痕迹，与《中文笔记》所存最早部分也看起来颇为内行的状态完全不同。比如法、意、拉丁语言的有些引文旁写出了英语译文，比如抄读“来屋拜地（Leopardi）”的《思想集》（Pensieri，1837）笔记（抄原文附以英译）之末，有意大利语读音规则的简单记录。这些倒是更觉真切可信，假如开始读薄伽丘《十日谈》没用英译本，或是读但丁《神曲》的笔记之末尾有现代意大利语读音的学习笔记，那才真让人觉得奇怪了呢。我们还看到，他这时读Robert Burton《解愁论》拿的是节选本，接触萨福和卡图卢斯的抒情诗集用的也是比较通俗的英译本。

读书笔记的影印可破除不少神话，让我们领略庞大的学术工程是如何累积建筑的。第一册“饱蠹楼读书记”扉页日期署1936年2月4日，第二册作1936年3月30日：相距不到两个月，便有满满两百页的抄书内容，可见其勤勉。不过看篇目，我也有些疑惑不解。《听杨绛谈往事》中说饱蠹楼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限，十九、二十世纪的书要从牛津市图书馆去借。可是，“饱蠹楼读书记”这两册号称“提要钩玄”，读的大多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人，甚至说都是当时人的书。第一册最晚至少有Victor Basch那部《哲学与文学的审美论集》，刊于1934年，第二册里的美国作家Burton Rascoe《文林巨擘》，问世于1932年，Oliver de Selincourt的《艺术与道德》是1935年在伦敦出版的。两册笔记中早于十九世纪问世的书，只有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和那套约翰生博士主持的《漫游者》（The Rambler）杂志。我不清楚饱蠹楼的藏书历史，不敢说杨绛记错了。这头两册读书记所显露出的钱钟书，似乎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书并不再着急搜读，没准儿他初到海外，渴求一读的就是那些新近的书，除了补充（更可能是重温）圣茨伯里和白璧德著作中关于晚近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介绍，剩下来就是广泛浏览摘录文艺与哲学的新书了。这个兴趣可以说一直贯穿在留学时代的这十本笔记之中，他关注的大量学者作家，不仅是与之同时代，甚至不过早生十来年的光景，属于刚刚起步的人物。扬之水发表的日记里曾记赵萝蕤晚年批评钱钟书精力浪费在十八世纪英国作家身上，她老人家真该看看这些笔记。

另外，杨绛说她几乎读过《潘彼得》作者巴里的全部小说和剧作，钱钟书只从一部My Lady Nicotine（第二卷，427页）摘了几句话在笔记中；杨绛又说“文学史上小家的书往往甚可读”，提到过John Masefield有“《沙德·哈克》《奥德塔》两部小说，写得特好，至今难忘其中气氛”，Sard Harker见于笔记之中（第三卷，362页），也是草草抄了两句话而已。这一对“海天鹣鲽”（第一本笔记扉页钤印）读书趣味的异同，说来倒也有意思。

钱钟书写英语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用的好多资料都不见于这十本笔记中。论文说自己受Pierre Martino的书《十七、十八世纪法国文学里的东方》（1906）之启发，笔记中只有此人一部论当代文学的《高蹈派与象征主义》（1925）；又说追随的先驱还有Brunetière，可我们也找不到他论文提到的那部八卷本《法国文学史批评》（简称tudes critiques），只有另外一部四卷本的《法国古典文学史》（第二卷，594-595页，前面抄录了意大利文学史家对文艺复兴时期不同阶段的划分等意见，后文赞同作者对伊拉斯谟的评价，并关注了老Scaliger的《诗学》一书）。关注钱钟书的人应该都注意到他在牛津的师承关系，他学术上的导师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1884-1951）。1930年代后，一些文人学士在牛津组成规模不小的一个团体，名曰“洞穴（Cave）”，典出《圣经·撒母耳上》的“亚杜兰洞”（the Cave of Adullam）故事。成员除了Brett-Smith之外，还有刘易斯（C. S. Lewis）、托尔金，以及Neville Coghill、Hugo Dyson及Leonard Rice-Oxley几位学者，或又添上Coghill的学生Cleanth Brooks、R. B. McKerrow与F. P. Wilson。其中钱钟书的导师和McKerrow都以文本校理而见长，多有校勘整理英文经典著作的成就。Brooks曾云此圈中学人的治学经验有两点，一是关注what the text says而非what the text means，一是好从传记家、文学史家和辞书编纂者的成果中寻求解诗之密钥。前者可理解为对校勘学或修辞学的重视，后者则是功夫在诗外的意思，即从掌故、渊源和语义及语境的变化中研究文学。这些似乎与钱钟书的读书论学方式多少有些关系。对于后来才以《纳尼亚传奇》出名的刘易斯，钱钟书对他的随笔集和学术著作读得比较多，《管锥编》中数引其书；《指环王》作者托尔金也是中古文学的学者，我在翻看《容安馆札记》时偶见钱钟书论及童话故事的Happy Ending，曾引述这位埃克塞特校友发明的Eucatastrophe（谓故事主人公在逆境中突然得以善终收场）概念。至于那位Rice-Oxley教授，据说他正是1937年6月钱钟书送交论文后的考官之一。另外，这个团体名字既典出“亚杜兰洞”，意指大卫之庇护所，旧约中大卫要密谋反对扫罗，据他人考证，扫罗是影射当时英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大人物，牛津墨顿学院（杨宪益在此读书）的教授David Nichol Smith（1875-1962），钱钟书读此人一部《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有笔记留存（第三卷，680-683页）。

我们从笔记中注意到，钱钟书留学期间还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尤其是一些新出版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这些研究往往与文学所体察的问题相关，故后来谈诗论艺时他对此能大加阐发，使用过诸如“反转”、“测验法”、“投射”、“同时反衬现象”、“疲乏律”、“补偿反应”、“通感”、“愿望满足”、“白昼遗留之心印”与“睡眠时之五官刺激”、“比邻联想”、“意识流”或“思波”、“失口”、“反作用形成”、“抑遏”、“防御”、“占守”等术语。我们由其早期所读的相关书籍来看，他使用这些术语是有一个长时期、广范围之准备的。

正经论著里的出处往往在此还寻见不得，写游戏文章的材料倒是一查就得了一个。在第八本笔记中，他读J. Barbey D'Aurevilly的Les Diaboliques六篇，我们想起《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引过一句“火烧不暖的屁股”，这见于第五篇，果然在此抄着法语原文，可译作：

“尽管地狱暖烘烘，鬼臀依旧冷冰冰”，——据那些在黑弥撒中与之交合的女巫们说。

钱钟书一定对自己读过此书而得意不已，文章中的“钱钟书先生”就这样恭维“魔鬼”：“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他抄书贪多求快，遇见有趣的掌故来不及详记原文，就干脆以汉语文言概述。比如《魔女记》第六篇记La Duchesse D'Arcos de Sierra-Leone：

西班牙最贵妇，platonically爱一人，其夫知之，当面命黑奴杀此人，剜心掷二狗食之，必辱之也。女求食心不许，与狗争。愤出亡法国为妓，亦以辱其夫也，求生梅毒，果然。

不知是牛津教授圈子的学风使然，还是钱钟书自己也酷爱掌故轶闻呢，笔记中出现了好多传记、回忆录和掌故杂俎的书。比如王尔德同性情人Alfred Douglas曝露隐私的自叙、斯威夫特身后被公开的秘密情书、爱丽丝·梅内尔（Alice Meynell）之女为她写的传记等。他还注意大作家身边之小作家的表现，比如雪莱之密友、伍尔芙之父、马修·阿诺德之侄女婿、叶芝之心腹这类人物的书或传记，他也有兴趣一观。至于像当时正活跃的布卢姆茨伯里派诸多成员，我们都可以在读书笔记中找到他们的踪影。交游极为广泛的弗兰克·赫里斯（Frank Harris）那卷帙庞大的名人交游丛录《当代群像》（Contemporary Portraits，有五编），钱钟书在此两度抄读。其中说老相识萧伯纳“面孔瘦削多骨，缘于凡事爱追根究底”（a long bony face corresponding to a tendency to get to bedrock everywhere）；又如记达尔文走红之时，身边为一众聒噪女士所包围，好似蜜蜂凑在一碟子糖块上，问他如何避免再从人退化成猴子；还说卡莱尔“无色欲，故不知美感。其妻以此郁郁而死”（钱氏以中文简述）。赫里斯那著名的禁书，充满了露骨描述的自传，还被称作“西洋《金瓶梅》”的，不知道钱钟书读过没有。

Richard Le Gallienne的《浪漫的九十年代》这部回忆录也是充满了八卦，钱钟书忍不住拿中文记录的，比如说“Spencer与人辩不合必至气厥，ear-clip无用，与人语而喜亦然。命老妇弹琴以解之”，看到就令人忍俊不禁。Arthur St. John Adcock的《今日格拉布街之诸神》（Gods of Modern Grub Street，1923），是名记者写的当代文坛掌故书，其中钱钟书摘录了对约翰·布肯（John Buchan）的一段描述，说“此一平庸之苏格兰人，偏偏怀有不可救药的感伤之心”云云，钱钟书那时真爱翻读布肯的小说，目录中频频出现，然而一般不过只是摘录一两句有趣的描述或对白而已。其中Greenmantle（1916）那本小说就是《三十九级台阶》的续篇，笔记下面画的两张人面草图，应该是钱钟书在揣想小说家所谓“slept like logs”的样子。

钱钟书到了英国，对英语作家善讽刺、诙谐之人物多有留意。他读了幽默小说家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编选的《一个世纪的幽默》，似乎有些不满，以英语评论，大意谓此集等于是把好作家的坏故事集在一起了。他以打字机完成的笔记，有一则读Punch杂志的幽默作家Thomas Hood自选集（第二卷，214页），其中论再婚，谓此遭遇鲜有境况改观者，好比独裁政府二次鼎革，第一次还是白银，再度就成了黄铜了。他更喜欢的一位Punch作家是Frank Anstey，笔记中五六次出现此人的作品，但大多只有摘录零星几句话。有一处（第三卷，269页）说：一位诗人是个强壮的运动员青年，虽则他留着长发——要么那头长发倒是个意外事件，好像力士参孙的情况那样。

钱钟书要是没读到赫里斯《吾生吾爱》，心里一定觉得痒痒的。他能顺手给吴组缃开黄书单子，这时自然也想必乐于在单子上再添几笔。他读到庞德翻译的Remy de Gourmont《爱之博物学》（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ove），记下两个术语，一是“Zoerotism”并附中译文“人兽交”，一是“Scatophilia”（嗜粪癖），又记“spider雌交尾未完食雄”。我们从笔记中知道他至少读过两部Victor Marguerite的法文小说，其中一部就是使作者丢了荣誉勋章的惊世骇俗之作，《单身女孩儿》（La Garkgonne，1936）。钱钟书在笔记中罗列其“immoral descriptions”，其中有“男人在戏院中手淫女人”、“杂交野合”以及“玻璃房子（Chambre de glaces），女子狎妓同性交”等“罪名”。

第一辑简介中关于第二本笔记的拉丁语格言，“nulla dies sine linea, qui scribit bis legit（没有一天不写一行，谁写，谁看两遍）”，那本来是两句话，不该放在一起的。前句出自老普利尼所引画师Apelles之遗言，谓无日不动笔也，原是画笔，这里可引申为抄书之笔；后句则是中古拉丁俗谚，可译作“动笔胜似两回读”。前言说钱钟书后来的笔记有题作“Noctes Atticae or Notes in an Attic”者，中文版少一“or”字，若译作“亭子间读书笔记”，只是后面部分，前面是“阿提卡之夜”，即钱钟书喜爱的拉丁学者Aulus Gellius的学问笔札之书题。目录中也有些问题：第一卷，John Hay Beith的笔名是Ian Hay，不是Jan Hay；第二卷中把Richard Whiteing拼成了Richard Whitening，法文小说《群山之王》（Le roi des montagnes，1856）的标题Montagnes误排作罗密欧的族名Montagues，目录和页眉标题在450页至468页之间漏掉了Marvin Lowenthal编译的《蒙田自叙》（The Autobiography of Michel de Montaigne）一书和数页英语警句选抄，全当成Logan Pearsall Smith的那本《再细读与反思》（书名Reperusals被拼成Reperisals了）的内容。第三卷，Louis Petit de Julleville的名字掉了一个“de”，W. Pert Ridge本该是William Pett Ridge。今天读者都知道格罗史密思兄弟写的《小人物日记》十分有趣。《容安馆札记》第一九二则，钱钟书回忆昔年在巴黎旧书肆发现这本书的过程，也为人所熟知。钱钟书说，“忆在Hugh Kingsmill, Frank Harris中睹其名”，因此见到就买下来。我们在《外文笔记》第三卷目录中看到这个题目，好奇他为何箧中有书还要抄录。翻看才知，起始页页眉上的“George & Weedon Grossmith:‘The Diary of a Nobody’”并不是笔记的标题，而正是从Hugh Kingsmill为他老东家赫里斯写的那部传记中偶然记下的一个书名，如此就和《札记》所说的吻合了，这册根本没有《小人物日记》的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