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张伯苓办学: 教育救国

1945年,张伯苓(左四)与梅贻琦(左二)、张彭春(左三)、何廉(右三)等人合影

 

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遇事三思而后行,在性格上沉着稳重。

 

梅贻琦非常关心学生,对清华的学子呵护有加。1933年1月6日,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兵锋直指关内,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抗日要求,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此时考试在即,清华学生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梅贻琦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学校发出《告同学书》:……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

 

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人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学生尤为激昂。1936年2月,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仍时不时出现学潮。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学生们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带着大刀队进入校园。当时,叶公超、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这个现实确实给他出了难题。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多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学生曾给梅贻琦作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梅贻琦的“含糊”,是叶公超所谓的“慢、稳、刚”。

 

后来清华迁往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主持校务。在西南联大办学8年的岁月里,梅贻琦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名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民盟的组织。

 

梅贻琦说过,“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梅贻琦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1892年,张伯苓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两年后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发生甲午中日战争,次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当时张伯苓的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搞教育,做个穷教书匠。

 

1904年,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张伯苓提倡“镜箴自鉴”和“考美”。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

 

南开中学除了新颖的西式教育之外,学校管理也十分严格。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校长:“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而张伯苓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

 

张伯苓在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被称作“南开先生”,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梅贻琦的沉稳与张伯苓的执著,均缘于对人才的渴望和护佑,对教育的忠诚和眷恋,为人师表,鞠躬尽瘁,是一种品德,一种精神,令人崇敬,令人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