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五百年祭：种瓜得豆的历史实验

托马斯·莫尔(资料图)

 

大约1516年左右，身世传奇的英国政治家兼社会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写成名著《乌托邦》(Utopia)。

 

它与日后意大利神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1606年前后写成)、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出版)一样，都是近世以来人所共知的“乌托邦主义”(又称“空想社会主义”)力作。

 

也就是说，“乌托邦主义”思潮的萌芽和兴起，至少有500年之久了。

 

但这三本书，以及法国人让·梅叶的《遗书》(1729年)、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以及欧文、圣西门、傅里叶等人的著述，又无一例外，均为欧美思想家们凭空杜撰的一幅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蓝图，隐含着深刻而强烈的宗教意识。

 

且让我们从“乌托邦主义”的典范文本入手，追溯这一思潮惊人变异的最初根源。

 

乌托邦：幸福的海市蜃楼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堪称“乌托邦主义”之鼻祖，其《乌托邦》一书文笔优雅从容，而莫尔本人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傲然本色。他曾经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时期的国会下院议长与首席大法官，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为了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堪称后世之师。

 

莫尔活动于都铎王朝(1485~1603年间统治英格兰王国及其属土)前期，时值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阶段，那是一个高度盘剥和压榨的时代，“圈地运动”“羊吃人”是标志性的时代特征，而当时的英国人也从来没见识过如此的“大场面”。对世俗社会一切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是教会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莫尔作为正统的天主教徒，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乌托邦》应运而生。

 

“乌托邦”一词兼有“完美之地”与“不存在之地”的双重含义。在书中，托马斯·莫尔借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给我们转述了茫茫大西洋中连确切位置都找不到的“乌托邦”岛国的情况：

 

“乌托邦”向全体居民免费供应所有物质产品，居民则通过自己的无偿劳动创造这些财富。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的所需。于是，乌托邦开办了公共食堂，全体居民们在午餐和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便聚齐食堂用餐。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样式，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这种衣服看了令人感到愉快，方便行动，寒暑咸宜。

 

在托马斯·莫尔笔下，“乌托邦”完全是一个同质化、无差别的国家，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他说：“我们熟悉其中一个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因为在地形所许可的范围内，这些城市一模一样。”而且，这些城市的规模也大致相当，居民们不愿意城市扩大，“因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

 

总之，一切都是那样怡然自得，乌托邦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按照莫尔的意趣生活下去。

 

严格来说，乌托邦人的生活与僧侣无异，只能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宗教群体中，离社会化的世俗生活很远。《乌托邦》一书完成后第二年，即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为反对罗马教皇的垄断权威，发起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12年后，宗教改革运动才波及英国。

 

因此，可以想象，在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的年代，传统教会在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势力相当强大，传统教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对这位身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思想家，影响至深。

 

太阳城：天堂中的囚徒

 

《乌托邦》问世后不到100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1568~1639年)为我们贡献了另一部“乌托邦主义”名著《太阳城》。

 

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较为激进，曾多次被捕，前后在狱中度过近三十年，《太阳城》一书即是他铁窗生涯之作。本来，如此的磨难理应让他更渴望个人自由才对，但在该书对政治治理模式的大量描述中，仍流露出明显的极权主义色彩。如果说“乌托邦”还带有松散自治成分，“太阳城”则对全体居民进行了更加极端的全面管制。

 

“乌托邦”是个“国家”，“太阳城”是个城市共和国，因此规模小了很多。不过，康帕内拉笔下的“太阳城”，社会形态与“乌托邦”大致相当。

 

“太阳城”由六个城区组成，最高首脑是一位大祭司，叫做“太阳”，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脑，所有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决定。他手下有“威力”“智慧”和“爱”三位领导人，分别掌管具体事务，城中大事小情，都要由这四个人来讨论，最后非经大祭司批准不能进行。

 

大祭司的职位是终身的，“太阳”能够统治“太阳城”，不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而是他的“贤明”。康帕内拉信心十足地认定：“即便在管理国家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但由于他如此贤明，所以他不会是残酷无情的人，不会犯罪、也不会成为暴君。”

 

而“太阳城”中各级负责人都必须由四个最高级统治者选派，任何人都不能像通常惯例那样，自己出面竞选，而要由相应机构的负责人提名推荐。

 

“太阳城”里统治者对民众的生活，甚至直接干预到了床上。

 

“太阳城”解除了人类由血缘构成的亲情关系，孩子出生断乳后，便按性别交给男首长或女首长抚育。此后，天分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因为生育是“为国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

 

血缘关系的淡薄，缘于“太阳城”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男女的结合不仅不依赖感情，甚至与人原始的欲望毫无关联。女性完全被当作生育工具：“妇女初次与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并且从此失去人们的尊敬。

 

“太阳城”中的居民虽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平等，却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被监视之中。也许康帕内拉认识到，经济平等并不能驯服人的思想，也无法控制人性中的私欲，因而必须加以强力遏制，于是他安排一些身体残疾的人“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

 

“太阳城”实际上是个独裁政体，它的领导人既拥有行政权，也充当法官，甚至执行死刑都不需要职业刽子手，而是“用人民的手去执行，他们把犯人打死，或者用石头砸死，由证人或原告首先打第一下”。真所谓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仇恨和恐怖赤裸裸地交给民众。此外，“太阳城”的居民还要相互检举，自我控告，大家都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

 

乌有乡：暴力革命与反智主义

 

不论是莫尔还是康帕内拉，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莫尔身处社会上层，他看到了贵族们如何对社会底层进行盘剥，康帕内拉来自社会中下层，更多的是被盘剥的经验。

 

而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则借助《乌有乡消息》一书，向人们展示了工业革命引发世界性变革的时期，“乌托邦主义”理想如何随同历史一道前行。

 

《乌有乡消息》初版于1890年，主旨是为了反对美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爱德华·贝拉米问世不久的《回顾》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小说家和记者出身的贝拉米设想，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人类社会将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莫里斯则反对“和平演变”之说。他坚信，进入“乌托邦”世界的具体路径，必将是暴力革命。

 

作为一部小说，《乌有乡消息》的创作技巧远高于《乌托邦》和《太阳城》，有比较生动的情节和细致的场景描绘，更引人入胜，因而更具有迷惑性。

 

有意思的是，身处工业化大潮自欧洲席卷全球的时代，《乌有乡消息》一开始就表达出反工业文明的文化特征。比如，莫里斯认为地铁“乃是文明强迫我们使用而成为习惯的交通工具”。反工业文明的结果，就是彻底回到手工劳动时代，它进一步演化为反智主义。

 

现代知识在“乌有乡”世界里，显得一无所用。尽管此地居民有温文尔雅的风度，有很多的闲暇，他们读过的书却不太多，编辑图书也被当作一种“害人的玩意”。他们甚至对来访的客人说：“你知道这不是发明的时代，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已经替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发明出来了，我们现在满足于采用那些我们认为便利的发明，而把那些我们所不需要的发明搁在一边。”

 

在小说中，整个“乌有乡”国唯一的博学者，就是小说主人翁迪克的曾祖老哈德蒙。而老哈德蒙之所以博学，只是因为他岁数太大(105岁)，身上仍残留着旧时代的痕迹。

 

“乌有乡”的政治形态，是典型形式主义的雅典政制。莫里斯在与老哈德蒙的交谈中问道：“我想你们对于分歧的意见，不管大小，都是根据多数人的主张来解决的吧?”老哈德蒙答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非但如此，莫里斯还进一步认为：“在这种社会里，表面的多数就是真正的多数。”以简单多数来张扬绝对正义，其结果自然是彻底否认“少数人的权利”。

 

莫里斯在书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让老哈德蒙回顾“乌有乡”是如何在暴力革命中成为现实的。莫里斯对议会政治也充满仇恨，在小说中，他多次羞辱性地把议会大厦变成粪便市场。

 

任何“乌托邦”社会成为现实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而物质财富只能通过劳动创造。“劳动创造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但莫里斯却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具体的体力劳动。在整部《乌有乡消息》中，我们无法看见人类的思考和精神的漫游，只有形而上学化的手工劳动。显然，这与他的反智主义倾向是一致的。

 

不过，莫里斯也反对《乌托邦》和《太阳城》两书中所推崇的极端朴素和整齐统一。他鄙视丑陋，强调外表亮丽，所以，“乌有乡”居民个个光彩照人。让人不免有些疑惑：“乌托邦主义”经过400年漫长演变后，换来的仅仅是服饰上的华美?

 

“乌托邦主义”：种瓜得豆的历史实验

 

从托马斯·莫尔，到托马索·康帕内拉，再到威廉·莫里斯，无不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都寄望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但要实现一个以善为目的的社会，却不能寄托于空泛而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

 

500年来，“乌托邦主义”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是一个彻底扁平化、单一化的世界。它所极力倡导的“公有制”，只能存在于小国寡民的农耕社会里，人口不宜过多，物资供给有限，社会结构简单。倘若处于社会结构复杂的工业社会，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管理体系——这恰恰是“乌托邦主义”者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其反智主义态度所无法做到的。很大程度上，“乌托邦主义”者是反对“国家”形态的。

 

显然，到了19世纪末，“乌托邦主义”者们根本无力应付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并对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适时调整，只好简单地寄希望于暴力革命，通过暴力手段、通过对他者生命与财产的强行剥夺，以尽快实现“乌托邦”梦想。“乌托邦主义”的极端发展，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要么则是极权主义。

 

至今为止，从世界范围来说，历时500年之久的“乌托邦主义”及其后续多种演变形态的实践，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源于其内在的重大理论缺陷。但自托马斯·莫尔以来，500年间，“乌托邦主义”者对促进人类社会的平等发展上，依然做出了独特贡献。

 

他们的激情想象，他们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尖锐批判，他们与欧洲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激烈对抗，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资本主义适时调整航向，修正错误。没有他们的天真、执著、善良和幻想，没有他们持续不断的严格监督与严厉抨击，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社会能有如今的模式和状态。

 

但即使时至今日，人们仍须对“乌托邦主义”者的虚幻想象保持适当的警惕，它不过是人类逃避不如意现实的一方迷幻剂。试想想，一个经济上绝对平等，每个人任劳任怨，只奉献而不索取，彻底放弃个人权利，完全听从调遣，乃至被剥夺思想及个体意志的无差别社会，在哪儿能成为现实呢?

 

答案只有一个：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