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后事：沉船之后的人和事

编辑: 陈豪

时间: 2014-12-16 16:31:58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开庭数日后，被告中联公司的股东只剩下周庆云。他本来也有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高飞，但他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决定留下处理赔偿事务。

1949年初，上海黄浦江畔，在码头送行的市民。摄影/Jack Birns

作者：徐天

83岁的周琦琇清楚地记得，1949年1月27日那天是小年夜。

几天后便是春节，上海这十里洋场却没有太多过年的气氛。淮海战役刚结束，平津战役也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准备迁至台湾。

黄浦江边，开往台湾基隆的太平轮上挤满了人。18岁的周琦琇和表哥、表妹也在太平轮上。他们准备转道台湾，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

5点左右，太平轮起航。近7个小时后，沉没在东海海底。

周琦琇的表哥消失在黑茫茫的大海里，她和表妹在海上漂浮了数个小时，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表妹不久不治身亡，周琦琇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在亲戚家一养数月。

这样的家庭巨创，周琦琇之父周庆云却无暇顾及。作为太平轮营运公司——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公司)的股东，为了筹钱赔偿罹难者家属，他已心力交瘁。

租用太平轮

1938年，三个浙江老乡周曹裔、马斯才和龚圣治在上海兴办了建中公司，做船运。1943年，建中公司更名为中联公司。不久后，宁波人周庆云、蔡天铎入股。

周曹裔是大股东，全面负责，马斯才负责人事，周庆云负责财务，蔡天铎负责船务，龚圣治身体不好，不太参与公司的事。

公司拥有两艘船，分别是客货两用的安联轮和货船华联轮。因货运量增大，1946年12月，公司向太平船务公司短期租借了客货两用、可装2050吨的太平轮，日租费300美金。1948年7月14日起，改为长期租用，月租费7000美金。

随着业务的兴旺，周庆云斥资在上海张园置业。张园是19世纪末英国人造的花园洋房，位于南京西路和泰兴路路口，共有九栋，周家买下的是第三栋。当时，周家有保姆料理家务，周庆云出入有小车和司机。

1948年11月，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南迁的决定已不是秘密。许多机构跟着撤退，中联公司也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第一，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由周曹裔负责选址;第二，马斯才去台湾考察，蔡天铎安排船只事务，日后把中联公司开到台湾去;第三，周庆云和龚圣治在上海变卖资产，负责收尾。处理完这些事务后，先去香港述职，再一起去台湾。

1949年年初，香港和台湾的房子都已买好，八艘轮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准备大发展。

但就在此时，太平轮事件发生了。

太平轮沉没

对周琦琇的表姐的婚事，周家长辈并不太赞同，但作为娘家人，不得不去帮她撑场面，遂决定让小字辈去香港参加婚礼。

18岁的周琦琇和表姐最亲，又恰逢寒假，她自然要去。15岁的表妹陆桃仙也要跟着去看热闹。表姐的亲弟弟孔祥麟二十多岁，周琦琇叫他“三哥”。孔祥麟已经工作，便承担起买票和沿途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

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大人们都颇为放心。

1949年1月27日中午，阳光很好，暖融融的。周琦琇吃完午饭，穿着为了参加婚礼新买的麂皮夹克，和三哥、表妹一起到了黄浦江边，上了太平轮。

周琦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上船时，甲板上已挤满了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她只能踮着脚，在空隙里穿行。上楼时，她回头看，甲板上密密麻麻都是人。

他们住的二等舱，是四人间。周琦琇和表妹一直兴奋地聊着天。

船只原定载客508人。但这是年关前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船，许多人想尽办法登船。

《太平轮1949》的作者张典婉采访了多位曾在1948年至1949年间乘坐过太平轮的人。他们都表示，那时船票价格早已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都很容易无票上船，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因此，据后来估计，这一天的太平轮上，实际载了千余人。

原订上午10点出发，后改为下午2点，但时间到了，货物还在源源不断地运上船。据后来的庭审记录，太平轮上装了国民政府的各种文件、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和商人们的货物，满满当当的。

将近5点，太平轮终于起航。

这一天，没有风，没有雾，是行船的好天气。因在战争中，海上设有宵禁区，太平轮没有开灯。

年关将近，船上的人都在提前庆祝春节。船上的厨师张顺来后来回忆：“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生还者徐志浩回忆，太平轮一直熄灯急驶，大副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

当晚11点45分，在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太平轮和装载木材和煤炭的建元轮相撞。

听到撞击后，孔祥麟反应很快，给自己和两个妹妹都套上了救生衣，跑到了甲板上。

这时，太平轮已开始倾斜。可以坐几十人的救生船里挤满了人。周琦琇看到，船员正在放另一艘救生船，一边的绳索已放下，另一边尚未解开，太平轮便被海水淹没了。

太平轮上的千余人和建元轮上的74人，统统被抛进了冰冷的海水中。

孔祥麟抓住了一根粗圆棍，周琦琇和陆桃仙共同抓着一只木箱子，彼此相望。

海上飘浮了许多人，救命声此起彼伏。有大轮船亮着灯经过，却没有停下救人。

渐渐地，呼救声少了。然后，一个浪头过来，孔祥麟不见了踪迹。周琦琇和陆桃仙在黑暗中大声喊他，没有人回答。周琦琇知道，三哥没了。她自己也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这时候，漂来一块大木板，上面已坐着几个人。他们看到这两个女孩子，就将她们拉了上去。

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已快失去意识的姐妹俩和其他34个人一起，被赶来的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另外还有数人被周围岛屿的渔民救起。生还者共40余人。其余近千人，全部葬身东海。

被送回上海后，陆桃仙不治身亡，周琦琇被送到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家里休养。她猜测，或许是因为麂皮夹克防风，救了自己一命。

此后，她每晚都做噩梦，常常尖叫着醒来。有的时候会犯迷糊，昏昏沉沉。

寒假结束一个多月后，她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她努力不去想发生的事情，专心于补课。

净身出户

最先得知海难的，是船东太平船务公司。他们立刻给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打电话，周曹裔通知了其他四位股东。

太平船务公司的其他船只都在欧美保险公司投保，唯有太平轮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海难发生后，保险公司无力赔偿，宣布破产。

遇难者家属来到中联公司，将公司的办公用品捣毁，又找到周曹裔家，愤怒地砸毁了家具。

1月30日，在台湾的遇难者家属向警局提出申请，扣押中联公司在台财产。31日，太平轮遇难家属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记者会。委员会共21人，分总务、调查和联络三组。

2月3日，周曹裔与遇难家属见面。

两天后，搜索遇难者的海川轮返航。家属正式向中联公司提出要求，除继续打捞以外，还需给予每个家属白米100石的赔偿。

2月，中联公司和家属签订协议，分三期赔付，分别是25石、25石和20石大米。

因台湾法院扣押了安联轮和华联轮，中联公司失去了进项，能用于赔偿的，就是年前卖出的船票钱。

中联公司的五个股东经过协商，决定卖掉中联公司以及位于上海四川中路459号的中联总部。但所得并不够赔偿总额。

4月6日，上海法院开庭。

周曹裔委托马斯才出面应诉，自己离开了上海。不久后，马斯才也不见了踪迹。蔡天铎在台湾，龚圣治身体不好，家属们能找的，只剩下周庆云。

周庆云的二儿子周琪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庭前两个多月里，父亲本来也有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香港或台湾。但父母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决定留下处理赔偿事务。

开庭后不久，张园就被两三百名家属围了起来。每一次周家人进出，都被搜身，以防秘密转移财产。

周庆云将家里存有的四五根“大黄鱼”(上海对十两黄金的专称)、70到80根“小黄鱼”(上海对一两黄金的专称)以及全家人身上的金银首饰统统卖掉。以后，又卖掉了张园和汽车。这些钱都用来赔偿家属。周庆云唯一的要求是，从中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机的工资。家属代表同意了。

当年5月，周庆云和妻子净身出户，除了身上穿着的那身衣服，连被褥都没有带走。几个孩子已由舅舅苏独梅提前带走，暂时住在上海大顺旅社。出门前，照例都被搜了身。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赔偿逐渐不了了之，只履行了七八成。太平轮家属委员会又在台湾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有的家属自始至终没有拿到赔偿。张祖华的父亲随太平轮沉没，怀孕的母亲张鲁琳带着5岁的大儿子先行去了台湾，3岁的她最终留在了天津，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现年68岁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他们家都没有收到一分钱赔偿。

卖血

大顺旅社的房钱太高，周家很快搬到了上海新城隍庙的一处木板楼，每月租金7元钱。楼下是一间10平方米的客厅，从窄小的楼梯上去，二楼是一间8平方米的屋子，上面还有一个4平方米的小阁楼，三兄弟就睡在阁楼上。

此时，周庆云已失去全部生活来源，只能靠向过去的朋友借钱度日。每次借钱回来，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一笔。因为无力归还，时间久了，再也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不过，有的人虽然不借钱了，但还会给两勺米。

兄弟三人共盖一床没有被面、破着洞的棉花被。衣服多是亲戚朋友送的，冬天只有一件棉衣，大哥穿着出门，两个弟弟就没法出去。隔壁人家吃完饭，倒了豆渣出来，母亲会把豆渣收拾回来，撒一点面粉在其中，给他们做面疙瘩填肚子。

他们最期待的是舅舅来的日子。这一天，舅舅总会打一点酒菜，带一点肉来。

很多年后，直到母亲去世前，周琪敏兄弟三人才知道，母亲从1949年到1950年一直在卖血。拿到几十元营养费后，她会给家里改善下伙食。她告诉丈夫和孩子，钱是从亲戚家借来的，谁都没有怀疑。

1950年，上海市政府来人找到周庆云，希望他去一趟香港，劝周曹裔返回大陆，同时把被台湾政府扣押的安联轮和华联轮一起带回来。

周庆云也想重新起家，于是借了一笔路费，去了香港。但周曹裔告诉周庆云，船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他自己也不会再回大陆。他顾念昔日情分，给了周500元钱，权当路费。

这一年的下半年，周庆云经人介绍，在一家五金厂当了经理，每月工资200多元。1951年，周琦琇高中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学费、住宿费和饭费全免。之后，周家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

周家的生活总算有了好转。周庆云夫妇开始计划还债，每个月留多少生活费，用多少钱还债，都事先做了计划。

但是，没多久，为了支持抗美援朝，周庆云的工资减为100多元，勉强够一家人开销，还债的速度也放慢了不少。

周庆云之死

1956年，公私合营。周庆云作为私方代表，继续管理五金厂。家里添了第一件家具——五斗橱。一年后，家里最小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

1957年，几个遇难者家属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周庆云的住址，找上门来要赔偿。他和妻子商量后，把五斗橱变卖，又和公方代表商量，提前支取了三个月的工资，凑了500元给这几个家属。

当地派出所出面做这几个家属的工作，说周家为了赔钱已经一贫如洗，请他们不要再来了。

1959年1月，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上海担负了支援任务，周庆云所在的五金厂作为援建单位之一，迁到北京。

周庆云随先遣部队到了北京，当天下午去北京市委开会，晚上回到招待所，突发脑溢血，没来得及送进医院，人便不行了。

家人想从上海来北京见他最后一面，但厂里提出，路费要从抚恤金里扣除，他们只好作罢。作为长女的周琦琇一人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她将父亲的遗骨安放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文革时，遗骨不知所终。

周庆云属于因公殉职，厂里发放抚恤金72元，全家每月还有1元的医疗费，共73元。周琦琇这时已大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地理教研室教书，工资46元。每月，她会将一半的工资寄回家里。15岁的长子周琪雄品学兼优，本已保送高中，他主动辍学，进工厂当了学徒，每月工资十余元。三年后转正，工资45.9元。全家人就靠着父亲的抚恤金、大哥大姐的工资过日子。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当做资本家，抚恤金停发。母亲再次开始了卖血，补贴家用。

红卫兵前来抄家。进了门，他们愣住了，互相询问：地址记错了吧?这家这么穷，怎么可能是资本家?

还债

1975年，母亲去世，死时才59岁。

那时，周琪敏碰到一个街坊，对方透露，以前总是跟他母亲一起去医院卖血。家人这才明白，为何医生说母亲去世前血管瘪了，针头都插不进去。

文革结束后，经过争取，工厂补发了十年的抚恤金6000多元。全家人商量后，将这笔钱分成了七份：长子周琪雄付出最大，拿两份，其他五个孩子各一份。

他们凑钱在苏州买了一块墓地，将父母合葬。父亲的骨灰已找不到，就找了些父亲的日常用品放了进去。

去世前，母亲对他们说，她和父亲对不起他们，但希望他们一定要把债还清。他们答应了。

这一年，老大周琪雄已32岁，老二周琪敏也30岁，但他们都没有考虑结婚的事，每个月领到工资，就照着父母的借款账，满上海地跑，给人家还钱。有的人看着这本厚厚的账本，会流下泪来。有的人根本不记得借钱的事，说不需要还了，但两兄弟总是坚持让对方收下。每还掉一笔债，他们都请对方写一张收据。

六年后，欠款全部还清。

1982年清明节，兄妹几人将账本和所有收据在父母坟前焚化。

之后，他们在苏州城内找了一个小馆子大吃了一顿。这是过去根本不敢想的奢侈。周琪敏说，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无债一身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