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弓：导演始终是我最得意的头衔

 

吴贻弓，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著名导演。1938年12月1日生于重庆，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9年开始独立执导影片。2012年4月，获2011年度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2年6月，获第15届上海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拍摄有《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影片。

 

“上海文学艺术奖”始于1991年，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上海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截至2002年，“上海文学艺术奖”共举行五届，表彰过巴金、朱践耳、柯灵等12位文学艺术家。今年，“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重新启动，评奖结果将于12月上旬揭晓。在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揭晓之际，早报将做一系列人物报道，回顾此前获得这一荣誉的艺术家。

 

《城南旧事》开篇的旁白说：“不思量，自难忘。”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再度开评，也许是时候来回顾一下曾经辉煌的1990年代。浏览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文学艺术奖获奖名单时，王元化、巴金、柯灵、程十发、施蛰存……一个个响亮的大师名号都代表了一个城市它所拥有的文化辉煌和艺术梦想。

 

在这些获奖的人当中，有两位电影人，一位是谢晋，另一位是吴贻弓。评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21年，再向吴贻弓提起这个奖时，说想问问他当年的情景，吴贻弓说他已经记不得什么了。不过他还是非常骄傲那份荣誉——“那个奖是上海的最高奖啊!”吴贻弓从照片里找出当年获奖时的留影纪念，说“这张照片很珍贵”，照片上有三个人，程十发、施蛰存和他，正是1993年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获奖者的合影。“当时获奖的人个个都是大师啊，我那个时候才55岁，混进了这个大师队伍，自己觉得挺难为情。”

 

采访过程中，《城南旧事》中饰演疯女人的女演员张敏打来电话，说自己刚从美国回来希望一聚，吴贻弓兴冲冲跟她约了“明天”，但挂了电话又一脸忧愁地说，“我现在不太好出门。”吴贻弓2008年肺癌手术之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久前又因为肺炎在医院住了74天，如今他很少出门，宅在家里看看电视，但总带着老导演的“职业病”，看到现在电视剧的粗制滥造和雷人镜头还要跟同样是导演的儿子义愤填膺地探讨业务。

 

《城南旧事》得益于遵从了原作的文学性

 

吴贻弓生于战乱年代，伯父为其取名“贻弓”，“贻”为“收藏”，“弓”乃兵器，“贻弓”意寓“刀枪入库，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样，吴贻弓的电影同样是“文绉绉”的。无论是联合执导的《巴山夜雨》还是独挑大梁的《城南旧事》，吴贻弓的电影语言中总流露出几分自然怡人的诗意。细腻写意的抒情调式游弋镜头之间。

 

吴贻弓说除了电影，文学对自己是颇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学时代我们都会看很多的书，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喜好，流行是一阵一阵的：一阵子大家都在弄古典诗词，过了一阵大家又开始看1930年代的言情小说，再过一阵子又是17、18世纪的世界名著了。”那个时候的吴贻弓对文学来者不拒，流行什么看什么。“当你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爱好，肯定不会意识到它会默默地去改变影响了你很多，在怎么讲故事、怎么传达思想这些方面，文学里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后面的电影创作。”

 

作为吴贻弓最具代表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电影，拍摄于1982年的《城南旧事》不仅在当时赢得了多项国际奖项，收获了行业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到今天仍是影视类专业学生学习中必定着重分析的“中国电影史经典案例”，甚至吴贻弓很得意《城南旧事》至今仍保持了每年在央视电影频道3次的重播率。

 

说起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吴贻弓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时代对电影美学重塑的“典型”。那是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工作者在历经长久压抑之后对于创造的渴望激发了上海文艺创作的一个小高峰。“整个上海电影制片厂都很看重这个片子，当时拍一部电影大概平均是20多万元的成本，而《城南旧事》一下子拿出58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天价了。”为了再现京味儿胡同的风貌，剧组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搭外景，影片中的一整条胡同还有那一块草地，都是当年上影厂的美工们亲手在废弃的江湾飞机场搭置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也不发愁什么卖得出去什么卖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场这个概念。”《城南旧事》也是在保持原著的风格。跟许多戏剧性的电影不一样，“在那个时候看，好像做电影的很多元素它都没有。”吴贻弓说。用过去标准的剧本标准来套，《城南旧事》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小说里没有人物对话，只有旁白叙述。“当时这个本子是北影的‘弃儿’，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故事。”

 

上影厂交到吴贻弓手里的剧本与现在观众看到的《城南旧事》大相径庭，与林海音的原著小说也相去甚远。“他们把里面符合当时两岸统一意识形态的部分挖掘出来做了放大的处理。树了一典型人物，但这种凌驾于原作气质之上的主题先行完全破坏了影片的质感。我就跟老厂长提出剧本要大改，这些政治性的符号都要去掉。”吴贻弓的提议得到了领导的支持，这一点让他至今想来仍很欣慰，“那个时候整个上影厂的创作氛围很自由，大家对艺术的追求也很纯粹。”

 

最终，因为最大限度地把小说中散文化的叙述搬到了大银幕上，《城南旧事》成就了影史上“散文电影”的经典，连林海音本人也十分感激他。吴贻弓说《城南旧事》的成就他不敢居功，“评论中分析的那些诗意风格都是小说原来就有的。”不过，由此他谈到了对现在一些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担忧，“现在的改编也还是常常有导演、编剧自己觉得原著里某些东西符合自己口味、对路的就无限扩大，而忽视了原著真正想表达的本意。”

 

当年的《城南旧事》在既有的国产电影经验中是极大的创新，但吴贻弓认为当时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在追求创新时都遵循着严格的标准。“什么事情都是有标准的，做人有标准，同样文学也是有标准的。文学的标准，今天有些人说什么艺术是没有标准的，这是不对的!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把真善美给写出来?你怎么把假恶丑给抑制住!如果文学艺术不表现人性了，那么也就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可言了。”

 

《城南旧事》海报 早报记者 王辰 约图

 

“电影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国第一届科班出生的导演，吴贻弓的导演生涯却起步很晚。“文革”蹉跎了他的青春年华，戴着“右派”帽子的他潜心研读文学作品，夯实基础，毕业后他来到了海燕电影制片厂，几乎跟遍了有名的老一辈电影导演，沈浮、郑君里、孙瑜、吴永刚等等，吴贻弓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一点点积累着自己。1980年，42岁的吴贻弓拍摄了他第一次独立执导的短片《我们的小花猫》，之后又用《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两部才华横溢的电影奠定了自己在影坛的地位。

 

但很快他被推上了行政舞台，吴贻弓担任过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文联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在为肩负的这些使命付出大量时间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他牺牲了自己热衷的电影艺术创作。虽然陆续又拍摄了《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获得了不少认可和荣誉，但吴贻弓坦言，创作上的确被分了不少神。吴贻弓感慨他们那一代人，很多时候都处在“被选择”的境地，拍什么电影是厂里分配，要“升迁”做领导也是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吴贻弓说如果当时能够选择的话，他还是想继续拍电影。“我从来最得意的一个头衔就是导演!”吴老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笃定。

 

当然，行政工作也给吴贻弓带来了一个不亚于拍电影的光环，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之下上海国际电影节得以创办，“金爵奖”这个名字也是他提出来的。当年创办之初全无经验可借鉴，吴贻弓凭借着自己当导演和领导出访各国电影的见闻，以及在行业摸爬滚打攒下的人脉资源到处“卖面子”，总算让索菲娅·罗兰、奥立佛·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保罗·考克斯、中野良子、张曼玉、张艺谋、巩俐等全球顶级的中外电影人云集上海，为这个年轻的电影节开了个星光熠熠的好头。“创办电影节应该说不光是完成了我一个人的心愿，更是完成了整个上海电影界的心愿。”这个中国第一个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国际A类电影节，如今以超快的速度不断成长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影人和电影观众。

 

再后来吴贻弓的身份不再局限为一个“电影人”，做了十年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除了电影之外，各项文艺门类他都重新钻研学习。其间，他还抱着学习新事物的心态执导了一部音乐剧《日出》。

 

但采访中吴贻弓并不愿意向早报记者细说种种“政绩”，也小心翼翼不愿过多评述当下的文艺状况，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电影乃至文化行业的新动态，吴贻弓说：“现在已经不需要我来给他们什么建议，我们这些老家伙应该识趣地退出历史舞台了。”吴贻弓更愿意回忆过去和电影并肩作战的年代，当说到上海电影博物馆时，他说最欣赏的是那面有5000多张照片的墙，“电影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所有对电影有过贡献的人都不会被遗忘，都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