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10月的布拉格，秋意渐深。

 

中国作家阎连科走过卡夫卡曾经走过的街道，领取了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中国作家。

 

从得知获奖到领奖，阎连科一直保持沉默，有关这个奖项他只说了一句话，“一切都会很快过去。”

 

从布拉格归来快一个月见到阎连科，走在北京初冬的街头，有关那次领奖的记忆就好像北京的秋天一样转瞬即逝，仿佛不曾发生。

“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在颁奖典礼上《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感受黑暗的人》这篇演讲中，他这样说道。关于这篇影响巨大的演讲，他说，“要说的都已经在那演讲里边了。”

 

到了这个年纪，阎连科说越来越不在乎世俗的喧嚣，争议与批评。20年前，梁晓声告诉刚刚调到北京的他：“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他到今天依然没有忘记。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固执。”他说，“当沟通变得困难的时候，索性把那堵墙竖起来，用另外一种方式告别文坛，或者说用写作告别文坛。”

 

首次入围就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北青报：获得卡夫卡奖已经快一个月了，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依然具有某种魔幻色彩，很多中国人其实对这个奖是有一点陌生的，您现在闹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

 

阎连科：怎么参加这个奖的评选，没有任何人知道。今年5月份突然来了一封邮件，告诉我说获奖了，因为我完全不懂英文，儿子又不在。四天以后儿子回来才告诉我说人家四五天前就给你写信，告诉你拿奖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奖所关注的是世界上所有活跃的作家，但你必须有一本(此前规定是两本)捷克文的翻译作品。去年《四书》被翻译成捷克文，当时的报纸标题把这件事情称为去年捷克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当然，卡夫卡奖的评委不全看捷克语。那些评委由捷克、德国、西班牙和匈牙利的专家所组成。他们除了捷克文，也非常关注作家的法译和英译等作品。一个评委告诉我，在卡夫卡文学奖的历史上，有两个人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的，我很幸运，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品特。

 

北青报：这次去领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连科：二三十家媒体来采访，所有的媒体看书的认真都超出想象。让我最感动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他说读我的《四书》是他唯一一次用五天半的时间看完一本书，看完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女儿听。女儿听完发了半天呆，找来一块石头，说人活着不能那样死掉，应该像这块石头一样活着。他把这块石头当做他女儿写给我的信。那石头的形状像一只小鸟。他女儿解释说，“让那个作家以后想布拉格了，可以像这野鸭子一样飞过来。”

 

北青报：在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把您和卡夫卡、赫拉巴尔做了比较。您本身的写作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么?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会在古今中外的哪一位作家身上，找到和自己的相似性?

 

阎连科：世界上有一种文学，应命名为“布拉格文学”。组成布拉格文学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哈谢克、卡夫卡，与下半叶的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及伊凡·克理玛等。是他们让那个伟大的布拉格，闪烁着不朽的文学之光。卡夫卡和哈谢克是两个源头。我们如果认真阅读赫拉巴尔、克理玛和昆德拉的作品，会发现后三者与哈谢克的写作关系更为密切些。因为他们的写作，都以不同方式，表现、贯穿了哈谢克抓到的那个“布拉格精神”。比如以幽默化解世界的力量，如同帅克用他啤酒的肚子去迎对敌人的刺刀和坦克。当然，这三者中，昆德拉更不一样些。而哈维尔则使“布拉格文学”更为利锐和现实。我们把卡夫卡和哈谢克放在一起并说时，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思维变化的，如卡夫卡;而另一种写作是用来影响作家写作(作品)变化的，如哈谢克。换言之，模仿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死亡，而用卡夫卡的思维去启迪自己的思维，或可是一种新生。

 

中国的历史与捷克的历史有相近性,我与赫拉巴尔一样，都在这相近的历史环境中写作，又都有几乎相同的边缘性和写作生态环境。而与卡夫卡，我想要做的，是从他那儿逃出来。不是从他的作品中逃出来，而是从他的文学思维闯出来。

 

之所以要逃避是因为有相似或者太相似，以逃避的先后年代顺序为次序，我明确要逃避离开的作家依次是日本的德田秋声、安部公房，法国的加缪，英国的劳伦斯和奥威尔和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文学”期的各种文学潮和作家们。 再后来，要逃离的是拉美文学和卡夫卡。而这几年让我迷恋并要逃离的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北青报：中国文学在捷克总体是个什么状况?

 

阎连科：我只知道我的出版社的情况，他们出版过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一个卖了600来册，一个卖了700多册，赔钱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决定出一个活着的作家的作品，这样人可以出现参加活动，挽回前面的损失。去年我去了捷克一次，也就是为了把2000册卖掉才去的。中国文学总体而言在捷克相当小众，据说也就是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还不错，在他们拿奖后能卖4000来册吧。

谁都不会刻意为西方写作

 

北青报：这次获奖你有听到一些争议吗?

 

阎连科：我在20年前调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梁晓声，他告诉我一句话，文坛要多脏有多脏，所以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他这两句话20多年我没有忘记过。如果今天去谈这两句话，我可能会说面对自己的文学，背对他人的文坛。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和同行的距离越来越远，我的写作处境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什么也别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让人家愿意怎么骂就怎么去骂吧。

 

北青报：有一种声音确实指责你在刻意为西方写作。

 

阎连科：文学不应该有东西方之分。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都是西方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接受?当年也有人说莫言的《红高粱》是为了迎合西方，把中国最脏的东西拿出来给西方看。但那个时候莫言连香港台湾都没去过，他知道西方什么呢?除了文学以外。今天的阎连科同样在这处境里，包括余华。我们天天嘴上说艺术文学无国界，另一方面老指责中国作家在为西方写作，恰恰把文学政治化和阶级化。我们中国人对马尔克斯的喜爱丝毫不亚于拉美，那么马尔克斯就是为了我们中国人而写吗?

 

我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掩盖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

 

北青报：中国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一些所谓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常常得不到读者以及批评界的认可，而您说反而是一些“擦边球文学”得到普通好评。

 

阎连科：中国作家面对现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正面强攻，比如莫言的《蛙》，余华的《第七天》和《兄弟》，贾平凹的《秦腔》，还有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另外一种我认为是流行于中国的擦边球文学，他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遮蔽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逃避生活和现实的矛盾，也因此掩盖了作家思想的匮乏。所有的擦边球，在批评家那里都会被冠以“深刻”二字，而所有正面强攻面对中国现实的文学，得到的都是“粗糙”二字。如果拿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和鲁迅去比较，恰恰鲁迅也是对现实正面强攻的。我们去看他的《祥林嫂》、《药》和《阿Q正传》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但像写“救救孩子”的《狂人日记》，虽然正面强攻，却似乎同样可以说“粗糙”，我们对此该怎样去看呢?

 

以《兄弟》为例，我们经常诟病的是余华的这个情节，处女秀的问题;也有诟病苏童《河岸》中间的人头情节等问题。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以为，文学已经远远走在一些批评家的观念前面了。今天，我们所有的文学几乎离开现实主义就无法去讨论。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当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他写作的素材一定是没有被时间过滤的;当我们面对历史素材时，那是被时间过滤过的。时间已经筛选了一些东西。但是面对庞杂而混乱的现实时，需要作家本人去过滤，这也恰恰是写作者最大的动力之一，也恰恰是被大多的批评家不予理解的地方吧。

 

北青报：您的作品《炸裂志》也被一些人认为有点“观念先行”，特别是对“地方志”这种形式提出一些质疑?

 

阎连科：《炸裂志》里面大量的细节——暂且说是“神实”吧，是我用力和用心之处，也是写小说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个小说对我的意义，恰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随心所欲”。地方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包装的箱子。它到底像日本的糖盒那样精美，还是粗糙耐用，这并不那么重要，我更关注包装箱内的东西。有时候，批评家无法体会一个作家写到一个细节时那种在瞬间抓到小说内核的喜悦和兴奋。那个内核，使他理出了一团乱麻中的一条线。是这条线在统领全部的小说、人物和变化，欲望的生成和恶化……对此，作家和批评家的看法是有巨大不同的，这就是二者往往矛盾的根由吧。

 

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听说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一万字。现在呢?

 

阎连科：二三十岁那些年，确实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每天写八千一万字，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激情和精力。现在，水已东逝，不见长流。今天的习惯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写上两千字。但多写五百字就感到困难和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写作中，技巧、技术是越来越熟练。情感、情绪却越来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写作，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技术化和激情的迟钝化。

 

北青报：很多人说获奖对于写作而言就像是“死亡之吻”，会对你的下一步创作产生影响吗?

 

阎连科：我现在深刻地感觉到，我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难和读者沟通。我需要的是坚持，是放弃一切地往前走。从《四书》到《炸裂志》，我感觉到了我的写作和读者及批评界隔着一层，彼此都不予理解，也不愿理解。可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变得越来越固执。难以沟通时，我的固执会让我索性把那堵隔阂之墙彻底竖起来。以前也许还在那墙上留着一扇门，大家可以推门而入，可现在不再这样想了。现在，我新的长篇已经开始写作了，它可能走得更远，我不再顾忌什么，非常决绝。老实说，世俗的力量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作家有能力摆脱这些世俗。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您会有“退役”的一天么?如果有，到时让您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你会如何说?

 

阎连科：年龄、岁月、衰老、疾病、烦恼和写作的力不从心等，这些东西无可阻止的到来，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声。直言说，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个常常不能忘记死亡的人，自然会不断想到写作的退役和搁笔。前不久，在手机上读到张洁的《就此道别》，真是百感交集，戚然泪下。和张洁老师相比，我还不到那个年龄，不到那时候，但属于我的“就此道别”那一天，如史铁生说的那样，已经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来和逼近，而且带着无可阻挡的逼迫和尖锐。写作上，我最是以孙梨的晚年为榜样，设想退役的契机到来时，将不再与喧闹的文坛有任何瓜葛和纠结，过一种默默静静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药，浇水花草，朋友来了端茶和倒水。然后，文学和世界，就与我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了。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