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我的每一部电影都不属于我

吴宇森

 

小时候，我看《绿野仙踪》看入迷了，发现原来人生还这么美，歌舞片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装都很漂亮。

 

焦雄屏问吴宇森：“你最喜欢的三部电影，除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独行杀手》，还有一部是?”吴宇森回答：“《秋水伊人》，一部60年代的法国电影。我身上的浪漫主义因子和唯美主义情结，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

 

创立“吴氏暴力美学”的导演吴宇森，童年时最爱看的，却是歌舞片。回顾往昔，谁能想到，当年只关注“阳刚”世界的男人，现在只想拍摄一部真正浪漫、真正凄美的女性的诗史般的电影。

 

对谈录

 

焦雄屏：回想一下:有一年我在多伦多，看你的电影《枪神》(又名《辣手神探》)，看完之后，所有的观众忽然很大声地一直叫“吴、 吴、 吴”，一直拍手，那个时候你从侧面幕布后走出来，当时我很感动。

 

吴宇森：我的电影能够引起西方观众、媒体、影评人注意，就是从多伦多开始的。那时我的好朋友张家振，带着我的《喋血双雄》拷贝，去多伦多放映，结果观众看了好喜欢。他就一直放，放了好多我的电影。放映《枪神》的时候，观众们已经对我有认识了，所以看得非常兴奋。没有想到西方世界最喜欢的我的电影是《枪神》，大家本来以为会是《英雄本色》或者《喋血双雄》。

 

焦雄屏：电影学者大卫·鲍德威尔说你是最能适应好莱坞的中国导演，这个你同意么?

 

吴宇森：我同意。我觉得自己拍电影，无论在技巧上，还是表达理念、手法上，甚至在处理演员方面，都蛮西式的，或者说受西方影响很大。当年张彻导演知道我要去好莱坞，就勉励我说：要运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精神来拍电影。西方观众对《喋血双雄》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们看电影时，不需要听得懂中国话，光是看画面、看影像，都已经领会到每一个细节。

 

焦雄屏：你的早期电影，尤其是《英雄本色》等一系列的所谓英雄片，受西方当代动作片很大的影响。你采取西方人熟悉的电影语言拍电影，但是又让人家这么折服，你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

 

吴宇森：西方的电影技巧给了我很多灵感。比如我拍《喋血双雄》最后在教堂里的一场大决战：周润发中了一枪，镜头转到圣母像，那个圣母好像在看着他;另外李修贤中了一枪，转身时，镜头转到一个鸽子慢慢飞过一个蜡烛的场景。用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来连接出一段情绪、一段情感，这个灵感源自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个经典的蒙太奇镜头。

 

而我拍《英雄本色》，灵感源自于西部片，就想拍一场戏，就是周润发到一个酒家去复仇，面对15个人。他一个人进去，如果平常拍法，他拿着机关枪进去一扫就行。当时我觉得真正的英雄是不用机关枪的。我既希望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杀手，懂得给自己留退路;又想让他潇洒，不用机关枪，我希望他的枪声可以有一种音乐感。我和道具师傅商量,最终选中一把适合周润发手拿的M9式手枪。这枪可以连发16发，“啪啪啪啪”两枪连发就好像打鼓，有爵士音乐的感觉，又潇洒又有音乐感。

 

焦雄屏：昆汀·塔伦蒂诺的《落水狗》、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杀人三步曲》……好几部电影，他们都说有借鉴《英雄本色》，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听说昆汀·塔伦蒂诺一看完《枪神》，还立马去买了一套风衣?

 

吴宇森：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嘛，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西方电影里学到东西，模仿、摸索形成自己风格，也许这种风格也对西方导演能有启发。其实我们都在一个电影大家庭，彼此影响。

 

焦雄屏：那么什么是你电影中的东方精神?

 

吴宇森：东方精神，就是我们所谓的侠义精神、家庭观念，再加上做人的厚道风骨吧。拍《变脸》时，我观察到美国家庭有很多严重的家庭问题，大部分美国人都蛮孤独的，所以我在这个戏中，融入了很多中国式的家庭观念。影片结尾，好人把坏人打死了，剩下一个坏人的小孩。我设计的情节是好人把坏人的孩子带回家，跟他自己的老婆、女儿见面。电影公司坚决反对这个结局，认为这不是美国观众能接受的结局。我说这个不属于文化问题，是人性，大家都会有这个同情心，希望好人收养这个小孩。通常这种戏拍摄完，都有试验场，邀请当地观众来看电影，通过调查观众感受，最终调整电影情节。那次试验场，观众都站在我这边，最后证明我对了。

 

焦雄屏：有些报道说拍摄《碟中谍2》，整个过程也很波折?

 

吴宇森：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和汤姆·克鲁斯、编剧三个人，好像自己在演间谍片。我和汤姆·克鲁斯住得很近，基本上编剧写完一场戏，先给他看，他看完叫助理拿给我看，助理站在我家门口，我要很快看完，看完以后，拿回给汤姆·克鲁斯，他马上烧毁掉剧本，我们两人就凭记忆来电话讨论一切细节意见。他再找编剧再改。当时没有人看过烧掉的剧本，就我们三个人。

 

焦雄屏：为什么那么保密呢?

 

吴宇森：一方面担心有人偷桥段，另一方面媒体认为我们几个人风格不同，会吵架，随时有狗仔队追着我们。其实，我后来和汤姆·克鲁斯相处不错。拍戏的时候，他喜欢经常带他的小孩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有一次，他出去演骑摩托车的惊险镜头，就把两个小孩放在我的腿上，让我照顾他们。我就抱着小朋友看监视器，说：“你看你爸爸是多辛苦、多精勇。不要哭、不要哭。”看着我感觉我是他们的公公，最后呢，我们变成好像一家人的感觉。

 

焦雄屏：我听说你小时候常常被人欺负，被打得很厉害，你就躲到戏院里去求安慰?

 

吴宇森：我家当时住在水沟边的贫民区，周围有很多黑社会、帮会的人，要挑选孩子加入他们。我父亲一直教育我不要轻易低头，后来，在我的电影里也有类似对白，比如说我不让人家用枪顶着我的头，这就是我父亲教育我的。所以，我不听那些人的话，也不懂，就经常被打得很惨，怕回家又挨骂，就会躲去教堂或者戏院。教堂的牧师很照顾我，就让我在那里静静地坐着，看着十字架;有时我也到电影院，偷偷地看电影。 那个时候就喜欢看歌舞片，看《绿野仙踪》看入迷了，发现原来人生还这么美，歌舞片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装都很漂亮。他们的生活只有爱和相互欣赏，那么快乐。我看了，也觉得很快乐，让我保持我继续下去的做人的信心。

 

焦雄屏：有一种对你的批评意见，认为你的电影讲的是理想，表现的是暴力。比如《喋血街头》，大家讨论的章节就是“2分42秒”，因为那一秒打到极点，暴力到极点。让人看了有所谓罪恶的愉悦感，大家看了血脉贲张，觉得很过瘾，暴力都变成你的标志了。这种暴力的快感，跟你所倡导的坚定的信仰、乐观的人生观之间，你怎么取得平衡?或者是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被误读?

 

吴宇森：曾经有一个影迷问过我：一个英雄需要杀那么多人吗?他应该要有他的道德责任。通常我不怎么会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你刚才提出的疑问，对我本人来讲，我真的内心没有产生太多的冲突。我没有刻意地找一个时间去解释为什么我这样拍，因为我拍电影，有时就是拍一种情绪，这个情绪一过，我的心情也过了。我并不是不对我的电影负责任，而是我拍完一个电影，就觉得这个电影不属于我了，属于那个观看的人，他拥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