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辉去逝后，各方对其生前功过评判甚多，但较多集中于他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对他带给台湾经济的影响则关注较少。客观而言，李登辉对台湾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如作为农业经济专家对台湾农业发展的推动、在其任内推动台湾以独立关税区加入WTO、台湾较顺利渡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但事实上，他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不仅在其任内让台湾失去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其对两岸经贸关系的限制政策及“黑金政治”的遗毒至今仍对台湾经济发展伤害至深。

一、台湾失去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往台湾发展的“经济奇迹”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岛内劳动力与土地这两大重要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在美国对台湾贸易强大压力下，新台币被迫大幅升值，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纷纷凭借廉价劳力及资源的优势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为寻找经济转型发展新路以摆脱困境，1993年7月，台湾“经建会”提出“振兴经济方案”，将建设“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列为经济发展新的战略目标与施政重点，并于1995年正式实施。该计划拟以台湾为据点，发展与亚太各成员间全方位经贸关系，使台湾成为区域性的“制造中心”、“海运转运中心”、“航空转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及“媒体中心”，期望台湾能够充当发达国家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间承上启下的角色，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及其他高附加价值工业与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

基于台湾的地理条件与两岸经贸往来十几年积累的基础，大陆无疑是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最主要经济腹地，而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并加快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步伐，这也为台湾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良好契机。然而，李登辉1995年6月突然访美并引发严重的台海危机。为了配合政治上推行分离路线的需要，李登辉竟断然推翻自己原先的“台湾的经济发展要以大陆为腹地”的主张，于1996年9月提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调整”，对两岸经贸往来应采取“戒急用忍”政策，台湾“经济部”随后修订《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元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

李登辉骤然逆转对大陆经贸政策取向，对台商投资大陆发展及两岸“三通”设置重重障碍，无疑是对刚启步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釜底抽薪，使其无疾而终，断送了台湾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严重削弱台湾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台湾最重要的港口高雄港的竞争力因此明显削弱，在全球集装箱港的排名逐年下滑就是个典型例证。而台湾产业结构至今无法摆脱制造业结构单一集中、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窘境也无疑与台湾这次错失重大发展机遇密切相关。

二、“黑金政治”成为侵蚀台湾经济肌体的毒瘤

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消“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后，社会与政治进入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资源相应发生重新配置过程。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及选举，需要财团甚至黑道势力的支持；而后者为了资源分配的利益也要借助政治力量，这就为金权政治与黑道势力的生存提供有了深厚土壤。

这时期李登辉刚登上权力高峰不久，为了巩固个人权力，他既要与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博斗，又要应对民进党对其政权的竞争挑战，于是就大肆拉拢财团、地方派系甚至黑道人物参选各种公职以培植自己的势力，大批财团、黑道人物因此纷纷进入各级行政及立法机构。这些财团与黑道势力不仅通过权力机构影响当局经济决策，而且大搞特权贷款、工程转包、政治献金等，黑道势力甚至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工程围标、绑标、勒索保护费与权利金等。“黑金政治”快速演变成台湾社会经济的巨大毒瘤，在直接侵蚀经济肌体的同时，更造成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被“黑金政治”严重腐蚀的国民党政权，也因此民心大失，这应是国民党在台湾2000年大选中丧失了50年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幸的是，由李登辉发端并推进的“黑金政治”也被继任的民进党当局继承并强化。2005-2006年可谓台湾爆发各种弊案最集中的年份，相继爆发了高速铁路延期、“股市秃鹰”、高雄捷运弊案、陈哲男涉炒股、贪渎、卖官等弊案、吴淑珍收受太平洋崇光百货礼券及介入工商企业股权之争案，陈水扁女婿赵建铭涉台开内线交易弊案及收贿、洗钱等不法行径、ETC弊案等一系列重大弊案。而陈水扁本人最终则是以贪腐的典型代表成为阶下囚。当时台湾岛内外关注较多的是这些弊案对台湾政局与选举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些弊案所反映出的政商勾结普遍、金权政治泛滥问题，已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台湾社会经济肌体，使其不断丧失健康发展的动力，突出表现在造成台湾公共建设投资效率低下；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打击民间投资与消费信心等。

三、李登辉对台湾经济的严重伤害延续至今

2016年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李登辉对两岸经贸往来的限制政策及“黑金政治”的遗毒进一步发酵，使长期陷于“闷经济”的台湾更加雪上加霜。

1.两岸经贸往来持续笼罩在“戒急用忍”阴影中。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上谋求“台独”分离路线，极力阻止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在“5.20”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台湾要“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企图引导台湾 “经济脱中”，而“走出另外一条路”。她一方面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造成原有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中断。另一方面则不断紧缩对大陆经贸交流合作政策，如停止原有“自经区”等政策；严格限制大陆资本投资台湾；制造大陆游客入岛障碍等。2019年以来，蔡英文当局为了自身的政治与选举利益，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快推进“台独”分裂活动，继增修所谓“国安五法”后，又在大选前夕急忙制定所谓“反渗透法”，大肆挑衅大陆，极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同时，蔡英文当局还积极充当美国牵制大陆的棋子，不惜牺牲台湾经济发展的利益，在第一时间配合美国禁用华为产品。由此可见，蔡英文不仅完全继承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地破坏两岸经贸交流合作。

2.“黑金政治”持续严重侵蚀台湾经济。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民进党当局同样深陷“黑金政治”痼疾。早在2016年11月就爆发了民进党籍“立委”高志鹏关说、贪渎案。2020年以来，政商勾结的贪贿弊案更是接二连三爆发。接受行贿集体贪渎案；当局采购标案聘请“御用评委”，独厚特定媒体及公关公司案……。一连串贪贿弊案的大爆发，反映出“黑金政治”已在现今台湾社会根深蒂固，它严重腐蚀台湾的政治生态，也深刻侵蚀台湾经济肌体。以跨政党企业主李恒隆为夺回SOGO经营权，向朝野 “立委”行贿3000多万新台币，试图通过施压“经济部”影响“公司法”条文修正而拿回经营权。台湾正常的经济秩序于此可谓荡然无存。作者 邓利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