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陈水扁执政时期明火执仗、粗糙暴冲的“法理台独做秀”相比，蔡英文当局正在推动低调务实的“文化台独”更像是“真台独”。

 

蔡当局更系统地从战略高度和法制层面入手，固化和持续“文化台独”的政治收益，更强调建构具有本体属性的“台湾国族性”和“台湾主体性”，试图在分裂国家同时，分裂中华民族。

 

蔡当局愈发体系化的思维与做法可被称为“文化台独2.0”，是其“柔性台独”的进行时和“去中国化”的升级版，它目标明确、路线清晰、手段阴柔、节奏紧凑、覆盖面广、耐心充足，深刻而消极地影响着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危害极大。

 

蔡氏“文化台独2.0”的主要做法包括：其一，通过修改历史课纲以彻底斩断“台湾史”与“中国史”的连结，确立“台独史观”；其二，通过“语言平权”和钳制中华宗教信仰，潜移默化地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其三，拔高少数族群文化、殖民文化、“新住民”文化，人为制造在血缘、地缘和观念上与中华民族“殊源异归”的“台湾民族”。

 

具体而言，“文化台独2.0”的特殊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战略高度遂行“文化台独”。蔡英文作为曾经的英国留学生，受注重整体主义和文化规范作用的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影响，有意识地以战略高度和系统思维操作“文化台独”。

 

首先，表现出“战略耐性、韧性”。蔡英文欲通过“文化台独”的长期过程“生产天然独”，她曾在反“冻独”时称，“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是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另一方面，尽管“文化台独2.0”比李扁时期“文化台独”走得更加深远，起用了“急独”的郑丽君、潘文忠等“基本教义派”官员，但吸取了陈水扁时期台当局“教育部长”杜正胜敲锣打鼓推“同心圆史观”，让“文化台独”及其本人成为众矢之的的教训，改为坚持“不挑衅、不冒进、做多于说”，手法隐蔽、低调。

 

其次，试图主导台湾文化话语权。蔡当局欲通过“文化会议”等粗糙程序，以“凝聚共识”之名将自己的意志通过“文化政策白皮书”和“文化基本法”强加给台湾社会。后者被视为“文化宪法”，具有广泛的约束力，授权台当局通过增加文化预算和对政策展开“文化审查”，自上而下地主导台湾文化话语权，以“重塑台湾的文化未来”，改造民众的文化生活和观念认同，开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二是以“文化台独”为“政治引擎”。蔡当局的“文化台独2.0”居于其政治架构中心，兼有手段和目的双重属性，换言之，它在“去中”之后，更重视“建构”，即创造基于各“原生与外来文化”的“台湾文明”，并消化“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因此，“文化台独2.0”得以超越粗糙、暴冲的“急独”路线，成为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柔性台独”之魂魄，与现实面的“绿色执政”互为因果、相互激励。其收益正是对两岸关系的危害。

 

首先，以“转型正义”为名“去中打蓝”，既为落实竞选口号，扩大绿营基本盘，也是执政失能的障眼法。

 

其次，以“文化台独”缓解“独派”压力，同时迎合美国放任民进党制衡大陆的隐秘心理，获得其对“缓独”的纵容。

 

再次，让“去中国化”和“台湾认同”在岛内成为野蛮生长的“政治正确”，磔伤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石，若这两类流毒加速积累，将让两岸心灵契合失去血缘文化依托，最终将两岸推向烽火边缘。

 

三是继承并深化李登辉、陈水扁的“文化台独”。蔡版“文化台独2.0”脱胎于李、扁经验，此前的“文化台独”带着初次掌权的“本能冲动”，受限于“朝小野大”的时空环境，更像是区块性的基础建设和“法理台独”的辅助工作，尚不能贯通勾连、为所欲为。如陈水扁谋求“语言平权立法”失败而改推强调闽南语、少数族群语言的“乡土教育”等。

 

脉络最明显的则是成本低、效用佳的篡改课纲工程：1997年，李登辉增加“认识台湾”课程，台湾“国族认同”出现逆转，1999年的“88课纲”，台湾史在中国史范畴内首次单独出现；台当局“教育部长”杜正胜推“两国论史观”，首采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分法。尽管台湾的人口、语言主体和福佬文化均源于大陆，但李、扁教育试验的受害者被塑造为“天然独”，为蔡当局深化“台独史观”提供了信心和动能。

 

另外一方面，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和台湾社会“深度绿化”，也让蔡当局有更多空间和手段强推“文化台独2.0”，有能力借“立法”为“文化台独”赋予“合法性”和持续性。更何况，岛内各在野党制衡力道羸弱，低谷中的蓝营也难挡“文化台独”的洪水猛兽。例如，蔡上任首日即废除马英九拨乱反正的“微调课纲”，并且企图在李、扁课纲将两岸历史相剥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中国史列为台湾史、东亚史的支流。

 

四是将“文化台独”打造为系统工程。相比于还有些欲盖弥彰、简单粗暴的李登辉、陈水扁，在多年理论储备和“全面执政”后，蔡氏“文化台独2.0”享有更大的政治赋权，也表现出更强烈的战略性和系统性。

 

其一，从战略高度，让“文化台独”成为其各项政策的“背后灵”，并与两岸“冷对抗”、“台独外交”、“经济台独”和“法理台独”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例如，蔡当局在处理“陆生共谍案”、退将赴陆争议、“前瞻建设立法混战”、长荣航空“天灾假罢工”和“反灭香抗议”等议题时，接连将责任归咎于大陆的“渗透、统战和策反”，转嫁危机并借机推行“去中国化”，以收一箭多雕之效。

 

其二，通过绵密相连的法律政策，积累和固化“文化台独”收益，持续荼毒下一代。可见，蔡有清晰的“文化台独”路线图，有的放矢地组合多个“台独模块”，以产生功能性的外溢和协同效用，形成分进合击、结构稳固的“文化台独系统”，建筑“柔性台独”的空中楼阁。

 

小结

 

尽管“文化台独2.0”是当前两岸风险管控的焦点、难点，但其荒谬、狭隘的本质和道义上的欺骗性、虚伪性，决定了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局限性。其立论和演绎基础有三：

 

其一，以捏造、扭曲两岸历史为逻辑起点和立论前提；其二，以对大陆现实的隔离、污蔑和仇恨作为自我循环论证的依据与载体；其三，以假设和虚构“必然台独”所应允的“美好未来”幻想作为催化剂和麻醉剂。

 

然而，这些假象与两岸数千年来血亲不绝的历史现实，与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进程，以及与两岸必然重归一统的终极未来是相悖的。“文化台独”得以孳延的土壤是岛内被人为制造的谎言与隔绝，这样的幻象终究将会随着台湾青年一代未来必经的再教育、再认知、再反思，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连接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由此外溢的两岸民众的事业家庭、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而消减、破灭。（作者：刘匡宇，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