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汉服，看中国古典服饰美学的流变

提到中国古典风格服饰美学，旗袍、唐装早已深入人心，大众对于汉服却知之甚少，从对“汉服”概念的混淆，到汉服结构的名称，都缺乏一定的理解，更毋需说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了。所谓“汉服”，指的并不是汉代服饰，而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被称为汉衣冠、汉装、华服。汉代前身是华夏族，整个汉族传统服饰可以溯源至周代，经由秦朝发展，到了汉代逐渐臻于成熟。蔡邕在《独断》中讲道：“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

 

新年伊始，成都天府古镇以千人汉服巡游正式开启“国风年”——穿华服，逛古镇，游竹海，赏国潮。

 

直到前些年，穿汉服出行或聚会还几乎约等于COSPLAY，受惊路人的内心三连问往往是“热吗？”“拍戏吗？”“合影要钱吗？”如今，伴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风潮”，汉服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变得更为流行化和日常化，成为一种生活美学的载体。

 

与此同时，今天的大众对于汉服的认知仍然存在不少空白和误区。何为汉服？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服有着怎样的发展流变脉络？又对国际时装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很多人而言，汉服或许是一个含义不明的过去时态，但在另一部分人心中它是承载着丰富意味的文化符号。

 

而随着汉服文化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和喜爱，时尚品牌为了抓住年轻人，也在汉服的创新上花了许多心思。

 

 

“明华堂”折枝牡丹暗花纱套装

 

以“明华堂”为例，它将传统与考究的礼服融合于时尚，缔造了一种新颖的中国原创，重现出东方新古典主义的幽雅与庄重，受到大量年轻汉服爱好者的意想不到的喜爱与追捧，成为汉服中的l ogo与大牌。“明华堂”套装起步价过3000元，上万元的款型也非常常见。半定制的会员预约，据说已约到了2022年。

 

纵观全球时尚及历史碑界，Hau te Cou tu r e（高级订制）自1858年诞生，历史超过162年。它代表着西方体系对艺术创作和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的顶礼膜拜，也确是极致的细节魔鬼——所有工艺均由手工完成，一件衣服耗费工时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法国高级时装协会，对高级订制设计师品牌及手工坊的规模、技术条件、发布会细节等均做了严格规定。在欧洲，Hau t e Cou t ur e（高级订制）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称号。

 

 

 

西方Haute Couture（高级定制）的开山鼻祖Charles Frederick Worth（查尔斯·弗雷里德·沃斯）

 

而汉服中的精品，仅以明代举例，就有600余年的历史。其中的艺术与工艺成就十分高超，比如明代的花鸟袍、蟒袍，一件就涉及近百种不同的绣花线，几十种古法植物染色，以及若干种不同的纱线捻度，仅仅是其中的金银线，又分出不同的金和银。不久前，北京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楚艳联手山东博物馆，将其馆藏中30余件代表工艺水平巅峰的明代汉服进行了仿制复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集中展示及汉服艺术再现，楚艳团队的复原工作追溯到了纱线，野蚕丝与桑蚕丝，手工纺织与机织，看起来貌似不大的差异，后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更不必提若干种繁复的针法。那种细腻和讲究，让设计团队在整个复原的过程中屡屡叹为观止。

 

汉服的精致，对细腻和优雅的追求，是对当代服装设计和创新的挑战和榜样，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下的许多汉服品牌，除了重视传统中的考究和极致还原，也运用了大量的现代技术，创造出当下年轻人需要的，也消费得起的服装。在穿着与搭配方式上，呈现出更好的组合方式，赋予传统服饰新生——有学习和传承，也有创新和超越，是汉服的新风貌。

 

在去年十月，传统形制汉服和汉风礼服、常服、潮服接连亮相上海时装周的“汉服专场秀”。从古法植物印染到3D打印配饰，以及中西融合技法共生融洽，这亦是传承中的创新，表达着年轻一代设计师对汉服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而Z世代消费者对于时尚的观念，则更加直给——做自己且明确自己要什么。未必非得明白背后的文化内涵，好看就是追随的理由。近年来借着淘宝、抖音、B站、古装剧、古风游戏等极强的传播力，不少旁观者也被其影响，欣然入场“古风圈”。除了购买，汉服租赁、汉服体验馆等也应运而生。汉服爱好者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2019年市场消费额突破45亿，对比2017年的5亿，确是迎来了井喷。可以说汉服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大家喜爱的原因主要是源自颜值和视觉冲击，流行文化的背后是什么，可能没那么重要。然而，想要得体传承汉服及文化，还需“知来处，明去处”。去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如此才能不至于对汉服、对传统的理解流于表面。

 

或许汉服与美本身一样，不需要被过度定义，它只是一份元气淋漓的自信。

 

 

山东博物馆藏·香色芝麻纱绣过肩蟒女长衫

 

 

楚艳仿制款，面料采用和馆藏品一样的真丝花罗面料，手工平绣+手工盘金绣，图案花型、色彩、尺寸、制作工艺完全按照馆藏品复刻

 

根据《史记》记载：“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并认为“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当然，这种看法是在圣人史观下的一种认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麻布来制作衣服，黄帝的妻子嫘祖就是蚕和丝的发明者。自此以后，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

 

在中国，传统服饰的地位至为重要。《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正义·定公十年》疏则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基于此，中国有了“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称，代表了华夏文明的由来及发达程度。

 

汉服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而汉服在古意中的所指，并不仅仅是一套服装，而是包含着一整套完整的造型，包括衣裳、头饰、发式、面饰、鞋履、配饰等。单就衣裳来说，也是两件的概念，即上衣下裳，衣即衣服，裳一般指的是裙裾。

 

汉服所用的面料，基本就是布和帛，其结构从上至下分为领、襟、衽、衿、裾、袖、袂、带、韨等十个部分。前后具有对称性，在制作过程中会取两幅同等长的布，分别对折，作为前襟后裾，缝合后背中缝。如果前襟无衽即为直领对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为两幅衽，缝在左右两襟上，则称之为斜领右衽衣。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而在剪裁方面，与西方流行的立体剪裁截然不同。汉服以自然平面大片裁剪为特征，讲究宽衣博带之美。一套汉服至少需要耗费两米布料。

 

汉服的服饰纹样往往采取动物、植物、几何状的文饰。对动植物的刻画往往求真、细腻，而几何图形则规整、对称。服饰颜色更是有着严格区分。古人所理解的世界为青赤黄黑白五种颜色，称之为五正色，是极为尊贵的。至于其他颜色均是调和色，是这五种基本颜色调和而成，称之为“间色”。并将五色与五行相对应，“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黄土”、“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羽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汉服古法染色，至纯至美，光是红花染出的红色系，常见的就有石榴红、牡丹红、章丹、珊瑚朱、红梅、银红、嫣红、桃红、凤仙红等等……天成之美。

 

汉服面料上的花纹发展亦是有逻辑的，它与文化和社会发展形态互为映照。比如，明朝的龙袍上流行的四合如意云纹样，在明初和明末的形态均有所不同。明初百废待兴，花纹粗糙；明中期社会开始发展，纹样开始呈现多样化；到了明末，社会富裕，图样变得奢华饱满。再比如，唐代的纹理兼容性极强，在传统图案中自如混用许多西域元素，侧面呈现出大唐自信包容的一面。由此可见，服饰连贯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路径是一致的。

 

头饰亦是汉服的一部分。女子头饰主要由副、编次等构成。发髻也呈现出多样性，有时还会在发髻上佩戴珠花、步摇等各色饰物，并在鬓发两侧饰有博鬓。唐代初期，簪花多为点缀，即使满头插花也多为小花。到了开元盛世，簪花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据记载，唐明皇亲自为杨贵妃插簪花。此时还出现了簪花斗花比赛，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每当春日盛开之时，女子们插花满头，夸富斗艳，美不胜收。从上层豪门一掷千金的斗花活动，到民间的斗花之戏，颇为盛行。民间男女还借斗花的机会，自由交往，选择心目中的佳配。敦煌歌辞《斗百草》中有描写斗花定终身的句子“欲摘问旁人，两两相捻取”——两两相捻取，即是暗谓成双配对，结为秦晋之好。

 

除了簪花，簪钗也往往被视为定情之物。陆游与唐婉曾以一支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亲，陆游十九岁（绍兴十四年）终与唐婉结合，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以及与陆游的亲密感情，不知何故竟引起了陆母的不满，遂命陆游休了唐婉。公元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礼部会试失利后，陆游到沈园游玩，偶遇唐婉，两人再见面都非常难过。陆游感伤地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公元1156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感慨万千，和了一阕《钗头凤·世情薄》。同年秋，唐便抑郁而终。

 

此外，宋代还在簪钗的端头悬吊钗符，也称“钗头符”，或“宝符”、“灵符”。曾丰《端午家集》中言：“戏缠朱彩索，争带赤灵符。”钗头往往被做得小巧玲珑，宋人也常称作“小符”。历代诗词多有表现，如苏轼《浣溪沙·端午》：“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又如，崔敦诗《淳熙七年端午帖子词·皇后合》：“玉燕垂符小，珠囊结艾青。”

 

面饰即花钿，是女子贴在两鬓、眉间、面颊的花朵装饰物。关于花钿由来的美丽传说，有一年正月初七，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仰卧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树被微风一拂，吹落梅花一朵，正落于公主额头，其额中被染出了梅花印。这奇特的美丽被宫中女子争相效仿，然而奇遇难求，大家便直接剪下梅花贴于额头，成为一种新的美容术。牛峤《红蔷薇》中“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说的就是这个。

 

 

 

 

一些花钿的图片

 

梅花状的花钿有红、黄、绿三色，一般以红色居多。众人熟知的《木兰辞》里的“对镜贴花黄”，贴的便是黄色花钿。绿的是“翠钿”，由名贵的各色翠鸟羽毛制成，呈青绿色，晶点闪烁，清新别致。温庭筠《南歌子》中“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张太华《葬后见形诗》中“寻思往日椒房宠，泪湿衣襟损翠钿”，指的都是这般稀罕之物。

 

花钿的造型除了常见的梅花，后来也发展出许多复杂多变的图案，比如牛角形、扇面形、桃子形等，此外也有各式小鸟、鱼鸭等造型，十分美妙娇俏。花钿一般会以金、银箔及珠宝制成，此外也有用纸、鱼鳞、茶油花饼，甚至蜻蜓翅膀做的。可谓别出心裁，不拘一格。宋人陶谷《潸异录》：“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描述的就是蜻蜓翅膀制的花钿。

 

顺带一提，粘花钿的胶叫“呵胶”，是由粘箭羽的鱼鳔制成，对之呵气，再蘸点唾液，便能牢牢依附——一气呵成，故称“呵胶”。

 

关于鞋履，大礼服（朝服、祭服）一般使用红云履；深衣则使用黑云履或黑布鞋；女装的部分，正装通常搭配弓鞋；圆领袍一般搭配皂靴或皂皮靴（隋唐时期）；道袍、直身等正装，除了布鞋之外，可选云头履；便装配布鞋、洒鞋最常见不过了；戎装（军装），可搭皂靴、布鞋。

 

配饰主要是佩玉。佩玉大致说来有头饰、耳饰、项饰、手饰、身饰几大类，而常见品种有玉瑷、玉环、玉玦、玉冲牙、玉翁仲、玉镯、扳指、玉剑首、玉带板等等。贵族们往往是组玉配套齐全，佩戴次序也极为讲究。汉服的配饰除了佩玉，还有蔽膝、披帛、袜、帔、香囊、剑、绶、印、笏、牙牌、革带、玉带、銙、腾蛇等。

 

从汉服一斑，可见古代汉人的气韵——从头至脚，讲究何其之多。审美能力，一定是文化教养的结果，是人文教育对一个人共情能力、敏感度、想象力、以及文化视野的开发，它不但决定了审美旨趣，还关乎人格、气质与灵性。服饰在时间的长河中，从来都不是驯化人的武器，它是一部交织了身体感知与料作品质的协奏曲，是自我欣赏与认定。

 

受到全球设计师钟爱的汉服元素：（摘编自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贾玺增著《中外服装史（第二版）》）

 

 

 

 

意大利品牌瓦伦蒂诺(Valentino)2014年春夏高级女装中使用了联珠纹图案进行时装设计

 

宝相花

 

宝相花是广泛流行于唐代纺织品上的重要装饰纹样。宝相花是一种图案化的花纹，现实里并没有这样一种花。它集中了莲花、牡丹、菊花的特征，又吸取了传统纹样中的云纹、忍冬纹以及中亚地域色彩的石榴纹等精华，形式上采用四向或多向对称放射状作出圆形适合、菱形、方形适合装饰纹样。宝相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佛教盛行的流行图案，具有吉祥美满的寓意。不同时代宝相花的形态也并不相同，唐代时莲花的因素居多，到了后来牡丹成为主体。意大利品牌瓦伦蒂诺2014年春夏高级女装中使用了联珠纹图案进行时装设计。

 

 

美国纽约华裔设计师谭燕玉(Vivienne　Tam) 2012春夏高级成衣使用了夹缬纹样的设计元素

 

夹缬

 

美国纽约华裔设计师谭燕玉2012春夏高级成衣使用了夹缬纹样的设计元素。

 

夹缬是指利用雕版在绸棉织物上夹染出预定花样的印染工艺，为中国传统印染技艺“四缬”（夹缬、蜡缬、绞缬、灰缬，即今天所说的夹染、蜡染、扎染、蓝印花布）之一。夹缬上溯可达东汉，盛于唐宋。唐代白居易《赠皇甫郎中》诗云：“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敦煌莫高窟唐代彩塑菩萨身上穿的多是夹缬衣物。早期夹缬工艺是扎根于民间并传到宫廷的。唐代张萱绘《捣练图》中蓝裙女子穿的小袖衫的纹样就颇似夹缬工艺。

 

 

谭燕玉(Vivienne　Tam)2016年秋冬高级成衣

 

 

谭燕玉(Vivienne　Tam)2018年春夏高级成衣

 

云肩

 

法国女装品牌夏奈尔和中国设计师郭培都曾推出过以云肩为灵感的时装。

 

在明朝初期，云肩多用于宫廷庆祝元旦及朝会的礼乐仪队中担任女性歌舞伎。随后，云肩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婚嫁时不可或缺的衣饰。大多数云肩由四个云纹组成，称为四合如意式，还有柳叶式、荷花式等，上面都有吉祥纹样，如富贵牡丹、多福多寿、连年有鱼等。

 

 

意大利品牌“就是卡沃利”(JustCavalli)2013年秋冬推出了精美的翠环流苏项链

 

玉环绶

 

意大利品牌“就是卡沃利”2013年秋冬推出了精美的翠环流苏项链。美国婚纱设计师克莱尔·佩蒂伯恩在2010年兰花礼服系列中就运用了“玉环绶”的元素。

 

宋代女裙流行使用轻薄质料，时有“薄罗衫子薄罗裙”之称，为了不使裙摆散开影响美观，宋代女子常在裙子中间挂上一根用丝带编成的飘带，中间打环结，串一个玉制的圆环玉佩，被称为“玉环绶”或“宫绦”，用来压住裙幅。这在当代中式服装中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