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原实验室建设背后：300余名建设者鏖战5天5夜

2月5日，在武汉市，一所2000平方米的高密封、负压实验室建设完成。实验室的建成，将大幅提升新冠肺炎检测速度。

 

中交二航局300余名建设者经过5天5夜的艰苦鏖战，比原计划提前1天完成任务。“从未参与过如此高标准的负压实验室建设，但是疫情如战情，一刻也不能拖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中交二航局项目负责人刘宜全说。

 

武汉是第二个故乡

 

 

工作中的刘维佳(李建强摄)

 

29号晚上，刘维佳在工作群看到建设消息，他便主动请缨，要加入到项目的建设中。“我是甘肃人，今年春节前本来是想在武汉陪陪岳父岳母的。后来也是响应武汉市政府的号召，留在城内。”刘维佳说，“武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也年轻，抵抗力强些，理应积极参与到抗疫当中。”得到项目部许可后，30日上午10点，刘维佳来到现场开始与同事一起研究设计图纸。

 

图纸研究过程中，刘维佳发现这次任务工期非常紧，要在5天时间内完成全部施工，BIM模型还必须要跑在施工前面，留给建模的时间几乎没有。加上实验室建筑体量虽然只有2000平方米，但工艺复杂，标准很高。除了传统的建筑结构机电设备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工艺设备及管网系统，建模工作量大。

 

“我们建的BIM模型要准确反映设计意图，加上设计图纸既不完善还时常变更，进行模型版本动态更新，这更增加了我们建模的难度。”刘维佳说。

 

与此同时，模型要能够输出准确的工程量清单，用于辅助物资采购，这就需要时刻关注现场的施工状态。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刘维佳只得白天呆在工地，晚上回酒店作图。

 

2月2日凌晨1点，刘维佳与同事们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图纸建模，相关技术应用价值得到了现场的肯定。在这3天3夜中，为了做好BIM技术服务，刘维佳白天在工地现场办公，晚上在酒店组织团队召开网络会议，进行工作复盘。大量的设计变更及调整让他每天都熬到凌晨3点。而每天早上7点又要跟着技术员上工地，因此留给他休息的时间只有5小时。

 

我爸很支持！

 

 

工作中的卫霄(廖顺贵摄)

 

 

工作人员为工人体检(郑立维摄)

 

卫霄最开始是准备回家过春节的，后来他响应武汉市政府不离汉的号召，选择了留在武汉值班，因此他也是1月29日第一批知道实验室建设的管理人员。而在这次的实验室建设中，卫霄主要负责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因此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施工，这样以来，不仅给卫霄增加了困难，也增加了防控病毒的难度。仅仅是住宿的酒店，他就找了一下午。

 

“这一方面是过年，酒店停止了营业，没有保洁和值班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人多，又是在这种特殊的疫情下，他们可能害怕。”卫霄说。

 

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方面他继续在酒店周边一家家问，另一方面报告给公司领导，由领导出面找当地政府协调。

 

“后来为了能住进酒店，我们与酒店协商：酒店只提供房间，我们自己去打扫，这样才定下一个酒店，而此时已经是30日凌晨两点多了。”卫霄说。然而，随着人员的不断到来，卫霄发现，一家酒店远远不够，他只得又按照原来的办法找第二家酒店。无独有偶，吃饭也是一样，没有餐馆开业，只能协调给当地机关做饭的餐馆做盒饭。

 

30日凌晨5点，卫霄工作群里发布了《疫区施工安全管理制度》和《防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处置方案》。原来解决了吃住问题，安全问题又成了压在卫霄心头的大石头。

 

“以前现场的安全管理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比如我觉得这个塔吊没做好，肉眼也可以看见，拆了重装或者不要就能解决问题；但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使沾上了，也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因此要格外小心。”卫霄说。

 

当然做好安全防护，远不止制定制度。还有购买口罩、护目镜、消毒水、温度计等防护用品，而这些防护用品购买的难度已不同往日。“现在这些资源非常紧缺，不好买。我们只能采取笨办法，和淘宝、京东里面的老板一个个地沟通。”卫霄说，最终，在卫霄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东拼西凑才购买了足够的口罩。

 

除此之外，卫霄还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小型医疗站，随时检测施工人员的身体状况，并安排专人每天三次对工人测体温、对宿舍进行消毒，确保工人的身体健康。

 

“其实后勤人员更容易感染，刚开始我没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后来打电话，我妈听见很吵，不得已才说了，没想到家人很支持我。特别是我爸，因为他也是党员，他说他明白特殊时期党员要干什么。”卫霄说。

 

一波三折，泡面成为关键支柱

 

 

翟建国在现场

 

 

8人突击队

 

“接到通知是29日晚10点，我正在哄孩子睡觉。”监控量测负责人翟建国说：“家人听说要去参加建设抗击肺炎的实验室，虽然担心，但也十分支持。我是党员，就必须冲锋在前。”

 

当晚，中交二航局就组织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突击队，由翟建国担任突击队长，第二天一早奔赴现场。根据现场工作需要，翟建国将本次突击队分为5人的设计组，主要负责设计的优化细化、沟通协调、设计变更、现场设计支持，并完成竣工图；剩下的2人组成检测组，负责现场试验检测。

 

“第一版图纸是31日凌晨四点给我们的，收到图纸后我们就开始工作，消化图纸，完成工程量统计，确保能提供清单去采购材料，保障施工。”然而，当翟建国与同事们完成大部分工作后，设计院又在2月1日凌晨四点出了份新图，而此时距离第二天开工只有4小时。为此，翟建国与同事们不得不放弃休息，继续挑灯夜战。

 

“要知道在现场的毛坯房里研究图纸，没水没电不说，还特别冷。要知道武汉的冷可是刺骨的湿冷。”翟建国说。即便如此，翟建国还是与同事们咬牙坚持，并在开工前提供了第一、二版图纸的差异和材料清单，并在现场完成了设计交底。

 

“项目施工班组是各地抽调过来的，也没有多少时间消化图纸，上手就干。交完底，真是困得不行一上回酒店的面包车就睡了。”翟建国说。

 

除了做详细的设计交底，翟建国还将设计人员分成两个组，两班倒盯在现场，除了解答现场提出的疑问，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巡视施工现场，找到施工与设计不符的地方，并提醒整改，保证不出现返工。

 

“由于日夜颠倒，大家经常会错过饭点，一碗热乎的泡面成了大家在深夜的支柱。”翟建国说。众志成城，逆流而上。接下来，这些建设者将继续与全体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倾全局之力，共同打赢新冠病毒防疫阻击战。

 

“我挺好，您们别担心。”

 

见到邓士贵时，他正在实验室旁的角落里打电话。“我挺好，您们别担心。”放下电话，他幸福地笑着说，　“一天到晚不是老婆孩子，就是爸妈和岳父岳母。”

 

邓士贵是30日中午接到通知的，接到通知时他正在陪小孩看动画片。“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抗疫一线，都希望能为抗疫做点什么。”

 

接到通知后，他便从蔡甸出发，驱车一个多小时紧急赶到项目部参加会议。会上，邓士贵接到的任务是拿出全部的施工方案、排出进度计划，并且要把计划精确到小时。

 

 

工作中的邓士贵(李安辉摄)

 

“虽然排施工计划并不难，但要凭空想象来排就没那么简单了。”邓士贵说。原来，此时邓士贵和同事们手中只有一张平面图，并没有设计院的设计图。只知道这个实验室要求高，但却不知道如何高。因此，他只能和同事们按照以往的建设经验来做方案、拿计划。

 

“最主要的是现场要施工的东西太多、太复杂，既有板房安装，又有暖通水电布设，各种管线纵横交错，稍有考虑不周就会漏掉，如果按照漏掉的施工，到最后就会功亏一篑。”邓士贵说，这次排计划就排到第二天的凌晨一点钟，计划排出来后邓士贵要根据后来的设计图进行修改，而每次修改也是修改到凌晨两点多。除此之外，邓士贵的工作还有给现场工人做好交底，确保施工的准确性。

 

1月31日晚，计划是排完了，但邓士贵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第二项任务便是安排他接待从上海过来的材料供应商。由于做实验室的材料并不是一般的材料，加上很多供应商都没营业，以及一大部分材料都供给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因此材料就更加紧缺。

 

“为了做到既充足又不浪费，项目部便找来供应商现场核算，确保施工顺利完成。”邓士贵说，当晚，供应商要连夜赶到现场查勘，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他都没睡觉。

 

2月1日，项目开工后，邓士贵又化身成为协调人员，与业主和材料供应商协调对接，同时兼现场技术顾问，为现场解答疑难问题。当别人问他，一个人干这么多活累不累时，他说：“哪里需要就走向哪里，哪管累不累。”(记者 弟辰晨 通讯员 田本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