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教授斯蒂夫·麦金农—— “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

编辑:王瑞颖|2019-02-03 10:22:28|来源:人民网

 

美国历史学教授斯蒂夫·麦金农—— “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

 

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左一为斯蒂夫·麦金农)。资料图片

 

美国历史学教授斯蒂夫·麦金农—— “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 

 

麦金农在家中接受采访。章念生摄

 

美国历史学教授斯蒂夫·麦金农—— “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

 

麦金农撰写的《中国报道:1930—1940年代美国新闻口述史》。章念生摄

 

立于房前,面对幽深长廊和虚掩木扉,一时有些犹豫,不知该敲哪个门。拨通电话后,洪亮的声音从后院响起。麦金农打开院门,迎了出来。用力握手,笑意荡漾,炯炯目光中透着坚毅。面前的慈祥老者,没有落寞惆怅,感觉充满故事。  按照地址寻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斯蒂夫·麦金农的家,第一眼便很惊艳:房前绿色仙人掌簇拥,屋后褐色山石耸立,颇似植物园。及近,见前门长廊幽深,后院木扉虚掩。诗人孟浩然曾有诗句:“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当年孟君应试落第,矢志归隐。麦金农教授深居此处,该是何种心境?

 

一进屋,他便忙着泡茶倒水,俨然中国家庭的待客之道。知悉他中文功底深厚、中国经历丰富,便以麦教授相称。

 

1972年3月经香港入境广州,首次踏足中国内地,迄今40多年,麦教授访华次数难以计算。从走访“五七干校”到社科院执教,从采访茅盾、丁玲到河北农村蹲点,从研究晚清政治、红军长征、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到出版中国抗战专著、撰写《陈翰笙传》,麦教授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研究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一直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关注中国,研究中国。

 

“我看中国,既重历史纵深,也做国际比较。”麦教授说。

 

缘  起

 

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麦金农对历史兴趣强烈。浩瀚书海中,研究中国的西方著述不多,存在不少空白点。他选择研究中国,开始学习中文,后在各地交流访学,1971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主题是中国的晚清政治。

 

在其求学时代,美国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麦金农投身其中,成为积极分子。“那时的我,对中国充满憧憬与同情。”他说。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破冰之旅”,中美关系开始解冻。3月,麦金农通过参加一个联合国项目,随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来到中国。25位刚出校门不久的美国青年,访问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包括参观“五七干校”、农村合作社等。此行最让麦金农难忘的,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被周总理接见的照片,他一直摆在案头。人民日报当年报道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消息剪报,他至今珍藏。

 

“那个大胡子是我。”他指着案前照片中的大胡子说:“见到周恩来总理十分激动,他的睿智让我印象极深。在场的还有乔冠华,担任翻译的是冀朝铸。”

 

回到美国后,访华喜悦还未散去,烦恼接踵而来。当地媒体刊文批他同情中国,呼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他解雇。“这的确让我意想不到。是州立大学校长以研究中国为由保住了我的教职。”麦教授说,那时他虽处逆境,但研究中国历史的执着未改。

 

就在那一年,他买下了现在的房子。住所不远处,即是亚利桑那菲尼克斯动物园与植物园。他说,选择这一处所安家,因为距离学校不远,便于教课,也为寻觅静处,远离喧嚣,潜心学问。

 

斗转星移。1979年中美建交,麦教授又成了“香饽饽”。不少商界人士邀他担任企业驻华代表,开拓商业。他婉言谢绝了商界邀请,选择作为专家受聘于中国社科院。

 

1979年至1981年,他带着全家住在北京,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来往较多,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执教的那段经历,更让他津津乐道。

 

“那时我住在小庄,正式接收单位是人民日报社,两个孩子在芳草地小学念书,常常坐9路公交车。”麦教授清晰准确地叫出了黄晴、任毓骏等几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名字。他说,许多学生后来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工作。

 

说话间,麦教授找出当年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口的合影照片,又带笔者参观后院客房里琳琅满目的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属于新闻领域,如邓拓的《燕山夜话》、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及多本新闻研究丛书等。

 

著  述

 

麦教授说,由于父辈的渊源,他对新闻历史一直很感兴趣。他著有《中国报道:1930—1940年代美国新闻口述史》,对现代中国新闻史多有涉猎,关于范长江、邹韬奋等人的经历也耳熟能详。

 

让麦教授倾心投入、难以忘怀的是《史沫特莱传》的写作。为了全景式体现史沫特莱,尤其是这位美国作家在中国的经历,麦教授夫妇前后历时12年,深入走访史沫特莱的故知,其中包括茅盾、丁玲等文学巨擘。访谈中,史沫特莱当年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们的交往交流、与中共地下党的来往等细节生动再现,为他们夫妇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与佐证。《史沫特莱传》后被译成德文、日文、韩文和中文在多国出版。

 

循着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历史线索,麦教授又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版了《武汉,1938年: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等专著,还积累了有关中国知名社会学家陈翰笙(1897—2004)的不少素材。

 

如今,《陈翰笙传》即将付梓。为完成此作,麦教授前后历经40年,除采访陈翰笙本人外,还遍访其故友甚至对手,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麦教授说,他创作《陈翰笙传》,是为还原这位学界泰斗级人物的百年人生和传奇经历,也为记述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

 

剖  析

 

与同时代的一些美国汉学家相比,麦金农既无父辈在华传教或经商渊源,也无中国妻子相助,“完全从大学开始,从书本而来,偏重学术,远离华盛顿,没受太多政治因素干扰”。

 

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他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采访、朋友交往,也源于国际比较。

 

80年代初,他曾再访1972年去过的河北一个村庄,发现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喜气洋洋,“中国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让我惊讶!”

 

城市的变化同样惊人。麦教授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来访时,有时会在他家洗澡,因为那时许多人家里都没热水。现如今,城市高楼林立,车流人潮,民众富裕程度迅速提升。

 

在他看来,中国迅速发展,让很多人不太适应,其中包括美国人。他认为,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表面化”“概念化”,非常令人担忧。

 

“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只限于表面,不去了解中国的过去,只看中国的现在,没有从历史维度客观看待中国。”麦教授说,正因如此,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大行其道。“中国人有爱国主义情绪很正常,哪个国家都一样。从中国历史看,中国对周边甚至整个世界,更多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不想有那么多的麻烦来影响国家发展进程。”

 

“许多美国政客媒体都在炒作概念,将世界的许多问题归咎于中国,给中国贴标签,但常常没有道理。”他说,阅读美国的报纸杂志,觉得中国很让人害怕。“有时,我对他们说,应该多去看看。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没那么可怕。”

 

在麦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社会贫富差距大,中产阶级不满意,出现排外主义,美国政客又正好利用排外主义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麦金农认为人类社会总有共通之处,中国今日发展遇到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曾面对过。“中国人蓬勃向上,坚持不懈,注重学习和教育,相信许多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

 

告别麦教授,已近黄昏。暮色中,足有三四人高的柱状仙人掌,显得格外伟岸挺拔。麦教授说,它们至少已有百年树龄,但生长之势不可阻挡。言语间,对屋前的仙人掌林充满敬意。是啊,坚忍不拔,于治学态度甚或国家发展,又是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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