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涉台文化遗存，提高对台史学话语权

摘要：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与台湾同宗共祖，根脉相连。福建涉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每一件文物、每一橦历史建筑、每一项“非遗”都是闽台乡亲的共同记忆、情感和身份标识，保护好福建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两岸融合的根脉。两岸融合发展需要正本清源，纠正被台独分子歪曲的视听，肃清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福建历史文化 文化遗产 两岸融合 培根固本

 

闽台地缘相近，血脉相联。福建是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是台湾文化的主要根脉。两岸下融合发展，首先闽台要先融合。

 

近三十多年来，福建省积极开展涉台历史文物的保护、展示和宣传,从历史文化遗存角度不断强化“闽台一家亲”，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融合,推进两岸合作与融合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一、保护台胞祖籍地历史文化，正本清源台湾历史

 

清代龚自珍在《定庵续集》中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由此可见，历史话语权充满政治属性。

 

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部分留学欧美日的台湾学人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权力的垄断，开始借助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所倡导打破“大写的历史”，鼓吹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小写的历史”，声称要“回归叙事史学”，“历史”阐述进入文学化和泛审美化，呈现“非历史”性特征。“台独”思潮借后现代主义的躯壳，编造、演绎、叙述历史，为台独服务，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台独史观”。为了对抗大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大中国历史文化体系，强调“历史文化的本土化”，企图建构台湾区域“独立的历史文化体系”。在史学领域，具有台独倾向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打着后现代旗号，借后现代史学之壳，以虚构、曲解等方式，臆造“台独历史”和“台独文化”。如，有“台独理论家”之称的史明（施朝晖）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1]，把台湾历史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分割出去,妄称台湾只有400年历史,台湾做了400年殖民地。声称“元朝、清朝对台湾的统治,与荷兰和日本殖民统治一样，都是外来政权”。在“台独”势力活动早期缺乏系统“理论”的情况下，《台湾人四百年史》成为“台独经典之作”，为当时岛内反国民党威权人士人手一册的必读书籍。在史明“台独史观”的影响下，曹永和也于1990年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企图从“海岛”的角度审视与形塑台湾“独立历史”，认为“台湾岛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周婉窈于1997年撰写的《台湾历史图说·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也声称要建构“在地本土观”，要以台湾岛的人群活动为主要素与空间舞台来研究台湾历史。她提倡由在地本土观点所建构，以台湾岛(台湾本岛及其周边诸岛屿，也就是大台湾)的山、海、平原等三个以人群活动为主的重要构成要素与空间舞台所承载经历过的历史来建构融合成的台湾历史研究。

 

无论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还是曹永和的“台湾岛史”、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史前至一九四五年》等等著述，都企图通过歪曲与重新释诠历史文化遗存，臆造“台湾独立”的历史，培植台独史观。

 

近三十多年，台湾独派史学工作者，企图通过重新“诠释”台湾区域文化，建构其所谓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和主体地位”。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台湾文化有四大系统：原住民的文化，福佬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大陆系的文化”。另一方面贩卖“台湾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化揉合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2]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来削弱、贬低中国主体文化的地位；企图将台湾区域文化中某些特殊性和差异性，拔高为主体性，编造所谓的“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等地位”，并以“本土化”之名，对台湾地方的历史、文学、艺术、电影、歌谣、戏剧与民间艺术进行“整理与改良”，支解中国文化。

 

在李登辉主政时期，为达到从“根本上培植”以“台湾”为核心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政治目的，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在台湾民众中培养“台湾意识”。如，通过成立“文史工作室”收罗具有台独的文史工作者研究所谓的“乡土民性和历史”，以建构“台湾历史与文化的主体性”。在李登辉授意下，1994年台湾当局“文建会”正式推展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地方文史社团基础工作研习计划”和“文化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补助地方文史工作处理要点”。在台当局的“补助或奖励”鼓励措施下，“地方文史室”占据台湾历史学术主流阵地，从事台湾地方史学的人不仅拥有充裕的资金，更拥有话语权。相反，从事大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者，不仅无处获得资金，更无其话语的舞台，逐渐淡出台湾史学界。

 

在教育领域，李登辉自己反复声称“教育不改，人心也不会改变，过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华的观念范围中，台湾不需要大中华主义”[3]。并声称：“我要国民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等课程”，历史教育应“以台湾为中心”，要“从乡土教育”开始。在他的影响下，台湾地区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史学工作者，放弃史学工作者基本职业操守和底线，配合台独分子臆造符合“台湾意识”、“台湾生命共同体”精神的“历史叙述”。如，1993年为配合台湾教育当局修订的“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小学课程自三年级起增列“乡土教学活动”，中学一年级增列“认识台湾”、“乡土艺术活动”课。台湾教育当局的“教育研究委员会”和“人文及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相继成立了“本土语言教材项目小组”与“乡土语言辅助教材大纲项目小组”），参与搜集资料研拟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本土语言教材和乡土教材；1994年10月13日，台湾教育当局在李登辉的授意下，以“台湾化”、“本土化”为幌子，对教科书内容进行所谓的“教育台湾化”改造。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史学工作者又参与编写，将教材中“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句词全部删去了；1996年10月，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史学工作者参与台湾教育当局修订“国民中学认识台湾课程标准”，把台湾本土历史被列入中学正式教学科目，规定“小学每周要有两小时进行乡土教学”。1997年6月又推动中学开设由杜正胜[4]主持编写的教科书《认识台湾》课程，通过该教科书将其“以台湾为中心的”的台独历史观直接移植入教科书中。在《认识台湾》的“历史篇”中，肆意篡改历史，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声称“台湾400年前是无主的土地”，极力鼓吹、宣扬所谓“台湾魂”“台湾精神”，把“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样的名词都一一删去；极力美化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殖民侵略。通过强行对青少年学生灌输“台湾不属于中国”的思想，以强化“台湾意识”。

 

李登辉独揽台湾大权12年期间，将史学引向政治化，“台独”在史学领域也不断地升温，台湾史学的“本土论”、“台湾民族论”，以及台湾史学的“去中国”、“脱中国化”论也陆续登场。

 

2000年5月20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不仅政治上延续了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在文化领域，更是在李登辉“去中国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加紧推行软性台独工程——“文化台独”。在陈水扁主政的8年里，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史学工作者纷纷占据学术和文化机构的要职，不惜歪曲事实真相，为“台湾文化主体”的“理论研究与造势”，虚构“台湾史学”，声称“要以台湾的立场看台湾”，要以“台湾的观点看台湾历史”，“要放弃大中国观点”。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史观”更趋炽热。陈水扁当局利用执政地位和“教育改革”之名，于2001年3月底将李登辉时期所炮制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定为教学范本，强行在中小学推行。同时将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调强行塞进历史教材中，将台湾史与“中华民国史”进行割裂，把“中国史”塞入世界史；将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往史篡改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并塞进世界史教学范畴。并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将民进党的党史变成台湾地方的“当代史”，将民进党的党外运动史拔高为“台湾史”。

 

台湾教育当局于2003年9月22日出台了“2005学年度《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规定台湾的高中学生必须“先学习台湾史，再学中国史，最后学世界史”。《纲要草案》将《旧金山和约》及所谓《中日和约》引入教科书，否认《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极力掩盖和否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企图通过强调台湾“主权未定”为“台湾主权独立”制造舆论。《纲要草案》及依此编写的各种版本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去中国化”、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等的特点。如：对台湾早期历史，只强调“台湾原住民族”，不谈汉民族在台湾的活动，甚至不顾以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强调台湾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岛语系”而与大陆无关；对于明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将荷兰、西班牙人入侵台湾的历史放在所谓“台湾与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续“原住民”来自南岛语系的空间历史架构，略而不谈郑芝龙、郑成功等汉人群体迁移至台湾的历史事实；对于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的清代历史，称作“清领时期”，突出台湾的“帝国边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极统治政策，避而不谈清政府治台功绩；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改为“日本统治时期”，改“日据”为“日治”，掩饰日本的殖民统治，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等等。

 

通过“改造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强制性地向台湾青少年灌输“台独文化”，让青少年疏离祖国大陆，强化学生“对台湾的认同”，切断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历史的记忆和文化感情，使青少年“只知台湾而不知中国”，“只认识台湾文化而不认识中国文化”。

 

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的“台独”分子主政台湾20年，在青少年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目前台湾的青少年人越来越多“只知台湾而不知中国”“只认识台湾文化而不认识中国文化”。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并没有努力去扭转“台独史观”，也没有及时修改陈水扁时代编修的“课纲”和“教科书”，以至于具有明显“台独”倾向的课纲和教材继续主导台湾中小学教育，毒害青少年。在“两国论”“同心圆”等“台独”理论语境下教育成长的台湾青少年，在“国家认同”方面，“弃中就台”的倾向日益明显。其影响与危害越来越大。2014年参与“反服贸”的大学生和2015年参与“反课纲运动”的中学生都是在“两国论”、“同心圆”意识形态毒害下成长的青年人。

 

2016年5月民进党理念型台独分子蔡英文上台后，虽声称“不对抗”，但却在“维持现状”中搞台独，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根本上削弱两岸一中的政治基础，不遗余力地“去除中国标识”、“去除中国国民党代表中国的合理价值”。从政治层面、法理层面“去中华民国化”。文化教育领域“去中国化”，不仅祭拜“国父孙中山”，也停止遥祭中国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并将官方语言多元化（将闽南方言、台湾原住民方言、客家方言等都视为“国语”），支解、削弱普通话在台湾的“国语”地位和体系；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演绎“独立的台湾史”。拉抬“亲日情结”，纵容台独学者对“非我族类”进行攻击，形成语言霸凌。

 

当下台湾岛内政治文化生态，台独史观泛滥，与始作俑者是“台独教父”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有相当大的关联。台独史观和历史论述的荒谬。台湾历史论述必须正本清源，纠正被台独分子歪曲的视听，肃清其负面影响。

 

二、两岸融合发展，强化对台史学话语权

 

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台湾是福建人向外拓展生存空间、迁徙拓荒的首选之地。自古闽台是一家，为福建的第九个行政区，有“九闽”之称。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与台湾同宗共祖，根脉相连。

 

福建涉台历史文化遗存众多，无论文物、历史建筑，还是“非遗”项目都是闽台乡亲的共同记忆和“闽台根脉相连”身份标识，是闽台同宗共祖的血缘和文缘的证据，是闽台所共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一家亲”重要依据和历史见证，也是两岸文化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及纽带。保护好福建的涉台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护台湾同胞的根文化，就是保护闽台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就是保护两岸一家亲和融合的根脉。

 

改革开放后，福建省自恢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就十分重视涉台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2处。1985年10月1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8项。1985年12月12日，我国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开始向联合国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申报文化遗产。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至第七批国保单位总数为4295处，福建省入选137处（291点）。2018年9月2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一至第九批省保单位共926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051处，涉台文物1515处（约占了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皆居全国前列。

 

福建涉台文物和历史建筑物众多，每一项都是“闽台自古一家”的重要见证，不仅建设专门的展陈馆“闽台缘博物馆”，同时在台胞主要祖籍地建立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7年6月）、建立“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2017年1月），涉台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由单体逐渐转向整体保护。

 

2019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示要求：“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心里，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感情”。这一政策主张蕴涵着深刻哲理和丰富内涵，包含两岸人心相通，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两岸同胞民心相通、心灵契合，是推动两岸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纽带，是确保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

 

两岸融合发展，首先要解决史观问题。历史工作者负起对“台独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之责，强化对台独史学的“斗争性”,提升对台史学话语权,必须从学理上加强批判台湾史学界各种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还原真实的台湾历史，做好正本清源、培根固本工作，肃清“台独史观”和“台独历史虚无主义”流毒，从根本上扭转对台史学话语失落现象。

 

1、保护祖地历史文化遗存，增强“闽台根脉相连”的文化话语。

 

两岸融合发展，首先闽台要先融合。八闽大地上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是回击“台独史观”最有力的武器，保护福建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护台湾同胞的根文化，就是保护闽台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福建的文物古迹和“非遗”都是两岸一家亲的历史见证。如，福建歌仔戏、高甲戏、闽剧、打城戏、平讲戏、木偶戏、傀儡戏、竹马戏、铁枝戏等地方戏剧既是“非遗”，也是闽台乡亲喜闻乐见的，是共同文化遗存。我们要鼓励与支持各方言剧种及草根演艺团体到台湾乡村，参与“社戏”、“草台戏”表演。通过直接参与台湾乡村民俗活动，发挥祖籍地柔性文化作用，强化祖籍地文化在台湾乡村和基层的影响力。

 

闽台民间信俗，同根同源。目前台湾岛内众多的宫庙所祀的神多数源自福建，相伴其祖先渡海赴台，是其家（族）人或同乡的精神纽带和象征，也是福建对台交流合作乃至融合的重要介质。具有区域草根性和独特的信众。近三十年来，闽台民间信俗交流活跃。两岸融合发展要进一步将民间信俗文化交流推向基层，从简单的信俗交流推向深入，化“神缘”为“人缘”交流。在深化“妈祖”“关帝”、“清水祖师”、“保生大帝”、“陈靖姑”、“广泽尊王”等信俗交流的同时，拓展更多草根性强、基层小众信俗交流，如“王爷”、“杨公八使”、“白马三郎”、“玄帝”、“齐天大圣”、“田公元帅”等信仰在台湾特定区域，有特定的信众。在抓大的同时，也要重视小众信俗文化交流。

 

2、加速建构对台历史话语体系，提高史学领域“守土”能力。

 

史学工作者要有历史担当，要旗帜鲜明地回击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台独史观”，提高守土能力。同时要借助历史文化遗存，批判与驳斥“台独史观”及其历史论述的荒谬，打好“史观”和“台湾历史论述”的理论战，要积极推动闽台共修台湾史，讲好台湾开发和发展下历史，目前应着手编纂《闽人赴台家系及开发台湾的代表人物》、《日据台湾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史》、《二二八历史真相》等，充分展示闽人渡海与开发台湾的历史贡献，用事实批驳日本的“殖民有功论”，扼制亲日美日的台独历史戏说，以重新唤醒已被日益淡漠的祖地、祖先和中华国族的认同，重新接继业已被人为割断与祖地的根脉文化。重新建构台湾史论述，建构“两岸一家亲”史学话语体系，扼制“台独史观”和“台独历史虚无主义”。

 

3、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建立与青少年无缝连接网络话语体系。

 

青少年是“社会温度计”和“政治水晶球”。目前台湾网民约1000多万，主体是青少年人，他们的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青少年人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强”，网络媒体的“话语即权力”特征愈发突出。网络成为“无记者的笔或麦克风”的话语平台，其影响力超过现有平面媒体，已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新模式，网络、独立网站、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微信（wechat）、微博（microblog）、社区论坛和个人主页博客（Weblog）等成为政治串联的重要管道。必须切合青少年的时代特征，借助青少年人所熟练、推崇的网络和微博等，力求与新生代、新型受众接受资讯方式无缝连接，增强网络话语权。

 

4、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消除“妖魔化”遗毒，破除“恐共”和“反共”的魔障。

 

上世纪50—80年代，国民党当局为保持偏安岛内政局和统治地位，采取欺骗性反共宣传；90年代以来，以民进党为首的台湾分离主义者，出于分离与“台独”的政治阴谋，也不断抹黑与“妖魔化”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因受“妖魔化”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乃至中国共产党误解甚深，“恐共”进而陷入“反共”泥淖，两岸融合，首先要打破、消除这种“魔咒”。

 

众所周知，无参与就不会产生认同。只有参与，情感投入了，才能产生团队认同；只有了解矛盾，才能实现化解矛盾。

 

对台开展正本清源、培根固本工作。要设立“红色文化”文创中心，吸纳台湾青年参与红色文化为内涵文化创意活动，让台湾青少年参与到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去，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民族复兴道路的努力与贡献，以化解与破除被国民党和民进党“妖魔化”视听。要组织力量编写并向台湾同胞介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及社会建设史等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要用正确的资讯占领视觉领域，消除对中共的抹黑和“妖魔化”遗毒和不良影响。

 

[1]1962年7月在日本出版，1980年7月台北由蓬岛文化公司出版中文版。

 

[2] 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3]王京琼：“简析文化台独”，《第十二届国际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5页。

 

[4] 杜正胜曾在报纸上发表过大量有关“台湾本土化”的评论文章，声称“台语是咱的普通话”，还提出所谓“同心圆概念”，主张历史教育应从乡土教育开始，进而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最后才是世界史，一圈圈向外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