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祭侄文稿》为何不宜“出走”

1月14日，《祭侄文稿》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前段时间，有台湾网友在日本街头，陆续看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真迹将于1月16日-2月24日在日本展出的海报。台北故宫博物院将珍贵的《祭侄文稿》送到日本做展览，再加上日本的文物损坏“前科”、台北故宫出借程序受质疑、现任院长推诿责任等事实，引发了民众质疑。

有声音提出，博物馆文物展出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为什么大家这么义愤填膺？这要从《祭侄文稿》的特别之处说起。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后世誉为“在世颜书第一”“天下行书第二”，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合称“天下三大行书法帖”。

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由盛而衰，杜甫有诗言尽战乱之时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时颜真卿其从兄颜杲卿与第三子颜季明联合反抗安禄山，然贼臣拥兵不救，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弹尽粮绝，那一战，“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其状惨绝人寰”。两年后，颜真卿仅找到了侄子颜季明的头骨和颜杲卿部分尸骨，正是在这种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写就了《祭侄文稿》，充满涂改的凌乱草稿，用笔雄健而富有变化，足见其英风正骨之气，遒劲郁勃，为行草书开创新的生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此卷后纸还有鲜于枢、赵孟頫等印记，有乾隆和嘉庆皇帝的玺印。清朝时入内府，后文物南迁之时被带到台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祭侄文稿》是唐朝之时极其重要的文物见证，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时代特点，而时代性决定了该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文物按其价值高低的区分可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二、三级文物，凡唐以前首尾齐全有年款的作品，且书法水平高超的，像《祭侄文稿》这样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便可划分为珍贵文物中的一级文物。

北京故宫也藏有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如张伯驹先生捐赠的陆机《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的西晋书法作品，还有王珣《伯远帖》、怀素《苦笋贴》、黄庭坚《诸上座》卷和米芾《苕溪诗》等，然这些书法作品都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出境展览和对外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我国从保护文物的需要出发，对艺术水平高的书法作品等原则上禁止出境，而一级文物也有规定的限额。

即便是可以送出国交流展览的文物，其包装和运输过程也极为特殊，毕竟文物藏品非常珍贵，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严重的损失。通常，依据文物的种类和特点质地，出境文物的包装和运输有着不同的包装要求。例如，减震材料防止文物因自重或运输产生的挤压损害；丝绸和棉布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对文物进行摩擦的损害；瓷器的保护需要以防震、防压、防撞和防摔为主；青铜器需要对其承力点进行测算，每个易损关节都需要特殊的固定方法。另外，在运输过程当中需要防止湿度、温度、水汽的侵害，因此难以稳定保存、状况不佳的孤品文物往往不适合包装搬迁运输。

像书画类作品属于易损类，常言“纸寿千年，绢保八百”，古纸原料一般是以树皮和麻为主的植物纤维，既怕潮湿又忌干燥，容易遭遇脆裂、粉化和虫蛀等现象，相较于其他文物如青铜器、陶瓷器等在保管和保护方面都更加困难。

书画的保护环境措施极为严谨，温度湿度的不当、空气污染、灰尘、光线、以及微生物都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害。书画类文物也属于光敏性文物，如果长时间被紫外线照射，会导致其发黄变色、发脆龟裂和粉化毁坏，因此必须要减少光线对书画类文物的照射时间，还要避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书画在展览时不能使用闪光灯进行拍摄便是此理。对保护书画文物的场所，也要经常进行除尘和消毒等，避免微生物的繁殖使书画腐朽发霉。一般来说，书画类文物进行展览一次后，可能需要“休养”三年，要放在密闭的收藏箱柜之中，箱内的周围还要放置多层的宣纸可以吸湿。

报道中所提到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写成，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岁月，若以人类的寿命来算，《祭侄文稿》早已是耄耋之年，其脆弱程度不难理解。在台湾当地，《祭侄文稿》上次公开展出也是在十年前了，此次被送到日本展览，民众的愤怒程度可想而知。而据媒体报道，除颜真卿《祭侄文稿》外，此次出借的文物作品还有怀素《自叙帖》、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卷》，以及李公麟《五马图卷》。每一件文物都历史悠久，非常珍贵，妥善保存尚且难以避免其损耗，更遑论漂洋过海的奔波了。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是集艺术、历史、精神等价值为一体的文化符号，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已毁坏和消失了大半，留存到如今已实属不易，且文物一旦损坏，将难以复原。台北故宫的此做法对文物而言，实非幸事，希望其能撇开其他因素，慎重考虑文物外出展览一事；也希望《祭侄文稿》的落款“子孙保之”，真正成为一份代代相传的承诺。（作者：周娟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

据北京日报消息，按照原定展览时间，1月16日，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将在东京国立博物院正式展出。能够直面完好保存了一千多年的中国现存最好的行书作品，日本的观众可谓有福了，但隔海旁观的两岸中国人却都揪心了。

博物馆之间展品交流看似正常，让更多人看到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文化艺术作品，分享人类智慧结晶也无可厚非。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成书至今已有1261年。行话说“纸寿千年绢五百”，也就是说如今它已到了最为脆弱的时刻，每一次展出都会带来一定的损伤。在大陆，对像《祭侄文稿》这样珍贵的文物亦规定“元代以前的书画、丝作品都被禁止出国(境)展览”。可以说台北故宫此次的出借，是超出文物保护常识的低级错误。

你要说台北故宫没有文物保护常识，也并非实情。《祭侄文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早就被定为限制展出的珍贵文物，每次展出不超过42天，展出一次后得休息三年，上一次馆内展出还是2011年，外借展出则是1997年赴美国。在馆内尚且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又怎么轻易舍得外借呢？

或许我们可以揣测，台北故宫对于自己的行为其实是非常明白的，也能想象得到网友们会给出怎样的反应，否则不会没有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就悄悄签约，不会如此低调尽力不引起大众的注意。若不是日本街头的展览海报被发现，大概他们会让整件事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借出展品却不敢宣扬，这样的借出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吗？或是背后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考虑？

两岸民众对于此次《祭侄文稿》外借的愤怒，不仅因为文物本身的价值，还有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饱含感情的真迹，是他因为国家山河零落、亲人惨遭屠戮，于无比悲愤之际挥毫而成。令人扼腕的是颜真卿本人最后也死于叛军敌营，其高贵人格可歌可泣。《祭侄文稿》背后所包含的民族情感，即使相隔两岸，也能够感同身受。

《祭侄文稿》虽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但不管是从文物价值还是民族情感来看，它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财富。台北故宫此次轻率出借，不仅违背文保从业者的操守，也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如今民众问责到头上，负责人又彼此推诿，“临时工”不能承担重责，就让前任院长来扛。可前任真的能扛得起这样重要的责任吗？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