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真相—老台胞林东海的口述史

林东海在广州家中翻看老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寂 摄

70年前的初春，台湾青年陈昭德的人生轨迹在几天内发生了巨变。当时18岁的台中一中高中生陈昭德，凭着一腔热情投身于席卷台湾的“二·二八”群众运动之中，从此走上了一条追求民族进步与国家统一的奋斗之路。

“民进党把‘二·二八’和‘台独’联系起来，以为谎言讲了一百遍就能欺骗今天的台湾人。”已改名林东海的陈昭德日前在广州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88岁高龄的老人义愤填膺地说，作为健在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者，他有义务以亲身经历将真相告诉世人和后代。

1929年9月，陈昭德出生于台湾彰化县鹿港镇一个富裕之家，祖上从河南迁至福建南安再到台湾。“颍川”字样的灯笼挂在家中祖先牌位两旁，“南邑”两字刻于祖坟墓碑之上，这都是从小说闽南话的陈昭德忘不掉的祖国印迹。“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祖先是从大陆来的。”他说。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宝岛各地千家万户家祭告慰祖宗。陈昭德清楚地记得，台中街头立起了牌楼，横幅上书“还我河山”。在台中一中读书的他和同学们丢掉了之前日本殖民当局发放的教材，从“你好、我好、大家好”开始努力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还学唱《义勇军进行曲》《苏武牧羊》等大陆歌曲。

“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再次唱起《苏武牧羊》，老人不禁潸然泪下，“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50年，台湾同胞受苦受难比苏武还多了31年。回到祖国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多好！”

然而，随后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让满腔热情的台湾民众逐渐失望。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劳动力失业，国民党军队糟糕的纪律，还有各种腐败问题，年轻的陈昭德眼见、耳闻、亲身经历，内心也深感不满。

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发生。消息传到台中，陈昭德在学校宿舍里看到将在台中戏院举行市民大会的传单，便和4位室友商量参加。

“一进会场，就看见几个30多岁的人在演说。其中一位女士讲得特别有感染力，我当时就非常敬佩。”陈昭德说，演说者讲的内容都是要求在承认中央政府的基础上实行台湾地方自治，没人提出“台湾独立”。

陈昭德见到的那位女士，就是“二·二八”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其后参与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谢雪红。当天，在她的带领下，陈昭德和众人走上街头游行，并包围了警察局。群众与架在窗户上的枪口对峙，利用消防车做掩护，最终逼得警察缴了械。之后，群众拿起武器，转而攻打飞机场与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台中二中。

不久，国民党军队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为逃避当局迫害，陈昭德只能离开故乡，乘船前往香港。

初到香港，陈昭德最初投靠台湾老乡廖文毅，不料廖文毅却主张“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台湾人的事为什么要交给外国人管？”陈昭德愤然离开了廖文毅，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租房子住。巧合的是，他的邻居竟是中共地下组织“新台湾杂志社”，负责人叫苏新。

和苏新接触一段时间后，陈昭德又结识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一批进步人士，他阅读进步刊物，并做些协助工作。一天，在香港山顶公园，陈昭德再次见到了谢雪红。“她说，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下一步就会导致台湾独立，必须坚决反对。”陈昭德告诉记者。

1948年8月底，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撤退到香港，要通过海路借道韩国仁川转往山东解放区。谢雪红找到了精通日语的陈昭德，把护送任务交给他。出于保密需要，陈昭德改名林东海。完成任务后，他就前往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我是‘二·二八’的亲历者，在香港和谢雪红一起工作了8个多月，后来又在大陆和她相处了几十年，没有听她说过一句主张‘台独’的话。后来台湾有人说她是‘台独先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对她的一种侮辱。”林东海愤慨地说。

“我们参与‘二·二八’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民主自治，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自治。”林东海说，自己和谢雪红一样，一生都在追求祖国的繁荣进步和两岸的统一。“二·二八”事件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台湾同胞在“二·二八”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乡的情怀与追求不容亵渎。新华社广州2月25日电（记者陈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