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南方各省积极响应，革命党人迅速占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随之而来的巨大的财政需求也让新生的南方政权深陷泥沼。

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而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要兴师北伐，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孙中山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等，其经费来源一如起义前：一为募捐，发行债券；二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的。然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1912年2月2日起发行，仅募得730余万元，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远远不及当时上亿元的现实需求。其后，遂向日本财团谋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然而，此类借款打算举步维艰。在此就以上海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一事为例，来看当年行事之艰辛。

招商局创始人李鸿章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11月。初为官方与商人共同出资的官督商办企业。后唐廷枢、徐润等大买办入局，资本和轮船数都大为增加。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1910年8月，清政府邮传部命招商局确守成规，继续实行官督商办。由于此次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牵涉到各方利益，遭到股东们的抵制，他们以各种理由不予支持。

招商局机构分布图

为了化解矛盾，孙中山于1912年2月6日致函招商局各董事与股东，函称：“政府因于军需、国用孔亟，非得巨款无以解决民国之困难。战士既不惮牺牲其生命，在我商民亦必各致其力尽义务于国家。”函件并保证三点：1.此项借款，其本利俱由中华民国政府担任偿还，不使招商局受丝毫之损害。2.招商局如承认此次借款，中华民国当承认招商局为民国国家游船公司。3.扩张其外洋航路，予以相当之补助津贴，其详细办法可俟协商之。其后，孙中山又采取移樽就教的办法，主动派汪精卫到上海，偕同陈其美与招商局主事人员洽商。事情似乎有了某些转机。

然而，部分董事既担心将来新政府不承认现临时政府的押款，又忌惮外国财团欲吞下轮船招商局的阴谋，故反对浪潮依然没有平息，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再做疏解工作。2月13日，孙中山致电港澳招商局股东，一方面说明此项借款，于招商局权利无损，同时委婉地提出告诫与批评:“须知将士为民国不惜身命，商民亦同修戚，苏路、浙路，俱属商业，今皆承认借押，并非强招商局独为其难。为此电告各股东勿生误解，贻粤人羞！”

而此时，日本方面突然提出新要求：将抵押贷款改为中日合资。这意味着日本不仅要成为招商局的债权人，而且要成为它的产权所有者。对此，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均持反对态度。这样看来，孙中山、黄兴以招商局为抵押取得借款的意图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也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洽借外债期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世凯受清廷之命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在积极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日方也认为孙黄的实力正日趋衰退，于是转向袁世凯。至此，与日本方面关于轮船招商局借款的谈判终结。

综上所述，虽然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建立之初，通过各种渠道做出种种努力筹措资金，以实现彻底的胜利，但巨大的经费缺口使军事、政治活动大大受制，治国理想难以实现。现在看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希图取得廉价的胜利，但是，其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支付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款项。俗语云:“一钱逼倒英雄汉”，一个政权要运作，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这个问题不解决，英雄很难在政治舞台上达成所愿。革命道路的曲折艰辛可见一斑。

（作者：佘凤英）

参考文献：

杨天石：《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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