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在天津与拒毒会某君谈话，主张力禁鸦片之毒。

 

其实，在1923年12月，孙中山便设立了大本营禁烟督办署，任命大本营内政部次长杨西岩为禁烟督办，开始正式实施他的“设局禁烟”的蓝图。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禁烟实践活动。孙中山晚年对禁烟十分重视，他多次强调禁烟事务是国民革命尤其是当时北伐统一事业的“要政”，要求部属们应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责任感投人到禁烟活动中去。

 

禁烟体制的演变

 

孙中山的禁烟体制经历了由“军官合办”到“军人兼办”再到“署局归政”的三个发展阶段，过程可谓辛酸、曲折。

 

由于常年积弊，军人庇烟已成习惯，一旦将烟收归政府公卖，对军队来说，无疑是口中夺宝，势必百般阻挠。要力行禁绝私烟且收实效，必须先向各军疏通，使其各军对以征养军，统一财政的禁烟主旨认同，然后再行禁烟，方能少生事端。但当时集居广东的军队就有粤军、湘军、桂军、滇军、福军等，逐一疏通殊非易事，于是策划出“军官合办”的式，即以文官任督办，以军队长官为会办、帮办的文武并置的办事体制。

 

1924年1月，首任会办的有大元帅府拱卫军司令朱培德、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粤军李福林军长、中央直辖第三军(桂军)军长卢师谛等。因会办皆身为各军长官，无暇具体到职视事，于是又由各会办提名推荐，大元帅加委若干禁烟帮办办理具体事务。

 

鲁涤平

 

表面上看“军官合办”能使官方与军方直接勾通，取得一定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军方烟会办对禁烟之兴趣不大，他们的目标焦点是“会办”其辖区内的军饷，常常是军方在禁烟的旗帜下，征得重税，但却“时有将收入款项截留之事发生”。为此，孙中山曾多次责令各军长，维持禁烟，不得截留禁烟特别款项。由此，军政之间为了饷银和烟税相互扯皮之事不断，军政利益冲突日益尖锐。1924年3月17日，才任职两个月的督办杨西岩被孙中山免职查办。他下令“禁烟督办署会办，帮办各职，着一律裁撤”。“军官合办”禁烟至此终结。

 

孙中山改委湘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任禁烟督办“兼理禁烟”。于是开始了以“军人而兼办禁烟”的禁烟管理体制。其间，鲁涤平以前方战事和禁烟事务难以两全为由多次呈请辞职，9月1日，孙中山又委派湘军第三军军长谢国光为禁烟督办署督办。

 

谢国光

 

1924年底，“大元帅现以财政统一，既渐有头绪，即关于各种骈枝机关，自应分别裁撤或合并，以一事权，而省经费”。于是将禁烟督办署与广东筹饷总局合并，新成立广东全省筹饷总局，“将禁烟事宜归并筹饷局办理，即以财政部长兼任该局督办”，总局下设禁烟科，专办禁烟事务。

 

无奈的鸦片专卖

 

设局禁烟的目的，孙中山说得十分明白：“禁烟督办之设，原期寓禁于征，渐杜痼疾”。因为禁绝鸦片确非一时，也不是一个地区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不如实用一点，采用重税鸦片政策，寓禁于征。

 

孙中山在政策上已从反对鸦片专卖到推行鸦片专卖。所谓鸦片公卖，是在官厅监督下采用的一种招商承包经营鸦片的形式。其方法是由禁烟督办署向商人招标承办，承办人被许可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设立禁烟分局，并由督办署加委为禁烟分局长衔，承办商要依据承办协议认饷，并按时向督办署缴纳按饷、藉饷。承办商在其分局管区内，以政府名义，向经销商发放鸦片药膏经营许可证，并根据鸦片灯盏规模，征收辖区以内的“牌照费”“药膏费”。

 

福州禁烟团体和收缴的鸦片烟具

 

这种方式，对鸦片药膏承办商有相当吸引力。例如，当鲁涤平接任督办发表后，药膏承销商纷纷到军部接洽，自愿认饷承销省河药膏。最后，万益公司李士光以预先缴纳饷银15万元夺标，与督办署达成以万益公司名义认饷，设立广州市禁烟局，承办广州市区的行销戒烟药及其制造原料的业务，每月认饷9万元；承销期内，所有私运烟土，由督办署严为禁绝。在将鸦片买卖、经营纳入公家专卖渠道的同时，对未经许可的私种、私贩、私吸鸦片行为则进行严厉稽征，轻者罚款，重者则坐牢。这方面，在广东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中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孙中山还特许派兵舰支持稽征。

 

禁烟成效：征有效，禁未果

 

首先，大本营的鸦片税收逐月增长。禁烟督办署创办伊始，照孙中山之意图，除去日常开支“每日应解（大本营）会计司乏二百元”“即每月应上缴六干元。这个额度，在杨西岩任内虽时有拖欠，但至少应在每月五千元左右。如果加上督办署每月经费实际开支为三万元，其实际收入当在四万元左右。到鲁涤平任内，烟税收入大幅度增加。据大本营审计处核实，1924年5月份，禁烟督办署各属承销商的按饷、藉饷、牌照、药膏、罚款等项业务收人总额为洋毫143979.905元，减扣该署经常费用后还拨交各军给养费、退还各处按饷16267.28元。1924年6、7、8月，督办署的业务收人总额则为洋毫434602.584元，拨交各军给养费等346065.9元。据此统计，四个月内禁烟督办署的鸦片税收每月平均为144645.6元，除去署内日常经费开支，拨交各军给养费等平均每月为115583元。

 

高额鸦片税收对孙中山北伐统一、集聚各方革命力量的确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证，但是对烟禁而言，是否达到了“不禁自绝”的预期目的？ 1924年5月，禁烟督办鲁涤平向孙中山呈报：“禁种禁吸，虽具科条，而渔利奸人往往阳奉阴违，甚或勾引兵士，护运为名，以至毒物充盈，无可稽考。”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在天津回答拒毒会一位教士问时，也承认“虽有良好政府如广东省者，甘冒万难以取缔非法之鸦片营业，厘定完密计划，以图毒害之根本廓清，但……以水陆私运之繁多，无从收相当之实效。”

 

综观上述，孙中山晚年以改良时弊为出发点，对如何根绝为害甚深的鸦片进行了从 “设局禁烟”、 “寓禁于征”的多种探索实践，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尤其是各地军阀的包庇纵容，使得孙中山的良好愿望无法真正实现。这是孙中山一生中若干遗憾之一。

 

（作者：黄德强）

 

参考文献：

干鸣丰：《孙中山的禁烟实践探微》，《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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