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路和一支军队——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9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对于97岁的老红军孙金道来说，80年前的远征给予他的最深记忆，就是两个方面：打仗+挨饿。

 

“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天天都在打，都在跑，都在饿肚子。”孙金道当时是红四方面军270团的传令兵，长征开始的时候，还未满16岁。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西北，“才美美地睡上了昏天黑地的一大觉”。

 

“苦是真苦，不过有了那样的经历，就再也不担心沟沟坎坎了。”直到今天，老人依然为自己右腿上的两处枪伤自豪。

 

16岁的小红军，从此成了坚强的战士。那么，对于一支军队，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又意味着什么？

 

长征，锤炼了一支军队的战略战术

 

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

 

湘江战役，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的湘江。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一次次稍纵即逝的战机。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表面上看，红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然而，蒋介石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

 

党和红军理想的航船驶进最狭窄航道的关头，毛泽东再次阔步走向船头——贵州，成了他力挽狂澜的起点。

 

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飞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这一队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都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也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军事专家徐焰说，“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个渡口，用7条小船抢渡金沙江。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

 

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

 

“‘十六字诀’改变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军事专家金一南指出，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军事革命的时候，美国人却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的军事革命。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的创新，就是对敌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他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反战之路。

 

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完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

 

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结果，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待到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力量对比已经悄然间发生了改变。原本计划5年左右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到总司令下至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英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有432人。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之战，美国陆军王牌骑1师遭重创，1800人被消灭。

 

战斗结束，被俘的美军骑8团参谋长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是“毛泽东战术”时，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

 

大敌当前，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会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此时，麦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4万人，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

 

就是在这样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三八线”。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曾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

 

两年后的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10年之后，有着“军神”之称的麦克阿瑟在去世前一年，留下了这样的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长征，淬火了一支军队的意志精神

 

“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

 

也许，骄横的日军看到了中国国力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软弱，却没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经站到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

 

平型关一战，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战成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首次破灭。那是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坦克和装甲车，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李天佑带着他的686团与日本精锐部队白刃拼杀。

 

身上有6处战伤的李天佑20岁担任红三军团5师师长，长征中担负艰巨的前卫师重任。此时，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年仅23岁。

 

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设伏雁门关，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如同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这一仗毙伤日军500余人。单手挎枪冲在部队前面的，也是一位身负6次战伤的年轻战将——24岁的716团团长贺炳炎。1935年12月，担任红二六军团5师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被炸烂。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医生只好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

 

又过一天，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再传捷报：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

 

指挥战斗的769团团长，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19岁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4次身负重伤，长征中三过草地……

 

不到一个月，3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日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

 

“那时，鬼子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老红军夏精才说，“我们多半刚走完长征，习惯打仗就像习惯饿肚子一样，因为红军中多半是南方人，有戴斗笠的习惯，没想到竟被日本人作为特征记下来了。”

 

军事专家赵小卓认为，八路军的这些战斗之所以著名，在于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官兵所展示的纯熟战术素养和顽强战斗作风，更在于从他们表现出的坚强信念：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

 

长征，锤炼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和铁一样的部队。

 

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渡河，水深流急，巨浪能掀起几丈之高，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

 

1863年，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7000强悍的太平军惨死在清军刀下。1935年5月下旬，刚刚走出彝族聚居区的红军在大渡河畔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地。

 

蒋介石电令：“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危急时刻，杨得志率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17勇士驾一只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船从巨浪尖上飞向对岸。

 

但船少人多，几万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杨成武指挥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速度直扑泸定桥，在敌人还未来得及毁掉这座古桥时，22名突击队员已经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相隔72年，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的军队，最终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留在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1团和红4团的荣耀。美国学者谢伟思后来在泸定桥畔，用这样一段话表达敬意：“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部队人数不足4万人，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

 

1938年秋天，27岁的八路军344旅代理旅长杨得志东出太行，身边的队伍只有百余人。然而，仅仅5年零3个月之后，杨得志和战友们已经把冀鲁豫边区壮大成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军都是英雄汉。1939年11月7日这一天，杨成武也迎来了他抗战历程中的闪亮一笔。黄土岭之战，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指挥部队，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诱入山谷。激战过后，日军死伤900多人，“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也“凋谢在了太行山上”。

 

这一年，阿部规秀53岁，杨成武25岁。

 

看看这样一组数字，就会发现年轻的红军将士曾经经受了怎样的磨砺：长征中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74里……一群经历过如此炼狱的人，还有什么硬仗、恶仗、险仗不能直面？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凭借着“大碉堡化”的坚固工事，国民党认为津门防御“固若金汤”。长征时期担任红一军团2师政委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立下“军令状”：30个小时内拿下天津城！

 

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13万守军全部被歼。此时，距战役总攻开始仅仅过去29个小时。

 

当年11月11日，39岁的刘亚楼出任空军第一任司令员。朝鲜战争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击落敌机330架，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

 

战争舞台就是战将的考场。长征，淬火了一代战将；战火，加速了长征战将的成长。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用震惊世界的一战，扭转了战场局势，毙伤俘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这一战，38军一个军消灭的敌人，占参战部队歼敌总数的33%，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此时的38军军长，就是从士兵一路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年轻战将梁兴初。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岷县。这时，毛泽东麾下只有7000人，长征之初担任团长的梁兴初也成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部队开往何处去？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毛泽东亲自为梁兴初下达任务：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立即带领侦察兵化装成中央军开赴哈达铺。身上有6处弹伤的梁兴初这一次没费一兵一弹，就进入这座甘南重镇，不但找到了刊有徐海东率红25军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师的消息的报纸，还生俘了一个路经哈达铺的国民党少校。

 

走过千山万水的红军，终于有了落脚地。毛泽东喜形于色：“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

 

敢战、善战，能战、胜战——这，就是长征将士的胆气，就是长征将士的意志。无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与国民党军队殊死较量，抑或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厮杀在朝鲜战场，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一代军人，始终是这支越战越强的军队的核心。

 

长征虽已结束，他们仍在创造历史。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出动舰艇188艘、作战飞机184架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取得胜利。战役总指挥为长征时的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是役结束，张爱萍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领导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现场试验总指挥……硝烟散去，璨若群星的长征战将，又开始闪烁在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征程上。

 

1997年10月，最后两位老红军退出军队重要领导岗位。一位是从1982年起担任海军司令员，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另一位是在百万大裁军后出任国防大学校长7年之久，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1934年11月，18岁的刘华清跟随红25军长征，在独树镇战斗中腿部重伤，拉着马尾巴走完了长征路；比刘华清早一个月踏上长征路的红三军团4师10团3营营长张震也在土城战役中腿部负伤，这是他参加红军5年留下的第3处战伤。

 

在中国军事舞台，长征将士驰骋了整整一个甲子，也把长征精神永远根植在了人民军队的沃土中。

 

长征，奠定了一支军队的胜利之本

 

1949年1月10日，历时43天的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被俘。

 

斯大林闻听此讯，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并不清楚，与60万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还有解放区500万支前民工。

 

上世纪60年代初，被特赦的杜聿明陪同周恩来总理宴请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早在创建红色根据地之初，毛泽东就把做群众工作当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也成了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最鲜明标志。

 

长征时期担任天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李中权将军生前回忆，红军的各级指挥员，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不管战斗多么紧张，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发动群众。

 

据美国记者斯诺记载：“……仅红一方面军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经年被雪覆盖，跨过了24条河流，历经12省，还突破了中央军和10个不同省份军阀的包围，穿过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经过的10个土著地区。”

 

川西大凉山，就是斯诺所说的数十年中没有一支汉族军队能够经过的地方。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大凉山腹地。

 

担负开路任务的工兵连遭到彪悍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指导员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谁料，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彝族同胞们被深深感动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则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民族解放的火种从此也在大凉山扎下根来。

 

“长期受旧军队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军队，也永远记住了红军的红五星。”历史学家岳思平说，长征使亿万沿途民众认识了红军，也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从寺庙中脱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隶娃子，还有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协饶登珠、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作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他们被毛泽东称为“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经历过生死考验，他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经历过绝地生存，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旺盛。包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团，30万长征大军，最终到达陕北的仅仅3万余人。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人改写了历史。萧克将军生前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和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

 

麻雀战、袭扰战、地道战、地雷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用迸发出的战争智慧，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虽然敌后军民没有铁甲战车，但整个大地都成了抗日军民的装甲和伪装。

 

“人民群众的力量，比任何天时、地利都重要。”老红军强勇还记得，为了不让狗叫，便于八路军袭击日军，河北人民在4个月内打死了境内数十万条狗。到1940年，冀中平原已是道沟纵横——敌后武装可随时在沟中行动，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则寸步难行。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比例达到9∶1。88万辆独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城市吃上5年的粮食。历史学者尚伟说：“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倾家荡产，忍受一切艰难，支援前线’，是因为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真正人民的军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抱着枪，和衣而卧。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

 

占领上海的主力部队之一为华野劲旅27军，军长是长征时期担任过红四方面军3个团团长和政委的聂凤智。这员有名的虎将命令部队“瓷器店里打老鼠”，宁肯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

 

66年后的一个冬日，几乎相同的一幕，又发生在了一座北方城市。

 

2015年12月28日，当清晨的阳光唤醒石家庄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到，与他们相伴了整整46年的英雄部队，已经悄然告别。

 

作为全军第一个因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27集团军从河北移防山西，万人千车动，搬迁寂无声。从南方到北方，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一代又一代官兵始终牢记这样的教诲：只有秋毫无犯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军队，才是真正能打胜仗的军队。

 

……

 

指挥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聂荣臻，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他把中国的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长征胜利35周年的时候，聂帅亲自选址，把一座大型的航天发射场，建在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会盟的大凉山中。

 

今天，中国航天发射已经由群山腹地和戈壁深处向大海边迈进。就在1个月零3天前，当孙金道老人和满堂的儿孙，在电视机前看到新一代运载火箭在新建成的海南文昌发射场呼啸飞天的壮观场面时，执意喝下了满满一碗米酒——老人文化不高，但火箭尾翼上那团火红的标志，却认得清清楚楚：长征！

 

80年过去，孙金道这一代用青春热血谱就了英雄史诗的红军战士，已经越来越少。然而，就像接力飞天的长征火箭一样，人民军队的新长征不同样一日千里吗？

 

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这是那一代军人的初心，也是新一代军人的梦想。（贾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