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冲破那隐形的天花板

 

海峡之声网专稿（记者景艳，特约记者申俊超）我是在一群嫁到台湾去的大陆女子嘴里听到邓明这个名字的，他好象是这群人中间的一个主心骨、领导者的人物，能干、热心，阳光、充满活力，这些似乎都是大家公认的优点。当我近距离走近他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他为什么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冲撞玻璃天花板的人。他的两岸姻缘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年。

 

“被爱的感觉好幸福”

 

邓明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1995年，通过他的岳父――一位赴台黄埔老兵，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周运兰。“我们算是一见钟情，也算是闪婚。她拎个皮箱跟着岳父就从台北过来了，过来大概在一起待了十五天，她就决定了，所以对我是完全地、义无反顾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心一意地跟我，最大能力地支持我，就像我们讲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就感觉到我那种被爱的幸福。那个时候，我们家在长沙有两套房子，新的给她、她爸、她妈住，他们家对我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一进门就帮你削水果、递毛巾给你，那种文化的差异会很明显，就觉得长沙的女孩子不可能做到这些，先生就是她的天。非常让我感动。她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很温暖，女性柔性的那种关怀，那个时候我26，她24。她回去就办手续，再过来我们马上结婚。”

 

 

一名台湾女子与大陆的先生就相处了15天，就决定嫁给他，这在1995年的海峡两岸，听起来真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邓明告诉我，除了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外，其中还源自许多悲欢离合。太太原本不是岳父大人的亲生女儿，是他在大陆再婚之后太太前夫留下的五个子女中的一位，原本也是大陆女孩，1989年跟随着母亲、继父一同到台湾生活，算来，在台湾也已经呆了6年了。两人相识的时候，长沙财经专科学校毕业的邓明已经是湖南省建设银行电力支行分理处主任。在当时政策的许可下，年仅23岁的他承包了这个分理处，上任才一年，就让这个绩效最差的分理处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存款从二百多万提升到二亿，他自己的个人收入也逐年翻番。但是，结婚之后，处处争强好胜的他忽然发现自己有压力了，因为太太要辞去工作跟他在大陆生活，孩子要在大陆上学，他希望给太太和孩子最好的生活。

 

“为什么会离开银行？因为我娶了这个太太以后，我发现养不活这个家了。银行分了一套房子给我，但是地段不好房型不好，又潮湿又在一楼。那个时候她在台湾的百货柜台上班，每个月可以拿到四万多台币，可是她跟我吃了很多的苦，到现在我们还夫妻分居两地。我在这边也帮我小孩子找了小学，我大儿子是1996年出生，2001年的时候找的天华小学，那个时候是先交一万块的赞助费，每个月大概是一千多一点，半年都没有读完。我是两岸的受害者，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受到我们同样的待遇。当然父母会无偿地支援你，可是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这不是办法，那我就跟我太太说，要不然来台湾怎么样，她说台湾不错，我可以带你去。”

 

“一个冲撞玻璃天花板的人”

 

邓明第一次到台湾是因为大儿子的出生，由于太太在大陆没有户口没有医保，决定回台湾生产，邓明在那里感受到了台湾健保制度的完善以及服务品质，第二次去，是1997年，他已经辞掉了大陆的工作，准备在台湾干一番事业，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台湾的他首先面对的就是别人异样的眼光和两年不能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台湾，赴台的大陆配偶还很少，男性尤其少，邓明竟然有过因为自己的湖南口音在街口被警察盘问的经历：“你是怎么过来的？坐船、游泳还是怎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台湾大学生给我的第一个问题：你们长沙有楼房吗？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于是我回答说没有，我说我们长沙的房子都是用茅草盖的，所以叫茅草街。他当时听得也很平静，可能觉得那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茅草街。不过，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我的回答会让他一辈子都记住的。”

 

 

“我们那个时候限制是最严格的。我太太马上回百货公司上班，我岳父、岳母也在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蛮好的。他们对我都很好：‘没关系，因为刚过来没有工作，你就在家里呆着吧。’可是我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那个时候台湾到处都缺人。有一次，我就在附近看到一家小餐厅，问老板需不需要人，他说要呀。然后问：你没有上班吗？没有上班当然欢迎你来我们这边了。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家夫妻面馆找到的。我在大陆从来没有做过餐厅里的事，可是，在这里内场、外场都要做。老板其实还是蛮好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手指的整个肉都给割掉了，血一直流，能够看得见骨头，把我吓傻了。看见我在那边发呆，老板走进来，问我怎样。然后看着我说：哦，刀切到了。就过去拿了一只白色的药膏挤出来涂在我的手上，还给我拿了一个小的橡胶袋子给我套上，处理好之后，我觉得也还好。然后他就说继续工作吧，你该干嘛干嘛。我说好呀，然后就继续做。”

 

我能够感觉到邓明当时的复杂心情，这位原先在大陆从来不下厨房的先生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看来很严重的伤竟然会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处理，下班回到家，太太周运兰看到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疼地抱着他痛哭起来：“你不要再去了，你怎么可以出去做这种工作？你在大陆银行上班，还当个主管，跑到台湾来做这种工作。”

 

邓明换工作了。他想认认真真地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工作好找吗？

 

在台湾，邓明干过很多工作，保险推销员、旅行社业务员、直销、卖汽车、给别人清洗橱房，他说他自己都记不清究竟做过多少工作了，由于没有证照，他往往都是从最基层的事情做起。

 

“我们那个时候，八年拿身份证，还要排队，配额一年就一千五百个人。取得工作的正当性本来就需要时间。我在餐厅就碰到过有很多嫁到台湾的姐妹，在上班的时候就被带走，就因为隔壁邻居的举报、因为老板跟老板之间的竞争、关系不好，铐着直接送到机场，然后叫你的亲人、老公送东西来，这是最客气的。还有的是要被关在静庐等待遣返，好像是非法入境的，要关六个月以上到一年之间。那些更惨，都已经嫁到台湾了，有的儿子看着，不知道妈妈犯了什么错误，就可以这样扣起来，直接让警车送到机场。我们入境第一个有时间，第二个一定要买回程的机票，要结婚两年才能办信用卡，要在台湾住两年才能办居留证，办了居留证以后才能去申请工作。我当然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去打工，但是台湾的机会真的不多。台湾算是一个证照的社会，你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做个保姆也要有证。上些课程以后去考，这就算是合法的，如果说你是失业的或者是没有工作的，就可以免费给你上这些课程，可是因为我们从大陆这个文化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他们从小学的课程我们没有学过，就会比较难，比如到现在我都还不会打台湾的拼音，电脑一打开就是台湾的注音。”

 

 

邓明也做过停车场管理员，一个月挣三万六台币，有加班津贴，按时薪算，一个小时约１８０元新台币。邓明有时一天上18个小时，一个月多的时候也挣 到五万多，还当过组长。但邓明最后还是离开了：“要在台湾拿身份证的话，一定要在那边连续呆三年，一年只有二十天可以离开台湾，如果超过二十天就从头开始算。真正在台湾住的最久的就是那一次，住了三年多，打工买房子，一下就在台北市买了两套房子。我太太最多的时候同时兼了四份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太好强，就想证明自己，因为人最开始被人家打到那个样子，踩在最底下。最开始我自卑到了极点，到了台湾第一个感觉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都做不好，就是真的想证明自己，所以自己也蛮拼的，反正是拼命去找工作，什么事情都去做。”

 

邓明有时候也很纠结，在他的眼里，台湾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讨生活的地方，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地找一份工作，一家人在一起也是可以很平安、很充实地过下去，但是他的骨子里却总是透着股不安逸的因子，要做一番事业的心，连自己的太太也拦不住。

 

“那好像是我在拿身份证之前，回大陆探亲。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了我儿子10元钱人民币，我儿子回来好开心，他说：爸爸，你看！我买了好多玩具。他用10元块钱买了10个玩具，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真的是亏欠太多。我也是从小朋友长大的，知道哪个小朋友都希望自己有玩具，可他也看到爸爸妈妈一直奔波，经济没有那么的充裕，没有多余的钱去给他买玩具，他心里很想要玩具，别人有那么多玩具，我也希望有那么多。我就１０元钱买１０个玩具，我不是也有很多玩具嘛？而他的那句话就伤到我了，他不知道这句话让他老爸一辈子记住了。”

 

 

虽然，后来儿子如愿考上了大学，还学了医，但是，在邓明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份对大儿子的愧疚，他觉得儿子性格中那略带忧郁的气质都源自于自己年轻时的疏于陪伴。和许多进入两岸婚姻的大陆配偶一样，被认可与融入社会成为了自己的一种生存需要，娶了一位台湾太太，他要向大陆亲朋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也要向太太及其家人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有人说，大陆人到台湾特别拼，有时甚至会带着点调侃与揶揄。其实，他们应该是被理解的一群，这是他们不得不为之的努力。就在邓明靠自己的打拼逐渐适应台湾生活的时候，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期待在两岸之间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有一天晚上两点多钟，电话接起来里面没有传来声音，我的感觉就是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叫了几次，大概过了十分钟，就听到我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后来没说话就把电话挂掉了。第二天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必须回去。太太也知道说拦不住我，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妹妹嫁到北京之后就出国了，所以就留我父母亲两个人在大陆。那个时候，爸妈两个人年纪也大了，都六十几岁，去到乡下办了一个食品工厂。那个电话让我知道家里面肯定出大事了，就跟太太商量，第一个我要回去，第二个我需要带钱回去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台湾买了两套房子，第一套房子是岳父赞助了大概两百万台币，民生社区我们又买了一套，都是贷款的。我要回大陆去，没办法供两套房子，要把自己买的那套房子卖了，把另一套房子拿出来贷款。我太太就说不可以告诉岳父岳母，因为这个是岳父岳母给你的钱，但大概可以贷到四百多万台币。沟通了近半个月，她也知道拦不住了，就以我太太的名义，她私下去银行贷款回来。”

 

回到家，邓明才知道，父母办的工厂几乎要破产了，以房子抵押在银行贷了４０万，又向工厂银行贷了２０万，还找私人借了２０万的高利贷，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打电话给他：“我妈妈的想法是她真的对不起我，因为我到台湾去没有带一毛钱过去，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儿子不孝，不可以在你们面前去照顾你们，就把钱留给你们，你们老人家好好生活。我是一个男人，还这么年轻，第一个不笨，第二个不懒，第三个夫妻感情那么好，到台湾去一定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你放心。我让妈妈放心，妈妈也说她很放心，所以我才离开的。这次回来，我和父母亲一起做了十二三年，2013年才把那些负债都还掉，然后再慢慢开始有起色，有盈利，把那个工厂卖掉。”

 

 

算来，邓明在大陆也已经有了近十年，生意有了起色，可是母亲却因为长时间的积劳成疾，患肝癌、糖尿病去世了，这成了邓明藏在内心深处永远的痛。尽管他一直在为家人努力打拼，可是，有朝一日，他却发现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邓明总是遗憾着，假如那个时候不去台湾，也许会多一些时间陪伴照顾母亲，母亲也许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他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今的邓明依然有着那股子不服输的拼劲，他这个大陆姑爷还有好多人生规划想一一实现。他现在出任了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秘书长一职，还想把一些好的经营理念带到大陆，在大陆寻找一片新的商机。

 

“何建华理事长成立了中华妇女联合会，第一个目的是希望把我们这些从大陆到台湾的人团结起来；第二个是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即便不行的话，也让她们有一种温暖，好像找到娘家的感觉。我们还有一个理想，是推动一个新住民委员会，六改四还没有通过。再一个，就是把一些好的经营理念和好的想法带到大陆来。我现在想去做商业地产，准备设一些台湾的美食广场、小吃街，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没有到台湾之前，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难不倒的感觉，但是到了台湾之后，觉得自己多少还是有点局限性，还是磨练得不够，我比台湾人更了解大陆，比大陆人更深入地了解台湾，在这中间应该有一些可以发挥的余力，让两方的优势资源结合起来，发挥好。也可以把自己所经历的挫折、经验、阅历告诉给其他的人，让别人少走点弯路。”

 

 

一件红色的上衣在夏季的长沙显得十分耀眼，邓明喜欢这些充满积极温暖阳光的暗示元素，他开着他的车，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望着他挥手告别的背影渐渐远去，融入到城市的车流里，我忽然对他那句“冲撞天花板”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或许有一些隐形的天花板约束着他们，但他们仍然期待更高的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