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超高调亮相 每年会费收入达亿元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超高调亮相 每年会费收入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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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要卸下随身金属物件,单独检查包裹,甚至扫码才能领取凭身份证号提前制作的进场证件……3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安保严格程度堪比“两会”。

 

从协会的架构配置来看,它完全有别于民间企业联盟式的小打小闹,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规格:来自“一行三会”背景的官员并不是作为仪式的剪彩嘉宾亮相,而是身居协会的核心要职,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上海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屠光绍也现身讲坛致辞,这些都为当天的大会平添了几分严肃色彩。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比较,现场气氛只有每年一度的陆家嘴金融论坛可堪比拟。

 

从传统金融到P2P众筹,几乎与“互联网+”金融概念沾边的行业无一缺席。尽管提前规定了每家企业只能登记一位与会者,会场内仍是一座难求,后两排的媒体座更是摩肩接踵,许多记者全程站立,只为一睹这场全程近两个小时的行业盛会。

 

一切都显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是衔着“金钥匙”诞生,曾经被认为青春叛逆的草莽行业忽然戴上了官方的冠冕。而就在大众一路高歌新的互金大时代即将来临时,不少业内人士也在沉淀理性的思考:究竟这个巨无霸似的“大管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

 

微妙定位

 

从协会的组织架构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是央行牵头,会长李东荣是央行原副行长,秘书长陆书春则是央行科技司在职副司长,10位副会长还有3位分别来自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样的配置无疑会使协会更多地以官方形象示人,同时又因“官本位”而受到质疑。

 

“理论层面可能会招来批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很难找到一条更合适的路。因为金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没有监管部门高效协同,其实协会本身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恰恰正是有前央行副行长这样的角色加入,以及银监会的各个组办、局级、副局级单位的官员参与进来,协会才能真正运行下去。”网贷之家CEO徐红伟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落地之前,地方性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已经先行一步,不仅获得了正式名头积极运筹,更纷纷做出地方性的规范试验。比如日前江苏、上海、广东三地互金协会先后发布了相关P2P平台信息披露的指引,十省市的互联网金融协会组织更在深圳力推“行业自律公约32条”。

 

据记者观察,这些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多以P2P为主体,央行分支机构为指导单位,属性是行业自律组织。在徐红伟看来,如今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大管家”一统江湖,则是为自律赋予了监管的意义。

 

“国字头协会中,在职的副局级领导直接担任秘书长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行业自律与监管部门的相互配合其实是这个机构的微妙之处。”徐红伟对记者解释,“尽管协会对外说是行业自律,但实际上官方也有很强的沟通需求,某种程度上它更像一个缓冲器,代表着官方的调研或者政策出台的基础,未来监管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细则讨论,肯定都是由协会来完成的,而会员单位的一些被协会定性的违规行为,也会由监管部门来处罚,其中会有一种协同效应。”

 

零壹财经研究院院长李耀东也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因为由央行总行直接指导,所以协会的权威性更强,在整个行业规则、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方面将发挥较大作用,“未来全国互金协会更偏重于适用整个行业的顶层制度建设层面,而地方性协会则进行落地的协调。”

 

国资民资争议

 

被称为“大管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甫一落地,便承载着许多期待,也招来一些争议。比如关于会员单位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引起各方关注。记者注意到,10名副会长去掉“三会”背景的3位人士和1名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员外,其余6名分别来自银联、农行、蚂蚁金服、中国人保、华融资产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除蚂蚁金服外,其余都是“国字头”的大型金融机构。不少人士质疑,在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由这样一群来自国资的人士主导,是否妥当?

 

而在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里扮演绝对主角的P2P沦为配角。据悉,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代表共计437名,银行机构84名,证券、基金、期货公司44名,保险公司17名,来自其他互联网金融新兴企业及研究、服务机构292名,其中P2P只有40家入围;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42家理事单位中,银行机构仍占最大比重,占到30席,证券及相关企业12家,保险及相关企业6家,互联网金融企业94家,其中仅16家P2P入选。

 

不少圈内人士呼吁,这次入选的P2P公司一般都具有国资或上市公司背景,协会应该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论才干”,多吸纳优质的P2P平台进入,做出榜样和示范。

 

在入选的理事单位开鑫贷总经理周治翰看来,与传统金融的交流将带来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传统金融的支持,传统金融的转型升级也需要互联网金融带来灵感和想象力,协会把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到一起,可以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机构的专业性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灵活性,会员单位之间、会员与协会之间、会员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各种交流有利于政策法规落地实施。”

 

李耀东也认为,作为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互联网金融本身涵盖了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和新兴P2P等机构这两个维度,参与的机构类型多样化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它下面应该会成立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针对P2P平台成立专门的P2P委员会,针对众筹公司成立众筹委员会等,这样能有一个分条线的调控,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协会可能会往下做一定的细分。”李耀东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从细分的角度看,P2P企业在行业的架构中并不少,比例还是合理的,而且具有比较强的行业代表性,将来可能会面向某一个行业推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规范细则。”

 

失信黑名单

 

除了顶层制度规范外,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全国性的互联网金融协会诞生后,不少企业最渴求的是一张行业共享的“失信黑名单”。爱钱进CEO杨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开放征信平台、分享信用记录是协会最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最需要的,之前这个平台的客户信用信息是不纳入官方信用系统中的,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假如某个客户在互联网金融平台违约后,他在银行系统里的信用等级还是良好的,这无形中降低了劣质客户的违约成本,而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为此付出大量的额外资金和成本,对企业生存是不利的。”在杨帆眼中,加入协会获得的信用背书反而是次要的。

 

“更希望协会成立以后,不要仅仅只是挂了个牌,而是能够真正把事情做下去,向官方传递P2P等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一些需求和声音。”杨帆如是说。

 

周治翰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协会的重要职能就是信息收集和互通,“关于数据采集和信息共享,协会一方面已经听取了部分会员单位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并尝试人工手动报数,监测这些会员单位的日常数据记录、分析情况;另一方面协会也在搭建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系统,已就系统的技术方案向部分会员单位征求了意见。”

 

他向记者透露,在成立前夕,协会已经开展了建设信息共享系统、制定信息披露细则等多项重要工作,协会的系统搭建完成后,有望更方便地让会员单位查询行业“黑名单”等信息,遏制多头借贷的情况,加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水平。

 

“经过几年发展,目前各家平台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相互之间不连通,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如果协会能够建立起共享的数据库,方便数据提供方之间相互查询失信‘黑名单’,无疑将大大提高网络借贷平台的风控能力,更好地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周治翰这样建议。

 

退出难题

 

从目前协会公布的会费标准看,未来要实现这样的数据库并不会短缺资金支持。根据协会公布的各级会费要求显示,副会长营利性单位10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40万/年;常务理事营利性单位8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30万/年;理事和监事营利性单位6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20万/年;普通会员营利性单位20万/年,非营利性单位1万/年;个人会员暂不收费。据计算,这意味着协会一年的会费收入高达亿元。

 

“如果以基金协会的会费来看,这个价格属于正常情况,如果把它当做地方性协会来看,会费则是偏高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强组织关系的协会,而不是松散的组织架构,这么多官员直接进入,它实际要承担的职责、要提供的服务是相当多的。”徐红伟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对协会会费的看法。

 

他认为,目前协会潜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如何搭建退出机制。“在中国,退出机制始终是一个问题,对协会来说,退出意味着要当恶人,但如果出了问题不能很有效地执行退出,协会的威信会渐渐销蚀,如何在人情公关甚至利诱的影响下保持公正性,关系到协会自身建设的成败,比如说如何构建发现机制,在何种程度的惩罚措施下迫使企业退出等。”

 

事实上,目前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已有一些意见雏形,但总体仍然比较粗糙,中间涉及大量执行层面的问题。“比如说P2P平台要主动退出,政策意见栏现在说要在退出前几年报备,但光报备是不够的,平台的存量业务怎么办?是依靠协会托管,还是通过资产迁移转让的方法转到另一家机构?这些具体的问题非常复杂,都有待后来理清。”李耀东对记者补充分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钱威丞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