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日本军票索偿无果的香港老人：要讨回公道正义

“我最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政府兑回自己手上的军票。万一不行，就会留给下一代继续争取(兑回军票)。”今年89岁的香港市民林彦斌，一边翻看着手中一迭迭泛黄的日本“军用手票”(军票)，一边念念有词诉说。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香港同时结束“三年零八个月”黑暗岁月。日本给香港留下的除了一段艰苦的历史记忆，还有大批日本发行的军票，迄今仍未兑回半分。

多年来，由手持军票的香港市民成立的香港索偿协会，每年的7月7日(“七七”事变)、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等中国抗战重要纪念日，便会发起游行、风雨不改，前往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步履蹒跚的林彦斌，每次都参与其中。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之时，林彦斌只有14岁，一家三口住在九龙尖沙咀区。他忆述，日军攻占香港后，很快就宣布发行军票，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元兑换，“如果有人不去兑换，在身上或家中搜到港元，就一定杀头。”

长于小康之家的林彦斌只好跟随父母，到位于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附近的汇丰银行排队，与许多香港人一样，无奈地将血汗钱奉上换成军票，“当时有日军睇住(看守着)人排队兑换(军票)。”

据香港索偿协会的资料，日军最初规定每2港元兑换1日元军票，至1942年7月23日改以4港元兑换1日元军票，1943年6月硬性规定军票为香港唯一合法货币，港元和其它货币一概禁止流通。日军搜刮到的港币、外币，则被运往澳门购买军用品、日用品等。

日军占领香港，除了改变了港人手上的货币，还带来社会动荡，破坏了许多人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林彦斌的父亲眼见沦陷后百业萧条，干脆结束小生意，一家原本无忧的生活变得艰难，失学的林彦斌更要到处寻找工作。

林彦斌说，自己算是幸运，经朋友父亲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朋友，继而可以在一家杂货铺打工，“香港当时米粮很缺乏。每周我回家一次，老板都送我油和食米。我好好彩(很幸运)有这份工，才能保命活到今天。”

但大部分香港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生活水深火热，饿殍载道。林彦斌也曾耳闻目睹日军虐杀平民，包括日军为解决粮食不足，在街上强拉平民，然后一船船运出公海杀害或载往孤岛自生自灭，有的则运往海南岛劳役饿死。

林彦斌还依稀记得，日本投降前香港粮食价格达到了最高峰，“最初每斤大米要17日元军票。最后，每斤大米升到300日元军票，每斤生油也要300日元军票。”

“在收音机听到日本投降，大家都好(很)开心，但接下来是忧虑。忧的是日军一走了之，手上军票变成废物。”时至今日，家里仍存放10万多日元军票的林彦斌说，当初父母用20至40万港元兑换而来的军票，可买许多东西，“上世纪70年代，九龙红磡一间600多呎(约55平方米)的住房，只需3万多港元。”

“如果我的身体允许，一定会继续站出来，支持香港索偿协会的游行，争取日本道歉赔偿。”林彦斌也有另一个心愿，就是香港后世铭记每年8月15日——香港重光纪念日，毋忘香港日据时期的惨况。

包括林彦斌手中的10万多日元军票在内，日本当年在香港发行约19.5亿日元军票。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刘文指出，至今，约3500个家庭已经在该会登记，他们手中仍持有约5.4亿日元军票。他个人也保存着父亲、叔伯留下来的8万多日元军票。

出生于1939年的刘文，是二战的第二代，近年背负起许多香港人向日方追讨道歉赔偿的使命。他说，1993年起，该会在日本法院共进行28场官司，要求日本将每1日元军票，兑作200日元作赔偿。

但刘文说，该会虽在1998年获日本地方法院承认日军发行军票的事实，但法院称由于日本尚未订立赔偿法，故日本政府未可作出赔偿。

“你说你未有赔偿法，可是已经过了十几年，为何还不立法赔偿呢？这就是拖赖。”刘文说，每张日本军票上都印有“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的字句，说明每张军票兑现是有保证的。

刘文补充，当年香港的军票是由横滨正金银行负责发行，这家银行是今天三菱东京UFJ银行的前身。三菱东京UFJ银行是三菱公司属下的子公司。他质疑，三菱公司已就二战时强征中国劳工一事道歉赔偿，为何不解决当年在香港发行军票的问题。

“我们今时今日不是要靠这些钱(赔偿)吃饭，最重要的是讨回公道和正义。”刘文说，许多港人当年面对财产损失，甚至一夜破产，不少人含恨而终。现在大部分亲历日据时期的老人已经逝世，希望早日成功追讨日方道歉赔偿，让逝者得到安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