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军屠杀的百年中学：圣士提反书院70年记忆传承

“这个是我们的书院大楼，一楼有些课室，二楼是学生宿舍。1941年12月25日，约200名日军士兵闯进已被临时改成军事医院的书院大楼，他们用刺刀杀死了当时负伤卧床的英军及加拿大军人，还有部分医护和我们学校的教职员。这次杀戮史称‘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圣士提反学院中四(高一)学生梁君鸿站在两栋欧式白色大楼前，向中新社记者说起这段血色的校史。

根据香港资深报人谢永光在《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一书中摘引的、全程目击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战后在东京战犯法庭上做的证词：在日寇铁蹄踏上香港岛的那个黑色圣诞节，闯进伤病医院的日本军人，无视国际战时法和《日内瓦公约》，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开肠、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170名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医生、护士活活杀死，7名女护士无一幸免被奸淫，有的还被压在尸堆上轮奸，奸后再处死……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书院被转为拘留营，近千战俘囚居校园，运动场被转作菜田，为被拘禁者提供急需的食物。期间，日军还在香港犯下“港岛南区杀人事件”、“难民船沉没事件”、“梅窝血案”等罪行。

70多年后，这座位于香港岛南面海滨的百年老校书声朗朗，师生们在被评定为历史建筑的校舍中穿梭往来。学校后山的赤柱军人坟场安葬着包括学院教师在内的598名二次大战死者。南山径上的小屋——文物馆里，陈列着当时的报纸、拘留者的日记、地图、手绘生日卡等文物。

2008年，圣士提反书院开始推行文物径导赏服务计划，把书院大楼、马田宿舍、小教堂、坟场及文物馆等地点串连，安排学生为市民做义务导赏员，从校园的砖瓦讲解到香港的抗战历史。梁君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在中一(初一)的时候就会学习学校的历史。而报名成为导赏员之后，老师做的系统资料，会通过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教给我们。我们再教给学弟学妹。”

在这所有900余学生的中学里，除了必修校史，有超过100名学生报名了导赏计划，这在圣士提反文物展览馆统筹老师陈国培看来，是“一种传承历史的办法。”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证据确凿，如果日本人想说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做什么坏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国培以圣士提反拘留营的管理方式为例，“日军在香港残杀、强暴，把人民的财产掏光，把人力掏光，把所有能用的资源掏光。日军在香港所谓管制，只不过说把香港的资源用尽而已。所以日本人在香港整个战争时期，没有管制，只有负面的破坏。”

为了记录这段历史，并让更多人知道，圣士提反书院每年都会接待前来悼念战友或亲人的加拿大、澳洲等地老兵，接受他们的家属捐献的相关文物。学校也带学生赴东南亚，寻访战乱时期的校友。书院期望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配合资料、文物的整理展出，还原、记录、证实日占时期的社会百态。

近年来，圣士提反文物径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甚至还有日本的中学也每年安排学生来参观，与香港的学生一同了解当年日军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还有很多资料和访问录音，限于人力物力，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整理。”陈国培说，历史无声，战乱的教训却应该代代相传。但如今说起香港的抗战史，提到圣士提反屠杀事件的，多会用上“鲜为人知”一词。这段历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陈国培坦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好好的讲。”

“1997年以前念中国历史的人数，比1997年以后的还要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课程改革之后，中国历史科目慢慢的不受重视了。”这位在圣士提反书院任教20余年的历史教师认为，课程编制限制了对学生的历史教育，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吸收能力最强的中学生，对于历史的认知都不够。

“从学校的历史讲到香港、中国近代史，从日军侵华史关联的我们生活，到学生的价值判断，必须要从整个历史层面看，然后才会感觉到对国家的认识。”陈国培说，“如果学生本身对历史不了解、没有体会与成就感，没有承前启后，如何感受血脉相连？”(完)

记者 卢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