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纲问题回归法治才是正办

台湾《工商时报》14日社论说，苏迪勒台风横扫台湾，灾情不小。唯幸者，反课纲阵营在灾前退场，媒体焦点终于从人为抗争转向天灾控管；这次，也终于少有人批评台风假放得不对，因为家家户户多少都有灾情要善后。从正面思考，这场笼罩全台的超大风雨，就像一剂“政治激情”的退烧针，但愿能让朝野回归冷静，因为除了政治斗争，台湾当前还有更多重要的挑战要面对。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提到“反课纲”与“台风假”，在于这两者代表了两种令人忧心的台湾现象。前者仿效318学运，企图以少数颠覆多数，危及“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精神；后者则反映政府的管家婆作为经常不被领情，执政者自认在各方面为民着想，却松懈了人民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感，同理适用在台湾父母对待儿女的态度。爱之适足以害之，刁民与妈宝都不是一天养成的，如果不及时扭转，台湾社会将陷于卸责诿过的恶性循环中。

东亚的近现代史经历殖民与战火，殖民者/侵略者与被殖民者/被侵略者之间存在复杂的恩怨情仇。殖民者/侵略者淡化自身犯行，被殖民者/被侵略者强化民族意识，都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鲜少像台湾内部这样，对于当年的殖民者竟存在憎爱分明的两股势力，进而又分别与统/和中友日、独/反中亲日的政治理念结合。因此，当韩国正计划将教科书的主导权收归国有之际，历史课纲在岛内却沦为“一个台湾，两种认同”的政争工具。

平心而论，近现代史观从来都是为执政者服务，没有人能宣称自己代表绝对真理。21世纪的前8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陈水扁当局以“拨乱返正”为由翻修历史课纲，过程历历在目。同样的编审流程在陈水扁时代不会被指为程序不正义或黑箱，到了马时代却全被污名化，说穿了，就是“双重标准”在作祟。而“双重标准”的操作之所以越来越顺手，关键又在于马当局畏于社会观感，在执法上一再退让，绿营又见缝插针，结果不仅导致公权力不振，更让法治蒙尘。

事实上，反课纲学运夸大了课纲的影响力，却简化了从课纲到教科书再到历史教学现场的方方面面。首先，台湾社会重数理轻人文，不少高中生早已把历史课当成睡觉补眠的营养课，历史老师的无力感又有谁关心？家长肯花大钱让学生补数学、理化、英文乃，却很少听闻专门补历史。这才是反课纲运动无法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主因。不少从太阳花以降一直为台湾史请命的历史学者，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却可能弄巧反拙，让更多学生与大学系所选才避开历史学门的“是非”，甚而断送新生代历史学者与中学教师的生机。

其次，高中历史教师当然不乏有心者，有些人教思辨，有些人教信仰，不论课纲怎么改，他们都不会照本宣科。况且，以前封建时代，礼失尚可求诸野，如今开放社会，多元论述，百家争鸣，所谓“课纲洗脑论”，根本是欲加之罪。

青年是未来的主人翁，当然有资格表达意见，但青年身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有义务守法守纪。日本高中生为了抗议右翼首相安倍晋三强推“安保法”，日前也上街头示威，但没人盘据公署进而夜袭破坏，这正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展现。

反观新世纪的台湾，街头抗争从红衫军、白衫军、太阳花到反课纲，规模一次比一次小，示威族群一次比一次年轻，手段却一次比一次激烈。不幸的是，此次反课纲学运因为有抗争者自杀、有抗争者喊出别让日本不开心，更有抗争者公然咆哮父母对“国家”没贡献，即使最终“出关播种”，以不幸中的大幸收场，却已在社会拉扯出一道鸿沟、在两代间投下一道长影。

更因为台湾社会滥情理盲先于法治，政客好施小恩小惠，经常为了特例而破坏通则，对部分学运参与者的违法行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正是显例。长此以往，无疑鼓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论政党再轮替几次，社会都将处于惶惶不安的危境。

人治是短暂的，唯有制度可持久，然而贱踏法治容易，维护法治艰难。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当面拒绝一位非法移民的“法外施恩”请求，令小女孩泪洒现场，她却不为所动，那是举国上下深厚的法治底蕴支撑才能办到。台湾总羡慕别人能，自己不能，却从不起而行，政治人物甚至率先知法玩法，教坏囝仔大小，如此发展又如何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