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正陷入“一代不如一代”的迷思

台湾《工商时报》25日社论说：318太阳花学运甫届周年，在岛内，世代剥削与转型正义再成热议话题。被指为剥削世代的“经济部长”邓振中不平则鸣，正色提醒年轻人要先努力再谈分配，因为在他年轻的时代，都是靠自己努力争取，不像现在年轻人都先问“社会给了我们什么?”由于直言逆耳，随即招来网军群起挞伐。

在另一方面，知名环保作家刘克襄以《像我这样的四年级生》(四年级生，在岛内指上世纪40年代生人，以此类推)，指控台当局向财团、金融与科技业倾斜，以致“我们的下一代，正面临台湾最贫苦最没机会的时候……”。由于文章诉求正中年轻人下怀，其后还掀起一小场《像我这样的X年级生》的笔战。与战者多半悲怜自己的处境“一代不如一代”，并将责任推给上一代，例如基于职业安稳性而设法考上公务员的七年级生，哀怨自己是“经济吃菜尾的一代，世代不正义的第一代”，因此对工作没热情，对坐领18%的四、五年级既羡又妒。

同属四年级，“部长”与作家的省思大不同，都点出部分真相，也均陷入部分迷思;既显示出社会是复杂的集合体，无法以黑白二分法来论断是非，更反映出个人的选择、机遇与视野不同，会导引出不同的判断与价值观。如果说同一世代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解，都可以如此歧异，不同世代间无法感同身受，也就不足为奇。因此，与其批评他们是过度说教或过度忏悔，不如从他们道出的真相与迷思中，重新省思台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首先，“经长”批评青年人重分配轻努力，这或是实情，但孰令致之?在经长年少时，台湾是个均贫社会，多数人想分配都没得分，只好靠自己努力争取，正所谓“生于忧患”是也。如今的台湾，人均所得已高达两万美元，年轻世代在成长阶段，不管是尝尽经济奇迹的甜美果实，还是只吃到菜尾，大多是受而非施的一方，因此他们难以领略“施比受有福”的真谛。

更有甚者，他们的父母年轻时受苦，有能力后不忍小孩受苦，“妈(爸)宝之岛”不是一天造成的。只要宝妈宝爸一天不转念不放手，不仅艰苦到自己，还会制造出更多理所当然的啃老族。

其实，在《像我这样的四年级生》一文中，即透露出浓浓的宝爸心态。该文破题以一位去新加坡工作的大陆女孩为例，讲述她入籍新加坡，在报社工作起薪5万，乐观期待10年后可以买到房子。作者想到自己非理工与金融背景的孩子，毕业首份工作只有2万5，且一甲子恐怕都要为高房价所苦，话锋一转，“三四年级的人，其实必须承受最大责任。”

作家的迷思是，他检讨了同辈，却没说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以他引用的大陆女孩为例，先不论在台湾报社工作起薪也绝不低于两万五，如果自己的小孩有志气像这位没背景的大陆女孩到新加坡追求未来，作家肯不肯放手?老一辈的父母，就算舍不得小孩离乡背井，但往往自顾不暇，也只能放手，反而因此培养出三、四、五年级面对逆境的勇气与韧性。

再者，作家以新加坡相比两岸，恐怕不是很恰当的对照。新加坡市场够开放，正因为李光耀与其子李显龙“圣人专制”，资源匮乏的小国得以普建组屋(公共住宅)、开辟超大的石化园区、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光鲜的赌场与人造名胜，因此吸引全球人才近悦远来。凡此种种发展，与作家诉求环保厚生、反对庶民食物涨价、不乐见便利超商前进离岛，以及嫌恶财团、金融与科技业等等执念，完全背道而驰。

至于文中的大陆女孩10年后是否真的在新加坡买得起房子?又或者台湾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人生从此就变黑白?两者都有待观察与商榷。

上述的迷思，并非作家所独有。在蓝绿长期对立下，很多台湾人都成了怀疑论者。当外界各类调查赞美台湾的美好与幸福，民众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可能吗?”当我们以外界的美好与幸福为“他山之石”，却往往忽略各自的情况与发展历程之不同。

作家说：“我们的下一代，正面临台湾最贫苦最没机会的时候。”高龄93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却说：“贫困的环境改善，台湾学生却显得‘懒惰了’!”在全球化的当代，放眼天下，机会何其广袤，是过度保护阻碍了大人对孩子未来的想像力，是懒惰让多少台湾年轻人不愿踏出父母庇荫的舒适圈，又反过来谴责那些创造经济奇迹的父母辈，剥削了他们尚未开创的未来。

当然，变懒惰的不只是台湾学生，还有政治人物与文官体系。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点出大陆政坛的“庸官懒政”弊端，其 实早已出现在台湾。“总统直选”与政党轮替后，两党领袖或贪或怯，在领导力长期不彰下，“内阁五日京兆”，文官体系隳坏，“立法权凌驾行政权”。众多早该 与时俱进的结构改革，如军公教退休制度、油电水价合理化等等，都被急事缓办，最终导致依法享有终身俸的四五年级公务员，被六七年级公务员怨怼，后者也因此 有了不必勇于任事的藉口。

不管是指责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还是上一代不顾下一代，这种上下交相怨的负面情绪一旦蔓延，只会绊住台湾前进的脚步，眼睁睁看着大好机会从身边流失。面对台湾实力持续的下滑，不管是那个世代，岂能不快快止住骂人的嘴，好好反求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