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坚：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公平

 

制图：蔡华伟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收入分配，怎样才能更公平(特别报道·聚焦“十三五”改革攻坚③)

 

本报记者 赵展慧

 

这一年，薪水涨了吗？股票赚了吗？聚会时晒收入底气足吗？收入分配改革，最引发社会关注。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要缩小收入差距，提低、扩中、控高，应该重点抓哪一个？收入分配中最尖锐的矛盾是什么？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去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最低

 

收入分配的话题，往往最吸引老百姓的视线。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网的民生调查显示，在收入增加、消费便利、住得更好等凸显老百姓获得感的选项中，“收入增加”以18.17%的得票率，成为最受百姓期待的事。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缩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刘军胜介绍，2014年，代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从2010年到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23倍缩小到2.75倍，行业收入差距也有缩减。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格局也得到明显改善。2014年与2010年相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

 

“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十二五’期间改革规划的落实密切相关。”刘军胜介绍，“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为落脚点，针对老百姓关心的收入热点、难点、突出问题分步推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将扶贫标准提至2300元，比2009年提高近一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又降低其税收负担，包括连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1连提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个税起征点提至月收入3500元……

 

时间很快走向下一个五年。“十三五”末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相对成熟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示。但他同时也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仍处在高位水平上；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向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亮点颇多。“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中，强调平衡性，首次提到包容性，这都与缩小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在李实看来，平衡性包含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包括了缩小收入差距问题，而包容性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让全体人民来分享，特别是低收入人群。

 

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李实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增加就业机会、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等，都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严重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提低”是重中之重

 

“我已经6年没涨过工资了。”来自江西的焊接工李航对记者说。这6年间，吃的、用的、房租、水电都在涨，有了孩子后开销更大了，李航觉得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收入不符合预期、感到收入增长的平均数与自己无关，李实认为这些感受还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所致。李实分析，从2000年至2008年，全国收入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从0.412上升到0.491，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在李实看来，最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虽有缩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对水平仍然较高，很多农村地区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还体现在垄断行业过高的工资水平上。李实表示，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他研究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中只有不到40%的部分是由员工本身的人力资本及个人能力的差别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垄断地位。

 

此外，李实认为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也影响着收入的公平性。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在“提低、扩中、控高”三个解决途径中，“提低”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李实认为，经济社会无论如何发展，理应首先关注社会最底层人群，且从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来看，消除贫困人口、提高农民收入应当成为缩小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刘军胜认为，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扩中”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和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短时间内难以显著达成。

 

考虑到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李实认为“提低”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收入有助于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也会带动社会公众公平感上升，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适应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李实说。

 

应通过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来“提低”

 

中国最低收入的人群——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如何？从湖北孝感最袖珍的山村小学中也许可见一斑。这个小学只有3名学生，孩子们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为忍受不了贫穷离开了，仅有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村主任，另一位是身患癌症仍继续教课的老师。

 

在李实看来，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才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减少相对贫困的根本办法，是“提低”最紧要的措施。“扶贫先扶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严重低下，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就低。”李实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2020年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有望实现。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5年以后，即便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也远未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需要教育扶贫等更多政策持续性地支持。

 

同样，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也难以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李实表示，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低”是不现实的，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不然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也会“机器换人”，反而会带来失业问题。因此，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出路。

 

教育扶贫和加强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都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注重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性，是此次规划建议的亮点之一。”刘军胜建议，通过立法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提高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

 

“提低”也难以绕开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控高”。“整个社会蛋糕就那么大，不对过高收入者进行调节，那么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也感受不到。”刘军胜说。

 

在李实看来，“控高”应分类进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违法高收入要坚决打击，垄断收入等不合理的高收入要通过推进国企改革等来解决；而一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高收入，需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修正调节。

 

“建立综合和分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创新点，对于调节高收入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刘军胜认为这种税收制度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来征税，充分体现了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作为提低控高的有效机制，慈善事业被写进“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亮点。“未来如果建立比较好的慈善机制，是政府公共服务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有效解决社会当中老弱病残的问题。”李实说。

 

反腐、国企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方方面面改革的推进，而这些改革恰恰又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必然会触及不同的利益，受到的阻力也会增大，这就需要有更科学的顶层设计、更坚定的改革决心，不拖延，不犹豫，不错过改革的窗口期。”李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