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手撑世界，一手写文章

冯骥才

 

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于1月8日到10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780余家参展单位携50万种图书参展，作家冯骥才、迟子建、毕飞宇、阿来、曹文轩等将在会展期间举行现场讲座、交流。昨日，冯骥才从天津赶来现场，并举行了共六本新书的发布会。

 

北京图书订货会自1987年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第27届，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华文图书订货会。

 

转型活动家的文学家

 

因为作品《挑山工》被选入全国小学语文教材，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作家冯骥才。在当代文学史中，这名学画出身的作家先以伤痕文学登上文坛，而后又以市井小说名世，作家阿城曾评价这种风格为天津式的“侃”：“调侃自己，应对神速，幽默妩媚，像蚌生的珠而不必圆形，质好多变。”

 

但翻看冯骥才的履历，可以发现“作家”被夹在越来越多的显赫头衔中，已经毫不起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乃至在天津大学，还有一个“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简单地从这些材料推断，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冯骥才大约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了。

 

在当下，一个文学家转型成“活动家”往往容易被套进资源变现的思路来理解，但对冯骥才来说，他即便在变现，也并非为了自己：之所以有这些头衔加身，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化。2003年开始，他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2004年他成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用以调动社会力量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2009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

 

今年2月，他就满73周岁了，外人觉得他不像70多岁，他自己也“忘记年龄所以永远年轻”，但坦言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劲顶不上来了”。“我做这么多事，包括在天津大学带研究生，就是希望把这种责任交给年轻人，要让他们知道，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思想。”

 

昨日他从天津赶来图书订货会现场并带来六部新书，其中有些书甚至是前天晚上刚从印厂下来的。六部书里不难看出这个“活动家”的责任感，比如他对传统村落保护的调研，对最后一代挑山工的口述史呈现;而在他的诗词题画结集、雕像收藏赏玩中，也能体现一个知识者的趣味。但如果问这位作家最想写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性。”

 

这可以看做他1980年代以来那些市井小说中潜伏的主题，但这些年来，思考在延续，创作却不断被延宕。如同很多人在地铁、公交车上一手扶栏杆，一手发短信，冯骥才说自己现在也处于“一只手撑住外面的事情，一只手赶紧写”的状况。而2015年里，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做完《俗世奇人》的第二部：一年多前他就已经写完了，只是搁在那里，没有时间修改。“我也希望年轻人赶紧顶上去，可以让我去做我的老本行：写作。”

 

五花八门六本书

 

昨日发布的六部新书可以看作冯骥才对外撑住的那片天：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双城记》、《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中华书局出版的《鬼斧神工——中国历代雕塑藏品集》、《心居清品》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泰山挑山工纪事》。

 

冯骥才以“五花八门”为这场发布会命名，除了新书的主题五花八门，他还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几部书的写法也是五花八门，“对我来说其中有些也是很新鲜、从没写过的方式。”

 

近些年来，相比小说创作，冯骥才更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身体力行者，为保护中国古村落鼓呼奔走十余年。借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社会身份，冯骥才多次提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提案或建议。在他看来，目前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已属于领先。“国家拨款100亿元用于古村落保护，相当于一个村可以分到300万元，这个钱在保护上是足够了，但怎么花到位，需要我们知识界的努力。”

 

目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已开始进行传统村落的调查立档工作，这是我国对五千年的农耕家园及文明首次进行全面的盘点与记录，而冯骥才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田野调查手册》与《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正是这项调查的工作手册与样本分析：前者制定了统一标准、规范与要求，以保证工作的有序与最终成果的科学与完整;后者则择取了传统村落的两个代表——山西晋中后沟村和张壁村，制作成完整的调查范本，作为各地调查和登记的样本使用。

 

冯骥才介绍，这两本书的初衷是他有感于已经消失在中国大地上的90万个古村落，想为传统村落留下档案，本来只是由自己的团队编写使用，未公开发行。但问世之后，全国有大量志愿者对此发生兴趣，因此借此机会出版发行。

 

而《俄罗斯双城记》则是冯骥才的图文并茂的旅行日记。2002年冯骥才曾访问俄罗斯，并写成《倾听俄罗斯》一书。2014年9月，冯骥才再访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待了19天，个中见闻感受思考，他写进了《俄罗斯双城记》。现场他颇为得意地介绍，这部书他用了高科技写作方式：每天晚上用iPad记录，然后存进邮箱，回国后再统一整理成书。

 

对冯骥才这几代中国人来说，书写俄罗斯，绝不会是仅仅书写一个邻邦，所照见、所寻找的往往更是中国。“近百年间中俄之间渊源太深，有过共同的历史历程，过深的交往，今天仍旧彼此纠结，任何一个中国的成年人到了俄罗斯都会感触良多：由他们比自己，由自己比他们。”在序言中冯骥才写道。

 

《心居清品》则是另一种新鲜：冯骥才平时有写近体诗习惯，以毛笔手书，有时还配一些题图。他自己本来并不当一回事，信手题之，随手收之，有时甚至直接送了人。但后来发现这类手稿出现在拍卖行里，别人告诉他这有拍卖价值：不仅有书法价值，也有文学价值，“那我就想不如把这些都出版了吧。”冯骥才说。

而《鬼斧神工——中国历代雕塑藏品集》，展现的是冯骥才收藏家的一面，这也是冯骥才首次用出版的方式介绍自己收藏的冰山一角：雕塑。“主要是从中国雕塑史的角度来推荐给读者，但关于这些收藏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来写。”冯骥才说。

 

最后一代挑山工

 

1981年冯骥才将自己的泰山见闻写成散文《挑山工》，1983年该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后进入小学语文课本。“80后念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挑山工。”昨日在现场，冯骥才说。

 

但有观众问他：挑山工这一职业的出现是与过去的苦日子相关，现在日子好过了，为什么还有挑山工?

 

“日子好过的是城市人，他们还是在受苦，还是在做挑山工。”冯骥才回答。

 

去年冯骥才再登泰山，为中国最后一代挑山工做口述史，成为昨日的第六本书：《泰山挑山工纪事》。他看到的挑山工们，仍然过着艰苦到城市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住的房子仅一米多高，十分逼仄。一名女挑山工为他挑行李到泰安车站，收费仅一块二。在他的采访中，最年轻的一名挑山工也已经45岁了。“背100斤的负担，爬1000多米的山，这种苦现在没人再愿意吃了。”冯骥才感慨。

 

随着机械的高度应用，挑山工这个存在了1000多年的职业似乎已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但冯骥才认为，目前人们能享受到的便利，比如缆车等机械的每一个构件，都是挑山工挑上去的。“但这样的付出没有任何记载，我们总是说应该学习挑山工的精神，但这个职业却马上就要消失了。这是我们欠他的，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做一部口述史，把这样一个职业1000多年来的命运记录下来，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身为一个作家，冯骥才敏感于精神。在他的俄罗斯见闻中，除了所有游记里都会出现的景点景观、风土人情、艺术作品之外，冯骥才捕捉的是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在他看来，2002年他发现俄罗斯人在精神自信上还有些茫然混乱的情况，而此次造访，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人之所以可以散漫随性、大大咧咧，在不算富裕的情况下还保持自信乃至傲慢，在于他们的俄罗斯精神已经回归。

 

“莫斯科除了一部分大款开名车，多数车还是比较破的，但在他们那儿的年轻人，并不会攀比车的好坏，在他们看来，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这让我感到很惭愧，我们的土豪精神已经普及在人的思想中了。”冯骥才说。

 

因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与农村也是冯骥才的关注对象，在他看来，当下人们太过关注城市，“比如我们对春晚的评价，主要都是来自城市人的评价。但事实上，看春晚的更多是农村人。而我们却要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尤其是城市里年轻人的标准来设置它的节目。这是不应该的。”

 

此前，冯骥才每年几乎都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而今年的两会提案他也已经准备好了：有关少数民族的被边缘化。“最直观的，从1950到1980年代，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但现在呢?我们在无意间就对少数民族边缘化了。甚至出现了苗族为了吸引旅游业，在自己的寨子里盖侗族的楼的情况，完全从利益出发，不尊重民族文化。以至于众多灿烂的民族文化，现在已大量消失;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少数民族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