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笑对人生踏春去

相声大师马三立(资料图)

 

马三立档案盘点：

 

马三立，回族，祖籍甘肃永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有“相声泰斗”与“幽默大师”美誉。1914年8月生于北京。1953年进入天津市曲艺团，1994年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生前系第五、六、七、九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

 

老树盘根九十载，庇荫纳凉百万人。这位个子瘦高的老人走了，带着满脸慈祥的皱纹与近一个世纪的风尘。90年春风秋雨，90个用笑声编织的年轮!

 

门口的春联仍红艳得记忆着春节的味道，许多人还津津有味地用“挠挠”在城市铁板一样的生活中寻求温暖，他却在病榻上用瘦弱的身躯抵挡病魔的进攻。眼睛看不见了，他让孙子念报纸给他听;耳朵也听不清了，他让开大电视音量使劲儿听。他不怕死，早在10多年前他就在老伴儿墓前立了“马三立之墓”的碑。可对生命，谁没本能的渴望与眷恋?

 

从一个在旧社会“撂地”糊口的艺人，到今天万众景仰的幽默大师，马三立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上天让他为了播洒欢乐来到世间，又让他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踏笑声离去，我们能让他带走的，只是满心虔诚的祝福。

 

一张嘴养活一家子几张口

 

马三立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瘦，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马老生前解释说：“我从小就这样，最重达到92斤，现在嘛，只有86斤。”不过，马老这样的体重还是能找到科学依据。他的大儿子马志明告诉记者：他父亲的胃是袋状胃，与一般人拐个弯的胃形状不一样，不拐弯，食物直接就消化了，所以胖不了;因为瘦，再加上上台穿个大褂，就显得高了。他把自己不足100斤的身体全交给了生活和相声，所以他才能一直保持着艺术的青春和不竭的创作源泉。

 

昨夜记者又看了他的相声回放，朋友说，马三立从来不自己笑，真能绷住劲儿!生活中不知是否有谁看过他的笑容，即使有我想那笑其实也是苦涩的。他活了90岁，却从艺80年，这看似简单的人生履历透着多少无奈?从一个“撂地”糊口的艺人，到让亿万观众喜爱的艺术家，他饱尝了旧中国艺人的苦辣辛酸，也经历了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扬眉吐气，他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人民喜闻乐见的相声艺术……

 

1914年生于北京的马三立，3岁时随父母定居天津。祖父马诚方是著名的评书艺人，擅说《水浒》，名躁一时;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又是相声前辈艺人恩绪的宠徒和门婿;母亲恩萃卿曾学唱京韵大鼓;兄马桂元师承李德，以擅演“文哏”段子著称。到了马三立这儿了，家里想改换门庭，不想让他学说相声，父亲和哥哥努力挣钱供他上学。可是马三立爱听相声，8岁那年头一次听相声，乐得差点没躺下。于是偷着学个一段半段的说给同学们听，结果让老师知道了，马三立当时十分害怕，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批评反而让他阴天上不了体育课时在教室里说。不久，马三立名声鹊起，已经是学校文艺晚会上的知名人物了。在那段日子里，同学们热情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为马三立清苦的中学生活带来了不少光彩和乐趣。

 

1927年秋天，马三立抖的平生第一个“包袱”竟是家境的辛酸。那年，马三立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儿”的福安街同善里的大杂院，就读于美国教会创办的汇文中学。同学们一进中学就置办好崭新的校服，而马三立身上穿的是一件拆大改小的旧大褂，袖子上还有两块补丁。先生、同学们笑话他，说没有校服别上学了。父亲马德禄靠说相声糊口，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东拼西凑几块钱要给他买校服，马三立抢着对父亲说：“让我去买吧，我会。”于是父亲叮咛又嘱咐：“记住，试好尺寸，买合适了!”等马三立买回校服往身上一试，校服起码大三号，把瘦骨伶仃的他整个包了起来，父亲急了……马三立扬起两只胳膊，如同戏台上老生抖袖，一双小手“终见天日”。他解释说：“我想，冬天套棉袄，明年我再改，还能穿……”父亲叹口气说：“唉，闹了半天，你的‘包袱’使在这儿啦!”

 

相声能给观众带来欢笑，然而马三立的生活却不是妙趣横生，一生中尝遍了苦辣酸甜。他不是命运的宠儿，就连艺术中也带着人生的苦涩。由于家境不好，马三立的父亲和兄长不得已也让他吃这碗“开口饭” ，马三立1929年开始了他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活，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拜周德山(周蛤蟆)为师。拜师不久，就跟着师父、师兄弟们“撂地”说相声。那时，他常去的是天津南市、河东地道外。由于他爱看书，平日好动脑筋，很快就成了师兄弟之间的佼佼者。此后，甭管是“撂地”，还是走街串巷，舞台对于马三立讲已不再是生疏之地，因此也有了一大批盯住他、喜欢他和捧着他的当年的“追星族”。马三立使“活”逐渐得心应手，也更加变得“调皮”起来，更加有了灵气。

 

穷家难当。父亲的去世和哥哥的沉沦少了两位赚钱的人，一家子几张口，全仗他一张嘴养活了。没别的办法，只得尽心尽力拼死拼活出去赚钱。早晨吃点干粮出去，或撂地，或赶书场茶社，上头不住嘴，下面不歇腿，风里雨里奔波劳碌，其直接后果是人越来越瘦，饭量越来越大，肠子就没有填满的时候。

 

一回，马三立演出完了，来到天津“文利食品店”买糖炒栗子。马三立微笑着跟店员打招呼：“辛苦了，您给我称一斤栗子。”那男店员嘻皮笑脸地说：“三立，来一段儿吧?”说这话对演员是非常不尊重的。马三立没有言语。那个店员继续说：“来一段儿，来一段儿。”马三立说：“我买一斤栗子给我称，爱听我的相声打票上戏院听去。”那店员说：“我哪有那么大功夫?还买票?你先给我来一段儿。”马三立耐着性子说：“在哪儿给你来一段儿?”那店员撇着嘴说：“在这来呗，说一段儿卖你栗子，捡大个儿的给你。”马三立也不发火，对他说：“你非让我在这给你说一段儿?我的相声可有价儿，那我可开始演啦。”那店员一眯眼，说：“来呗。”马三立当真地在食品店里说开了相声，来买东西的人都站在那听相声。就连马路上的行人也挤进来要听相声。食品店一会儿就挤满了人，那个店员拦都拦不住了。这时，掌柜进来了，他对马三立说：“马老板，您怎么在这儿演开相声了?”马三立这才停止了表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掌柜气得脸都白了，对马三立又是作揖又是赔不是，还说要把那个男店员赶走。那个店员带着哭腔给马三立作揖：“马老板，我对不起您啦!您快替我说说情吧!”马三立是个心肠软的人，就一再替店员说情。

 

一个“包袱”装下整个北京城

 

1948年春，马三立来到北平，应了两处活计，分别在王府井凤凰厅茶社演出和在华声电台说相声兼报广告。这时，马派独有的段子已深入人心，《开粥厂》里的“马善人”成了他的昵称。听众纷纷给电台写信、打电话，点播“马善人”的节目。在舞台上，日益走红的马三立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听众们没见过我的庐山真面目，很难猜想我是什么模样。当然，您看了我的相貌后，深表遗憾。这不能怪我，我自己也不愿长成这样……”观众情绪高涨，一传十、十传百，说：“看马三立的长相比听他的相声还逗!”

 

北京和平解放后，忽然传开一则新闻——马三立要结婚了!而且还是他本人通过华声电台公开广播的。不少熟悉他的人十分纳闷，马三立早有家室，而且有了不少的儿女，怎么又要“新婚”?莫非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再一听，女方是和马三立同在电台演出的梅花大鼓女艺人花小宝，本名史文秀，芳龄二十多岁，容颜秀丽，出名的标致人物。听说他们平时关系就不错，花小宝演唱时，马三立有时还在旁边乱击几下鼓键，瞎起哄。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马三立却依然在电台里说：“各位听众，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我和花小宝自由恋爱多年，决定正式结为夫妻，组成幸福家庭。如今万事俱备，都准备齐了，就是没房。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直在电台后院那间小屋里凑合，一个人忍着好说，燕尔新婚可不行，总得有间正式房子不是?这房子不能远了，就得在椿树胡同一带，图个往电台上班方便;房钱还不能太贵，我穷，虽然说花小宝有钱，可她账目挺清楚，房钱得两个人均摊，我那一半儿找谁要去?……有合适的房子您给留神寻摸着，我这儿提前道谢了!”

 

就这么着，马三立每天借着说相声广播一遍，为他捧哏的东北相声演员张庆森在旁边帮腔、吆喝，消息不胫而走。喜爱马三立的老听众、观众纷纷寄来贺信，上书“天配良缘”、“天作之合”等喜庆话，马三立总是及时送交花小宝拆阅，花小宝总要粉面含羞笑上一阵。

 

几天后，来信介绍房子十六七处，均离椿树胡同不远，而且价格低廉。马三立相中了史家胡同49号的一套里外间，房东极为仗义地表示：“您住，房钱好说，不论外边怎么涨，我都光要您一袋白面钱，还不行吗?”

 

搬家那天，张庆森夫妇也来了，大家肩扛手抬忙活了一天。傍晚，张庆森夫妇留下，马三立要走，房东急了：“不是您结婚呀，要知道这样，我们腾房子干吗?”马三立连忙深施一礼，言词恳切地说：“得了，您就当帮我，行吗?他们两口子从东北来投奔我，在北京没家没业，原来住在凤凰厅楼上，现在那儿租给仓库了，他们成了牛郎织女，总得有个窝儿相会是不是?我想帮朋友，没别的能耐，就会编相声——把自己也编进去了，您要怪罪，我这儿给您……”说着就要屈膝施礼，房东一肚子哭笑不得赶紧搀住了。

 

转天，马三立、花小宝在广播中郑重宣布“解除婚约”，向广大听众致以衷心的谢意和歉意，并请各方谅解云云。两个小时以后，就有人给电台打来电话，说：“马善人，你这个‘包袱’不小，把一座北京城都‘装’进去了!”

 

马三立把幽默、风趣、仁爱与魅力慷慨地撒向社会各方。他名气大却从不端架子，不露锋芒，偶尔在机敏、狡黠的微笑中还透出一丝无奈。在他身上，幽默与文静、活泼与平和、敏锐与敦厚交织在一起。

 

奥运想举重的老人难言“告别观众”

 

起初，马三立是“单干户”，单干时都是人家来找就去给说一段。尽管单干挣得多，但他还是想“入队”。1953年1月，马三立这个曲艺“个体户”加入了正式成立的广播曲艺团。马老自有个人的道理：“这就有组织了，解放前挣得多点，可受气、受欺负，人家拿你不当人当玩意儿，一叫就叫那什么玩意儿给说点玩意儿来。解放后呢叫文艺工作者，演新节目，自己编新节目，《买猴》那段相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因为这段相声我还被打成‘右派’，就像我的名字，我被打倒3次，又立起来3次。”

 

其实，最让他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曾给毛泽东主席演过的那段《买猴》。1956年1月12日，主席听完他的相声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买猴子，买猴子。”还提醒他：“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在同年的国庆招待晚会上，马三立又把《买猴》这个节目演给周恩来总理。后来，马三立每当最艰难的时刻，总会想到能有机会为毛主席、周总理演出，做个相声演员值了!

 

1952年，马三立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要知道那是常宝坤在朝鲜前线刚刚牺牲后，马三立做出的选择。在坑道里、山坡上，在敌人的炮火声中，马三立的相声给战士们带来了欢笑。事过多年，当年的志愿军战士还珍藏着马三立的剧照。

 

1984年，马三立入党了。这是他很久以来的追求，古稀之年他追求到了。他一向关心国家大事，北京申奥成功，老人激动得半宿没睡，还打趣说要保养好身体到奥运赛场去举重。天津曲协秘书长、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对记者说：“我是马老的入党介绍人。说实话，人不在辈份大小，在于为人处世，老先生之所以受人尊重就在于他的人格。他生前曾经和我开玩笑说‘不要在我死后在报纸上说什么重大损失，趁我活着身子骨硬朗的时候把我的肚子掏空了，我死了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说起马三立的名字，他说：“古书曰：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我希望我这一生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终其一生，他做到了。马三立把为观众演出看成是天大的事，为此他一生都把观众视为衣食父母，他常说，人家买票看我们的表演是对我们的抬爱;他们懂相声、爱相声，我们不能骗观众。

 

旧社会被看作是“玩艺儿”的相声，如今叫艺术，这个称呼的改变，标志着地位的提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富，马三立的财富就是观众。每一次演出，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用马老的话说，“我们必须用心对待观众，观众是水，我们是条小鱼，没有了水，小鱼就没戏了”。大师虽离去，但他的做人之道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却永留人间。

 

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小伙子，等马三立每次散了夜场回家，总在后面跟梢，直到他推开家门才悄然离去。难道是个坏人?一时间马三立惴惴不安，等马三立终于鼓起勇气询问他的用意，他支吾半天才说：“我就爱听您的相声……您这么瘦，又挨过整，我怕有人在路上欺负您，所以每天晚上护送您回家，没有别的意思……”这就是马三立和观众让人不胜感慨唏嘘的感情。

 

人们大多通过马三立的相声知道马老是位幽默的艺术大师，然而他内心还装着众多鳏寡孤独的老人们。几年前，马三立老人身体状况欠佳，在医务人员和亲朋的精心照料下，在老人豁达人生观的坚强支撑下，他多次战胜病魔。在此期间，他依然不顾身体不适，为相声的后继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奔忙。马志良说：“我父亲在1995年天津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就提出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呼吁尽快兴建高质量的老年公寓。他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深有感触，如今老年人不再愁吃穿，儿女们虽然孝顺，但都上班，白天连个说话的都没有，老人就怕寂寞。我为了实现父亲的夙愿，辞职兴办起了马三立老人园，接纳了许多老人们……”马老与这些老人们相处得像一家人，逢年过节马老与大家一起联欢娱乐，时不常给大伙儿说几个小段，让这里的老人感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老人的长子马志良告诉记者，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晚会谢幕的当天晚上，马老是既高兴又难过，一夜辗转难眠，高兴的是观众在他暂别舞台多年后没有忘记他，难过的是他却要从此告别观众了。那一段时间，马三立对“告别观众”这种提法非常抵触难以接受，对于马三立来说，告别观众是残酷的，也许惟有辞世，才能让他心平气和地永远“告别”。

 

不足100斤的身体全给了相声

 

马三立无疑是属于相声的，单是他那相貌就会让人联想到相声——瘦削的身材，自称体重从来没超过100斤，浓密的头发永远梳成“中分”，与细小的眼睛配套的是一对大耳朵，一张嘴，“包袱”滔滔不绝，由不得你不乐。80年的舞台生活，中国能有几个?世界能有几个?

 

有人说，当幽默成为一桩事业的时候，它其实是最严肃的。而当它达到某种极致，与幽默家融为一体时，又常常会自然地不着痕迹地流淌出来，给幽默家自己和他人带来轻松与愉悦。他的相貌、身材及他的智慧、才气和想像力，天生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天才，什么话到他嘴里一说，那就成了“包袱”，让人发笑且回味无穷。别看老人在台上就像聊家常，有时还免不了絮叨两句，其实那正是他的风格。每一句词都没有废话，一个停顿，一个气口，都有讲究，铺平垫稳，才有耐人回味的笑料。

 

马老说了一辈子的相声，带给几代人无尽的快乐。知道马三立是在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那么单薄瘦弱的身体，让你担心一阵风就能给刮走了，却蕴藏着那么多的宝藏，甚至一个简单的表情都能带给你笑声，《逗你玩》、《挠挠》都是经典到让人一听名字就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段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也许就是带给别人欢乐的人吧，因为欢乐最难得，也最宝贵。

 

听马老的相声，你会感到很从容，并能在从容中细细玩味。在他的相声里，你不会听到刻意的讨笑，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也没有刻意的哗众取宠。他的相声是实实在在说给观众听的，而不是自己逗自己。他说相声的口气总是平和的，开始也总是平淡的，每个段子似乎铺垫得很长，其实他是在慢慢带你入戏，到最后总会给你一个惊喜，抖开一个大大的“包袱”，不由得你不笑，不由得你不想。他的相声展示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幽默，更有生活的哲理与智慧，所以，他的相声是留在人们心里的。

 

听马老的相声，你会不由得想到你身边的人。在马老的相声里，仿佛都有他们的影子。马老的相声一般没有“重大题材”，反映的多是老百姓的生活，是他们零零碎碎的锁事。他曾说的那段脍炙人口的相声《买猴》，讲的就是一个“马大哈”如何把别人要买的“猴牌”肥皂，误买成3只猴子的故事，令人捧腹不止。他的《吃元宵》、《相面》等作品同样刻画的也是小人物的生活趣事。正是在这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故事中，为人们提示出了生活的情趣与艺术，催人思考，令人回味。

 

在相声界有一句俗话：“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学会了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说的是马三立自成一家的表演风格。也有人说，与马三立交谈，说几句话就是相声，他的相声就是生活，他的生活就是相声，这就是大师的境界。马三立的幽默是那种慢悠悠的，但能回味很久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冒出个“彩儿”。他总能把话圆到说相声上，就像有个相声里要求最后归到“实现四化”上一样，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

 

有一次，他打车去给人拜寿，到地方了，可是司机不要钱。他非要给不可，司机就是不要，最后没辙了，马三立说：“你不要钱我就不下车，你这样就耽误我事了，我坐着不下就耽误你业务，咱就耗着吧。”后来，和司机就推让，最后司机把他推下车，他硬塞给司机钱，人家把车开走了，把钱扔下了。人家不要钱，所以他出门再也不敢坐出租车了。

 

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是马三立平易之风的根源和精髓。在马三立的相声中处处渗透着生活的芳香，正是在生活的基础上，马三立的相声往往在平淡之中显奇谲，在观众不知不觉中甩出包袱，出乎意料之外又存乎情理之中，形成了典型的“马派”相声“蔫逗”风格。

 

马三立的天赋条件好，这是硬件，好学上进是马老的“软件”，即使到了老年他仍孜孜不倦。多年来马三立已经养成读书看报、翻字典的习惯，使他的文学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扩大了知识面和信息源，引发了创作灵感。马老那段脍炙人口的相声《追》，就是读天津《今晚报》上一段小幽默后受到启发编出来的。他说过，相声的内容一定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相声顾名思义就是“相”与“声”，演员千万不可靠扮怪相出怪声来逗观众乐，而要追求那种能够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才能起到教育人、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

 

马三立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年龄虽然大了，但思想却没有熄火，他思维很敏捷，时刻不忘制造包袱，相声艺术已经和他的人生融为一体了。马老72岁那年，还在长安剧院演出。他说：“我叫马三立，今年七十二，明年是终点站。”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从不忌讳谈辞世。

 

心中的最痛是对不起老伴

 

其实，在一生当中，马三立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老伴甄惠敏。甄惠敏是个穷人家的女孩，很老实，也很勤快，1934嫁到马家，那年马三立20岁。甄惠敏跟着马三立福没有享上，罪倒受了不少，不仅生活困苦，而且政治磨难屡屡，伴着马三立走过了半个世纪不寻常的日子，但从不抱怨、不叫苦。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为丈夫赡养老人带大孩子。在她晚年，几次因为身体衰弱，突然晕倒，也从未告诉过马三立，她怕影响了丈夫的演出。当苦去甜来安定富裕的好日子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却垮了下来，心脏病严重地威胁着她的生命。

 

1984年3月11日晚，马三立有演出，可老伴甄惠敏因为病危已住进了医院。这位以播洒欢笑为天职的幽默大师，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感情熬煎，拒绝了领导与同仁的劝阻，在急救室忍痛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几十个春秋的老伴儿，义无反顾地赶场去了剧场。他要强压下痛苦，还要为不知情的观众编织欢乐。

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后台，往日有说有笑的曲艺演员们，不知为什么都耷拉着嘴角。年逾古稀的马三立敏锐地觉察出来了，他思索片刻抖了个“包袱”：“怎么茬儿?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人家不知道还以为给我守灵呢!差奏哀乐了吧?”一句话把后台的人都给逗乐了。

 

他的搭档王凤山道：“三叔，咱们今天改快活儿吧?”“为嘛?”“我是怕您……”“不能改。报纸上广告都登出来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开粥厂》’。观众们大老远往这奔，就为了听咱这段子，到时候把活儿改了?不成!不能改!”旁边有人插话：“您老好几宿没怎么合眼了。这么大的贯口，够您呛!”“大家的一片盛情，我心领了，可节目不能动。放心，我顶得住!”马三立双手作揖冲大伙儿说道。

 

马三立上场了，观众掌声四起。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不知是对观众们表示感激，还是对老伴歉疚的眷恋，他哭了。但立刻扭过身去，悄悄地抹去腮边的泪水，没有让观众发现。然后急走几步，来到台口，抱拳拱手，开始了演出。

 

“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开粥厂》刚刚结束，观众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马三立二话没说，又继续说下去，一直演了40分钟。下台后，他急忙脱下大褂，脸都没顾上洗，登上车直奔医院。

 

老伴像是在专门等候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马三立演出归来，弥留之际强忍痛苦，最后看一眼瘦骨嶙峋的男人。马三立站在病床前，声声呼喊着“惠敏”。老伴强睁开昏暗无神的泪眼，嘴角泛起不易察觉的笑靥，微微点了一下头，像是对丈夫人生历程的首肯与褒奖，也像是表达自己一生无怨无悔的满足。她呼出最后一口气，轻阖双目，就永远停住了呼吸。

 

马三立生前在老伴的墓碑旁出人意料地为自己立了一块“马三立之墓”的墓碑，郑重地戴上伊斯兰“拜帽”，坐在两块墓碑中间，拍下一张照片，在背面亲手写下：“老伴周年祭日，我在坟前怀念。”从此以后，每当老伴的忌日，马三立都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仔细品味二人共同度过的既困苦又幸福的日子。

 

身边人眼中的“平民艺术家”

 

马三立在家庭生活中不像他在舞台上那样风光，常常是一个人不言不语地做自己的事。他一生养育了8个子女，还有侄儿马敬伯。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他不轻易表扬谁，也不轻易批评谁。在子女选择职业、选择配偶上都非常宽松，听凭孩子们自己。但他也有自己的要求，要求孩子们孝顺。他所说的孝顺有三条：不惹祸是孝顺，娶妻生子是孝顺，等我没有时在我跟前是孝顺。老人在生活上很节俭，他常说：钱多了没用，没有也不行，人要知足。

 

对于与相声有关的事情，马三立在家中就显得有些固执。马家目前只有马志明一人从事相声艺术，在马志明的记忆中，马三立并没给他说过多少“活”，也没有跟他合作过节目。父亲从小就对马志明说：要自己长能耐。遇到马志明弄不懂的，马三立会说：那好，晚上看我的演出吧。有人问马氏相声的精髓是什么?马志明领会，不只是马三立的口风，不只是马三立的嗓音，其实那都是外在的东西，现在有些人学他也就是学这些皮毛，最主要的是他刻画人物的细腻和来自生活的语言和包袱。他说：我父亲塑造的“张二伯”，抢吃门口小孩的苹果，咬下一大块，把剩下的递给小孩说，你看你这块多好，没核。其实这你看你这块多好，没核。其实这就是几年前我逗我三姐的孩子说的话，我当时没在意，老爷子却记下了，后来用在这个小段上。老爷子对别人说的话都记下了，没事时就琢磨，很多小段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老人下的是无形的功夫，所以他的相声没有不“响”的时候。

 

在马志明的心目中，马三立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但他的性格却是内向的，平时不多说话，可不论做人还是做艺，他都是事事做在头里。马志良对记者说：“同行们、观众们都对我父亲特别尊敬，称他为艺术大师、相声泰斗，可他自己总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通过跟我父亲学艺的几十年，我感觉他的相声的特点就是家常话、聊天形式，反映的都是市民生活和人们的内心活动，大部分是以第一人称的面目自嘲。没有演出的做作，没有表演的痕迹。”

 

马志明回忆说：“父亲生病住院时，病房里摆满了鲜花，有一次院长来看他，在院长临走时，父亲叫住他说：院长，麻烦您一个事，在门口写一张条，‘本室代售鲜花’。还有，一个多月前，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二届相声大赛时，让他对观众说几句话。当时父亲身体十分虚弱，连坐都坐不住，但他表示对这个活动支持，希望多搞。他说：我借此机会向观众致意，我最近感冒了，但是您放心，您看电视不会传染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相声，在力求去创作相声。”

 

小儿子马志良也曾想学相声，那年国防科委文工团看上了马志良。马三立不同意：“你长得并不丑，但脸上没有‘买卖’，我不能让你糟蹋了相声艺术。”儿子当演员的念头就生生让老爷子给打消了。

 

其实，他的心中更希望子孙们能多念些书。长孙马六甲考上了大学，老人非常高兴，可能是圆了他一生中的上学梦吧。马三立上过小学和初中，这在他同辈艺人中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他常常念叨这段求学的历史。他曾经上过学的万全道小学(当初叫日出学馆)建校100周年，老人在医院带病接待了学校的代表。当孩子们把鲜艳的红领巾戴到他脖子上时，马三立高兴地笑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著名作家冯骥才难过地说，马三立的相声是说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他是“说”的大师。马老是一位贴近民间的艺术家，在观众中有着很好的人缘，几乎每一次上场，还没张口就来个满堂彩，然后又用他对生活的发现，用幽默调剂人们的生活。冯骥才说，天津市在历史上是个码头城市，充满生活的气息，因此这种地域文化产生的马三立，其表演的段段相声更像一个个民间故事，马老的一生为人，是平和的，也是高尚的，他是老百姓的艺术家。

 

马老桃李满天下，他的徒弟、学生数不胜数。他的徒孙侯长喜从广播里听到马老逝世的消息后，先是惊愕，后是难过，因为按照艺术界的辈份，侯长喜是第三代。这次侯长喜按照老规矩，还等着天津市的相声界一起去送行，可万万没想到，早晨去世下午就下葬了，没赶上，十分遗憾。

 

常宝华是马老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听闻老师去世的噩耗，他禁不住唏嘘不已。“我的老师是很有性格的人，我们当学生的请他吃饭给他送礼都不招他喜欢。有时从北京到天津去看他，他说你要带东西就带一盒北京的麻豆腐。”在学生的眼里，马老师从来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对年轻的相声演员他没有不喜欢的，一见面就鼓励、鞭策，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老师是个老艺人，但他绝不是旧式的老艺人，从不讲究论资排辈。”常宝华说。

 

一生给人们带来欢笑的相声大师虽已离开人世，但他的几百段相声永远刻在中华曲艺史上。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听到马三立去世的消息后语声哽咽，他和马老交往20余载，最初的一面至今还深刻地留在记忆中。在他年龄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老。“虽然差了好几辈，但马老当时非常认真，对我学相声的情况问长问短，热情地鼓励我。”冯巩说，“以后我经常去拜访马老，他的教导影响着我的一生。他在艺术上是高不可及的大师，但一辈子做人低调、谦和。”

 

相声泰斗的仙逝让国人悲痛，随着相声界的最后一位国宝级人物的驾鹤而去，单口相声后继乏人则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何况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央视相声大赛根本看不到单口相声的影子，所以，如何继承和发扬单口相声的问题迫在眉睫。“对马三立先生最好的缅怀，就是将单口相声发扬光大。”在病中的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说这话的时候格外加重了语气。

 

“50岁以上的相声名家中，说单口相声的现在就我一个人了。”单口相声名家孟凡贵语气凝重地对记者说。从1996年起，孟凡贵就开始以单口相声表演者的身份登台献艺。说了7年单口相声的孟凡贵认为：集捧哏与逗哏于一身的单口相声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最大难点在于要不让观众分神，不但语言上要诙谐幽默，而且有点像戏曲演员的基本功要求--手、眼、身、法、步都要有戏，这样的表演才能声情并茂、引人入胜。虽然单口相声的继承之路任重而道远，作为单口相声名家的孟凡贵说愿意尽一份微薄之力。

 

那张妙语连珠的嘴巴永远地闭上了

 

据悉，在完成2001年底的告别演出之后，马老就又回到了天津市总医院进行癌症的治疗。病情稍有稳定后，曾出院在小儿子马志良家中住了一段时间。2002年4月，马老病情又有反复，于是再次住进医院。没想到，这一住就再也没有出来。

 

再次入院治疗，马老的情况一直还不错。前一段时间做B超检查，医生发现马老体内的肿瘤不但没有进一步扩大，相反却有所缩小。当时全家人非常乐观地认为，马老能够挺过这一关。但医生反复提醒他们，马老已是高龄，得癌症也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心脏衰竭、肾衰竭和堵痰都会对马老的生命构成威胁。

 

小儿子马志良说：“父亲对别的事都宽松，惟独对相声艺术要求太严。”新年前后，马老的病情又一次恶化，老人仿佛有预感一样，对儿女们谈起了立遗嘱的事情。马老对孩子们讲：“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羊年春节前，当得知天津市领导要来给自己拜年时，老人家连连摆手表示：“不要”，“不要”，“不用惦记着我”。

 

春节前夕，马老的小儿子马志良曾打算把父亲接回自己家，过了年再回医院。但由于此时马老病情已开始很不稳定，一家人只能放弃了这个愿望。从除夕开始，马老出现一系列险情，初二、初四、初七几次出现高烧等症状。但由于治疗及时，马老几次脱离危险。2月10日下午三四点钟，马老再次病危，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天津市有关领导闻讯赶到医院，指示医院全力抢救。抢救后，马老情况暂时稳定。老人家虽已不能讲话，但意识一直非常清醒，问他是不是“冷了”、“不舒服”，都能够点头示意。联想到春节期间马老几次化险为夷，守护在病床边的亲人们依然坚信马老一定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2月11日早晨6时左右，守护在病床周围的儿女们突然发现马老再次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而且呼吸越来越乏力，于是赶快叫医生。病房内马老躺在床上，床边摆着各种各样的治疗器、观测仪。马老的鼻子上插着输氧管，侧卧着，嘴里不停地叨念着什么，可谁也听不清。这时候给人一种感觉，他这是在与喜爱他的观众做道别？还是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先他而去的贤妻甄惠敏？

 

保姆问马老“是不是想翻身舒服一下”，马老点头。在众人的帮助下，马老翻了一下身。翻过身后，老人家喘息了两下，平静地停止了呼吸。医生们赶到病床前迅速实施急救，进行心脏按压，家人们眼睁睁看着心脏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最终变成了一条直线。由于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在亲人的环绕中永远地闭上了那张妙语连珠的嘴巴。

 

按照马老的遗嘱，马老的家人按照穆斯林的规矩，为马老举行了“速葬”，也就是当天去世，当天入土为安。一位满头银发、在寒风中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的老大爷告诉记者，早晨刚听说马老辞世的消息就赶快赶来了。“马老是相声界的泰斗，他的很多作品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欢乐和笑声，现在马老走了，我觉得怎么着也要赶来送送他。”当送葬队伍走出在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座清真寺时，赶来吊唁的群众已经把长长的胡同塞得满满当当，附近的居民以及沿途的路人也纷纷停住了脚步向马老的遗体告别。当载着马老遗体的灵车缓缓启动，向着马老的墓地行进时，马路两旁商店里的人们都涌了出来，向着灵车挥手告别。许多老人也颤颤巍巍地夹杂在前来吊唁的人群当中，眼里闪着泪花，与这位曾经给他们带来无数欢笑的老人做最后的告别。

 

下午3点，灵车抵达马老最后的“寓所”——位于津郊的回民第二公墓，马老及夫人甄惠敏的墓地就在这里。墓地已根据穆斯林习俗砌好了红砖，旁边已围满了悼念群众和家属，神色凝重。阿訇引导着人们小心翼翼地将马老的灵柩搬运入位。虽然大家都相互提醒着“不哭！不哭！”，但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夺眶而出，霎时间墓地之中悲声四起。马老的亲友为马老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下葬仪式，在入土之前，马老的家人得以看马老最后一面，只见马老躺在墓地中，就像睡着了一般……

 

展现在记者面前的就是马老最后的安身之地，墓穴不深，潜藏着人们的思念；墓碑不高，衬托出老先生的伟大。墓碑上“马三立”三个字与他的老伴“甄惠敏”的名字并排而立，不同的是，马三立三个字看起来还是石碑的原蓝色，而马夫人的名字则为金黄色。墓园管理人告诉记者，金黄色表示先生老伴早已仙逝，而原蓝色则表示老先生尚在人世，七天之后，老先生的“马三立”三个字也将由他的子女亲手涂成金黄色。

 

真的没有花篮、花圈，也没有悼词和挽联。一米见方的黑色墓碑上，刻着他和夫人的名字，端立在一片公墓中，一点儿也不起眼。葬礼异常简单、朴素。对公众社会来说，这称得上是一个没有告别的告别、没有祭奠的祭奠，默默地，在观众的心里……

 

马三立自述

 

我叫马三立。三立，立起来，被人打倒；立起来，又被人打倒；最后，又立了起来（但愿不要再被打倒）。我这个名字叫得不对：祸也因它，福也因它。

 

我今年85岁，体重86斤。明年我86岁，体重85斤。我很瘦，但没有病。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体重没有超过100斤。现在，我脚往后踢，可以踢到自己的屁股蛋儿，还能做几个“下蹲”。向前弯腰，还可以够着自己的脚。头发黑白各占一半。牙好，还能吃黄瓜、生胡萝卜，别的老头儿、老太太很羡慕我。

 

我们终于赶上了好年头。托共产党的福，托三中全会的福。我不说了，事情在那儿明摆着，会说的不如会看的。没有三中全会，我肯定还在北闸口农村劳动。其实，种田并非坏事，只是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生产队长说：马三立，拉车不行，割麦也不行，挖沟更不行。要不，你到场上去，帮帮妇女们干点什么，轰轰鸡什么的……惨啦，连个妇女也不如。也别说，有时候也有用。生产队开个大会，人总到不齐。队长在喇叭上宣布：今晚开大会，会前，有马三立说一段单口相声。立马，人就齐了。

 

本文原载于《大地》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