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她墨迹斑驳的“黄金时代”

萧红

 

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北京时间7日凌晨闭幕,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作为闭幕影片,在全球首映。鲁迅、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影片聚焦的这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铺就了中国文学的一纸“黄金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群令人仰止的文坛勇士,却也是一组“与萧红有关的人物”群像。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暴的中心,亦或是边缘,孑然独立的女作家萧红,拖着她身后31年墨迹斑驳的影子,透过银幕向观众投以凝视。

 

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句子。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这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亦终日不苟言笑,只有祖父对她疼爱。19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去北平。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出走:“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萧红的厌乡症,大抵一半是出于对家庭封建约束、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愤怒,另一半,则是对自由新世界的浪漫憧憬。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是萧红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在生命的尾声,萧红远居香港,创作《呼兰河传》,写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的小县城,写庸庸碌碌茫然过活的百姓,也写她童年生活的小花园。在她细腻的笔触中,对人群的自私麻木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的是思乡之愁。她回忆起慈爱的祖父教自己念诗,念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七个字,仿佛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未竟之愿。

 

萧红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在绝望中向报纸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萧红,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他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的一场大洪水,让萧军得以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由于两人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并且很快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上海出版。鲁迅专为《生死场》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萧红、萧军这两个“小小红军”,也以“东北作家群”旗手的身份,为文坛瞩目。东北作家群中另有舒群、骆宾基等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其中也包括了端木蕻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6年的恋情,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6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大部分朋友对此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然而,从受尽萧军暴力、出轨等折磨的萧红角度出发,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蕻良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的纷乱、生活的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旅居香港,在两年内写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但之前落下的肺病却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在《黄金时代》的4张定档倒计时海报中,3张都以红花为主题:红花从坚硬的土层里冒出,红花在砖墙前灯芯般闪亮,红花在黑暗中片片凋零。萧红也像她笔下的一朵红花,想要往自由的方向闯,但是家庭、爱人、战争为她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她心底里又是需要一扇墙来攀援依附的,为了这爱的肩膀她倾尽全力、绚烂绽放。

 

萧红身边的“灿灿群星”

 

鲁迅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是慈父,亦是知己。

 

1934年11月,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青年第一次见到了鲁迅。此前,双方只通过几封信。萧红在信中的一次天真抗议,不让鲁迅叫她“女士”,才真正缩短了文坛巨匠与“二萧”的距离。鲁迅非常赏识萧红的文学天分,很快就将她与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作家,并且促成了《生死场》的出版,亲自为之作序。这份肯定对于缺乏自信的萧红来说,尤为珍贵。1936年7月,在萧红为萧军出轨而气苦,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之时,是鲁迅建议她去日本疗养。3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从萧红后来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中,可以看出萧红是鲁迅家中常客,鲁迅对待她十分慈爱,甚至为她的穿衣搭配出主意。隐在上海老弄堂里面的鲁迅寓所,无异于萧红精神的避风港湾。

 

只是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透露出对萧红“不懂事”的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丁玲

 

1938年初春,萧红与萧军等人一同去临汾民族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员,在那里遇到了丁玲。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曾这样描述她与萧红的初会:“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那时,33岁的丁玲已经历了爱人胡也频遇害、自己遭软禁等种种坎坷,早甩脱了往年的精致和时髦,是一个身披军大衣、风风火火的女战士。像“大姐大”一般,丁玲跟萧红谈心、唱歌、举杯痛饮。萧红还追随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临汾奔赴西安。几年后,萧红对骆宾基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

 

西安一别以后,两个才女再也无缘重见。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后,丁玲很是悔恨自己当初未曾更细心地照料萧红:“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

 

萧军

 

萧军曾用第一人称写过一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讲到一个知识青年憧憬着去参军抗日,却恰巧“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渴望参与革命的他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情,留下来等她身体恢复。这部小说很能说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也是忍痛牺牲,拖住了他奔向理想的脚步。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传》中说,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在以自己和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为原型的散文集《商事街》中,萧红写到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回个大面包,男主人公“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然后他说:'来吃啊!''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萧军的性格跃然纸上。当萧红得知萧军不忠的事实以后,两人之间的罅隙终于彻底裂开。1938年2月底,萧军重拾自己“为爱搁浅”的理想,参加抗日部队,告诉萧红“各自走各自的路”。当时,萧红已怀有萧军的孩子。

 

端木蕻良

 

如果说萧军有点“大男子”,那端木蕻良则是个道地的“大男孩”。据旅美学者孔海立所著《端木蕻良传》,萧军走后,端木蕻良向萧红索要一根小木棍,得到后格外得意,拿着小棍神气十足地与友人合影。这一孩子气十足的举动,却大大拉近了跟同样天真的萧红之间的距离。萧军曾折返西安,看到萧红与端木在一起,气恼得整天拎一根粗棍,远远跟在他俩身后。多半为了离开这个“怒汉”,萧红与端木双双南下。1938年5月,两人在武汉举办婚宴,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武汉告危,端木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去重庆,这段历史一直为人诟病。尽管事后有人澄清,当时他俩只买到一张船票,萧红执意要端木先走,但端木的“听话”却令萧红失落。他习惯于被人照顾,面对家庭琐事、生活困境却束手无策。直到两人移居香港,1941年萧红病重,端木才真正“成长”起来,在兵荒马乱中带萧红四处求医、为筹集医药费而奔走。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一所简陋的法国医院临时救护站,端木蕻良陪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相关链接 王安忆:《黄金时代》是堂堂正正的“八卦”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许鞍华在《黄金时代》中借女主演汤唯之口,说出她所理解的萧红。她曾这样形容在这部新作中倾注的情感:“《黄金时代》里有我全部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

 

今年2月,许鞍华与王安忆、马家辉齐聚上海鲁迅纪念馆,围绕《黄金时代》举行了一场对话。王安忆说:“民国大多数的作品,张开眼,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不幸福,而爱情是他们的救赎,当然,也成了一个陷阱。”这陷阱无疑困住了萧红,但萧红的爱无比浓烈又毫无保留,“萧红身边的男性们,他们爱的能量都比不过萧红,都不与她匹配。”

 

对于萧红的感情经历,许多人都存在着“八卦”的心理。对此,许鞍华表示:“我只想忠于历史,不夸张,不用猎奇的眼光。80%都是她自己写的东西和朋友写的,原材料就是那么颠覆和革命性,就实事求是地拍出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很惊讶的观众来拍电影。”王安忆更是称赞《黄金时代》用平和客观的方式表现作家生活,是一种“堂正的八卦”。

 

谈及选角,当时正好爆出汤唯遇到电话欺诈,被骗走21万元的新闻。许鞍华笑说,这件事情的确很可能发生在汤唯身上,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证明汤唯与萧红气质的吻合:“她的外型气质靠近我们的想象,后来接触了后更觉得没错,本人性格是非常冲动的。”

 

马家辉更是爆料,自己曾戴圆框眼镜、穿长衫,为《黄金时代》做过群众演员,搭档是毛尖:“我们两个在上海作协的小花园里默默对坐了一个下午,如同干柴烈火。”只可惜由于片长原因,两人戏份最终未被选用。毛尖专门撰文记录当时的情形:“我们就只要坐在咖啡馆里,装着聊天的样子被摄影机扫两个全景。但是为了这一两秒的全景,剧组事先了解了我的长相,确定我的发型,接着是量体裁衣,搞得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三围数据有了认识。……因此,当我终于被化妆师和服装师收拾齐整,人模人样地进入剧组时,我内心升腾出的隆重感,几乎是要演鲁迅的心态了。”如此隆重,让毛尖为许鞍华对电影认真到“吹毛求疵”的态度暗自佩服,并比之为小津安二郎:“他们既不风格用事、也不感情用事,他们都是朴素的电影原教旨主义者:庄重做电影。”

 

萧红作品文字节选

 

母亲停住了。她的嘴是显著她的特征,——全脸笑著,只是嘴和鸟雀的嘴一般。因为无数青色的柿子惹怒她了!金枝在沉想的深渊中被母亲踢打了:

 

“你发傻了吗?啊……你失掉了魂啦?我撕掉你的辫子……”

 

金枝没有挣扎,倒了下来。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金枝的鼻子立刻流血。她小声骂她,大怒的时候她的脸色更畅快笑著,慢慢的掀著尖唇,眼角的线条更加多的组织起来。“小老婆,你真能败毁。摘青柿子。昨夜我骂了你,不服气吗?”

 

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生死场》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

 

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

 

——《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