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合作可以根本改变世界

遥想当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不经意间以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场乒乓球赛为支点，创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根本性地改变了当时东西方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开启了中国再次与美国相向而行、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时代大门。现在，当习近平引领十八大以后的中国与莫迪推动新大选以后的印度，即将在印度古吉拉斯特首府相遇时，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天然不凡的世界东方大国，如果能够以中印合作的巨大力量，携手并重、抱团发力的话，就又一次有机会决定性地推动中印两国跨越性地提前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提前大幅度地提高新兴工业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甚至决定性地增强其发言权，从而提前实现新兴工业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历300年巨大悬殊的力量再平衡，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的世界大国格局及其人类发展前景。

 

(一)

 

没有中印合作，中印两国的大国崛起都将遭遇严重困难。中国已经遭遇大国崛起的外交瓶颈，印度一旦接近超越美日欧的大国崛起目标，美日欧尤其是美国日本的遏制与阻截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中印两国都是东方文明大国，也都已经是新兴工业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都已经是响当当的亚洲地区大国和举足轻重的世界发展中大国。但是，从根本上讲，新兴工业大国与西方霸权国家之间彼降此升力量对比的变化，仍然属于量变的范畴，尽管在亚洲以2014年的东盟外长峰会为时间节点，标志代表双方的中美博弈进入了相持阶段，然而在欧洲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却又一次主导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支柱之一俄罗斯发起了强有力的战略进攻;而且在进入相持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国也仍然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中印合作，中国即使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却依旧很难突破目前已经遭遇的大国外交困境，更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比较有效地主持公道，甚至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也仍然摆脱不了美日欧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强抑中国“要保持原状”的历史帝国主义：就是“凡是过去中国已经接受的美日强权就要继续维持，凡是中国过去无力改变的不平等状况就要继续忍受。”其中既包括美国依据其一手包办的旧金山和约私相授受给日本的所谓琉球群岛及钓鱼岛的行政管制权，也包括美国凭籍其航海自由原则对中国沿海战略目标的侵犯性“抵近侦察”，甚至包括要中国放弃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领土领海的南中国海岛屿岛礁，单纯按照“国际海洋法”原则去屈辱地承认美国支持的某些国家对他们70年代以来所抢占的岛礁的主权索求。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美国丝毫没有尊重中国起码的大国尊严，也基本没有尊重中国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国家核心利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把中国这些恢复主权与尊严的最为起码的大国作为，一概妖魔化为所谓“咄咄逼人”的新兴大国霸权和亚洲安全威胁。

 

在中国所遭遇的以上外交困境中，中国与俄罗斯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外交与世界战略支持：作为唯一可以直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军事大国，中俄合作也确实可以维护当今世界的战略平衡与和平稳定，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足够的大国人口基数和一流经济规模，中俄合作仍然不可能根本改变世界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

 

同理，如果没有中印合作，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国家核心利益也一样达不到其应有的战略高度。第一、印度与中国是一对相互搬不走对方的背倚喜马拉雅山的相邻大国，如果因为美日挑拨而相互冲突与对抗，肯定将相互耗尽国力，从而耽误以致完全葬送各自的大国崛起前程。中印对抗与冲突在根本上违背中印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印度根本经受不起中印对抗的消耗与折腾。

 

第二、假如印度依然撇开新兴大国群体抱团崛起的根本利益，在西方尤其在美日围堵、遏制中国的世界大国博弈中，采取左右逢源的大国机会主义，表面上可以使印度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却达不到实现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目标。因为欧洲现在缺资金，在俄乌危机后更加增长无望;日本那点点国内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有限，基建能力根本没法与中国抗衡，基建成本更是中国的几倍;美国不仅资金也相对不足，基建成本比日本还高，而且还要以相当精力重振美国国内实业，同样不可能对印度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建设。现在印度新总理莫迪，立志要做印度的邓小平，引领印度起飞和崛起，提出了一个建设100座新的智能城市、8500公里国道、16座新港口、1620公里内陆航道、1.5公里天然气管道和5个邦的大型太阳能项目，还要在79%的印度农村建厕所，等等。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莫迪要完成如此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兑现其竞选承诺，又是参考的中国工业化模式，离开了印度与中国的全面深入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更为根本的是，印度与中国除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外，都是亚洲十亿以上的人口大国，都具有超越日本与美国的大国意志与巨大潜力，日本的唯一亚洲领导国家目标，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战略，都具有强烈排他性，尤其是美日要极力维护的霸权国家既得利益，在本质上与中印两国的大国崛起目标都是根本冲突的。美日现在要遏制中国，未来也不可能让印度享有平等的亚洲大国与世界大国地位。美日欧等为了维持西方大国霸权及其既得利益，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实行的其实都是“鸟笼崛起政策”、“枪打出头鸟政策”和“分化遏制政策”。就是只允许新兴大国在西方霸权及其游戏规则的“鸟笼”里面崛起，谁要率先、谁有可能在某个方面冲破这个鸟笼，他们就要先打击谁;同时在打击中尽可能制造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中美国不仅对新兴大国，其实对日本、欧盟的挑战，实行的也都是这个政策。美日在挑拨分化中印关系时，利用的是民主价值观;其实美国在打击日本尤其在不择手段地一再痛击欧盟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时，除了美国霸权及其霸权利益，根本就不忌讳什么价值观问题;一旦印度的新兴大国崛起冲击到日本亚洲霸权和美国世界霸权，日本在亚洲，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对印度又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呢。

 

一句话，只有中国印度才具有门当户对、制度不亲道路亲的历史、文明、经历与命运，中国印度的合作才可能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物以类聚，国以群分。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博弈中，国家根本利益是大国关系最终的划分与衡量标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合作发展、共同崛起，才有可能一起既共患难又共富贵，从现在携手抱团走到未来和平和谐。

 

所以第四、即使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陷入外交困境之际，印度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日本的一再煽动和诱惑之下，除了在某种程度上谋求左右逢源的大国机会主义以外，印度在整体上的国家战略仍然难能可贵地拒绝与西方合作遏制中国，仍然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中印合作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反对西方的传统霸权和 既得利益。印度明确要求在亚洲以致世界大国舞台上的平等大国地位和参与主导的作用，主张世界民主化、多极化，但是印度并不反对中国共同主导亚洲，更不反对中国印度共同引领新兴大国崛起谋求共同世界大国的平等地位，这是印度与日本的本质区别，也是中印外交与国际政治利益共同体的根本基础。

 

更重要的是第五、中国印度合作具有高度契合的互补性和极其深刻的经济基础。中国硬件扎实、印度软件发达，中国国企强大、印度民企活跃，中国制造业领先工程建设世界第一、印度药业服务业发达，中国大深度开放、印度民族保护有方，印度可以博采众长吸收从俄罗斯到美日欧的各种先进技术、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国在世界资源利用方面具有技术和资本优势、印度又享有更好的国际环境，等等。中印两国的深度合作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但能形成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人口、经济与市场规模，更能1+1大于2，产生极其巨大的合作红利，加速、提升中印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金砖五国及其新兴大国以致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共同利益及其国际凝聚力，打破冷战思维及其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包围，以中印深度合作的典范，开通世界“一球两制”的和谐道路。

 

第六、中印两国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人口、市场、经济等规模超常，潜力巨大。尤其到2030年前后，中印两国将近30亿人口，共同进入世界经济前三名，人口、经济、市场以致教育科学文化都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国。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中国和印度说话，世界都要倾听;“中印人民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中印一旦深度合作，亚洲一体化轴心自然重构，亚太轴心也自然向亚洲向中印偏移;更重要的是，中印一旦深度合作，中俄印轴心必然形成，不仅金砖五国、新兴工业大国的核心国家更加紧密，也必将拉动欧洲向中俄印欧亚大陆轴心作向心运动;中印一旦深度合作，必将形成南亚8国+中国的新格局，16亿人口的南亚一体化巨大市场一旦以中印合作为引擎，必将可以形成以南亚推动东南亚发展的新局面，必然可以拉动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中东，依次向中印、中俄印、中俄印欧、中俄印欧日、中俄印欧日美合作共同体作向心运动，中印俄等新型大国与美国霸权大国的真正平等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有可能最终倒逼形成。尤其是日本，一旦中印深度合作，率先形成亚洲一体化的初步轴心，其必将为中印合作的巨大市场、强大轴心力所吸引，完全有可能提前离开美日同盟，启动其回归亚洲、重新参与推动亚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否则，日本就只能愈来愈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甚至提前沦为亚洲二流国家。同时，欧洲也会更加需要参加到中印共同体经济增长的进程中来，更加重视和尊重与中印俄共同体的安全合作，从而大体形成：第一环中印亚洲一体化初步轴心、第二环中印俄欧亚大陆初步轴心，最终倒逼形成第三环中印俄+日本、+欧洲，最后+美国的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平等发挥新型大国作用的新局面，美国在其中被倒逼成为世界主要普通大国之一员，全球社会最终实现大国霸权终结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和人类进步新局面。

 

第七、习近平与莫迪给中国印度形成深度合作的外交突破带来了新机遇。古往今来，大凡脍炙人口、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外交突破，大都发生在大国大时代，需要大政治家大智慧。2008年以后的世界，以美国从霸权顶峰转向相对衰落为标志，世界大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印度俄罗斯引领新兴工业大国“群体崛起”，东方超越西方的新时代进程以中国超越日本为标志开始加速，中国印度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率领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对内反腐败拍苍蝇打老虎，深化改革雷厉风行破解大题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强调公平，澄清网络，厉行法治，通天听、接地气，以“习大大”及其“伟大中国梦”的感召力、凝聚力，重振改革的系列重大举措已经令世人意外，再次为21世纪中国的大国崛起注入了新的动力活力;印度新总理莫迪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印度新总理以后，在国内得到绝大多数选民近乎狂热的的支持，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政治感召力，被寄以发展经济、推动改革、改善民生、清除腐败的巨大希望，上任伊始就被称为“超级莫迪”、“印度的邓小平”，拥有重塑印度经济、变革印度外交的巨大力量，印度由此开始进入莫迪时代。中国习大大与印度“邓小平”莫迪携手合作，抱团自重，完全有可能给中印大国外交带来重大突破，世界完全有机会因中印合作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

 

中印合作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障碍与问题，主要的问题与障碍有：

 

第一，最严重的障碍是1962年中印之间的战争伤痕，印度民族主义一直承受着沉重而又敏感的战败之痛，印度媒体一直据此制造舆论、扩大中印嫌隙，同时西方尤其是美国日本也不断反复地以此煽动中印互疑，离间中印关系;

 

第二，最根本的障碍，是中印两国之间东、中、西三段总共近十万平方公里的边界领土争端，是中印大国战略合作向实质性方向迈进的心血之梗、锥骨之刺，一直严重制约着中印大国关系的纵深发展;

 

第三，西藏达赖流亡政府问题;

 

第四，横亘在中印巴之间的印巴矛盾和中巴全天候友好合作关系的相互冲突;

 

第五，印度力图主导南亚的地区大国目标，与中国在南亚地位的外交影响力及其所谓印度洋“珍珠链战略”的地缘政治冲突;

 

第六，在美国引诱煽动下，印度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有损于中国安全利益的对越、对日、对澳大利亚、对美的安全合作问题;

 

第七，中印在世界各国的一些所谓的“争夺资源”问题;

 

第八，印度媒体的对华不友好噪音。

 

中印之间还有一些其它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主要是以上几点，其中足以制约和影响中印关系大局的带有根本性的棘手问题又主要是前四、前三个问题，根本的根本是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问题。

 

(三)

 

莫迪当选以后的中国对印度外交，在世界主要大国“争夺莫迪”的外交博弈中，已经开始呈现积极主动、先声夺人的新鲜气象。中国支持印度出任金砖五国银行行长，中国邀请印度出席亚太经互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已经给中国印度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与活力，已经占领了国际社会抓住机遇、争夺莫迪的战略制高点。但是，要使印度真正成为21世纪中国大国外交的根本突破口，要使印度突破其“左右逢源”的大国机会主义、把中国印度合作作为印度大国崛起的基本立足点，从而达到根本改变世界大国格局的全球战略高度，中国外交仍然必须着眼大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同时，敢于以“英雄造时势”的大手笔，甚至敢于以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重大让步，大气魄地主动实施一整套中国对印度外交的大突破，才能真正推动亚洲一体化中印轴心以及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中俄印轴心的早日成形，为中国、为亚洲、为世界真正重构世界大国格局做出重大贡献。

 

第一，把习主席访问印度的重大外交行动，从元首个人外交的单打独斗，经过全面策划，真正上升为重大的整体性国家外交活动。从现在开始，围绕习主席对印度的国事访问，整体谋划一系列重大活动，布局造势，层层铺垫、级级提升，以挖掘习主席出访印度之巨大潜力，以凸显中国对中印合作之诚意与力度，以呼唤和激发印度人民对中印合作之热情。由于莫迪的成功，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印度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与印度协商安排广东访问印度，并且邀请古吉拉特邦互访，洽谈互结友好地方;我们可以安排北京访问新德里，安排上海与印度的孟买互访并且考虑互结友好城市;我们可以组织庞大的中国民营企业代表团访问印度，向印度的民营企业和相关政策学习进一步搞活搞好我们的民营企业;我们可以邀请印度十大媒体、三大网站访问考察中国，乘势做做印度新闻传媒界的工作;我们还可以洽商中印十所大学互访，每所大学安排300名学生访问考察中国;我们可以安排中国十大名刹组团礼拜印度佛教圣地，同时邀请印度佛教徒、印度教教徒共同组团访问中国十大名刹，等等。总之，习主席对印度的国事访问，本身就是发展中印关系的一个重大机遇，要跳出政府谈判、领导签约的简单化的专业外交眼界，借机推动形成更为广阔的中印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传媒外交的热烈氛围，使习主席的国家元首外交得到更加广大而深厚的基础，产生更加深远又持久的影响。大凡大国外交，有的要抓实，向习主席的国内领导风格那样，抓铁留痕、步步抓实。常抓不懈;有的又要造势，像中国对日展开二战和抗战纪念外交那样，高声高调、大釜雷鸣、激励人心。当前的中印大国外交既要狠狠地抓实，更要大大地“造势”。

 

第二，谦虚谨慎，真心诚意地提出“向印度学习”的口号，提出推进亚洲一体化的“中印轴心”构想，并且在中印轴心架构中“以中尊印”激发印度倾向和走进亚洲一体化的中印初步轴心。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学习和输入印度佛教，使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精神基因之一;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印两国又一次联手，创造了万隆会议及其亚非合作的历史辉煌，使中印缅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明确提出过向新加坡学习、向日本学习、向欧美学习的口号与主张，从不同角度受益匪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点和长处，取长补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现在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由习主席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宣布“中国对印外交新构想”，并且专门公开、真诚、隆重地提出“向印度学习”，同时部署向印度学习的实际安排，必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重大而良好的影响。一方面，印度确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如印度的民企活跃，确是我们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印度政府的投资效益高，面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政府投入几百亿一样保持了6%左右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砸下去几万亿也只勉强保持了7%--8%的经济增长，还留下了一大堆结构扭曲、市场扭曲的严重问题，真正把印度的长处学到手，中国将大大受益;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交国贵在交心，心病还要心药医。中国人民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大国崛起之时保持谦虚敬慎，诚心诚意提出向印度学习，可以适当缓解中国崛起带给印度的客观压力，并且有效地慰藉和补偿印度民族主义的心理需要，最有效地治愈印度因1962年战败而产生的自卑忌华、疑惧反华的战败心结，从根本上改善中印合作的民族心理与社会民意基础，春风化雨又细雨润物，为中印友好作百年之大计，谋千年之心基。

 

还要实行“以中国尊重印度”的政策，就是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当前国家实力已经远大于印度的中国，不是按照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追求大于印度的权力和利益，而是继续坚持中印权力义务、责任利益平等，甚至在双方深刻理解、达成某种默契的基础上，中国可以主动地适当向印度让权让利。比如在涉及环境、气候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权力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主动真心实意地支持印度扛旗、当头，推重印度的国际地位;又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中国已经出资1000亿美元并且主动邀请印度参加，即使在印度出资较少的情况下，中国也要给予印度基本相同的投票决策权;再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时，中国要完全放下过去对印度的某种忌讳心理，主动欢迎印度进入上合组织平台。这不仅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以身作则、带头抛弃西方大国传统实力主义的大国霸权原则，而且是从根本上做出一个新型大国的典范，防止西方继续以“中印争夺主导权”和“中国霸权”妖魔化中国，挑拨离间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瓦解破坏金砖五国以及新兴大国的整体凝聚力。要看到，过去中国在一些东南亚小国明显亲美遏华的情况下，都可以“以大尊小”甚至让权让利，推重东盟主导亚洲一体化;那么今天面对国际地位作用具有根本意义的印度，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更明智地作出“以中尊印”的重大抉择呢?

 

中国从大局出发，主动推重印度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推重印度当头、扛旗，不仅能够满足印度作为世界新兴大国领头羊的自豪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从根本上激发印度人民的对华友好感情，大大增强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凝聚，强化印度对中国的信任和合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减少中国大国崛起的诸多压力，促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和平崛起。

 

第三，突出大智慧、大决断，以“中俄边界协议模式”解决中印边界纠纷问题，剔除中印关系中这根如鲠在喉、似锥在心的大刺，以换取中印合作的更大根基、更大利益。为着21世纪的世界大国博弈，更为着打破外交瓶颈，推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最高核心利益开辟道路。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在一个可见的长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得到解决。一方面，印度不可能作出较大的让步，一方面中国也决不可能谋求以战争手段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然印度不可能让步屈服，我们又不可能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为什么还留着中印边界问题 这根中印关系之大刺听凭美日长期而又随时地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利用、用间渔利呢?既然中国能以“半个黑瞎子岛”的方式解决中俄之间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及江东64屯的边界纠纷问题，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国家和民族心态对待印度，依照“中俄模式”解决中印之间十几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边界纠纷与冲突问题呢?何况一个中俄合作只是稳定世界战略格局，一个中印合作却可以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的世界大国力量对比，根本上突破中国的大国外交瓶颈，不仅为中国崛起、而且为世界大局作出关键贡献。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中国新一代领导完全可以站在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那样的中国与世界的战略高度，断然解决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以印度为支点再次撬动世界结构，做一个创造世界时势的大英雄。中国可以首先尝试大致以“中印各二分之一”、“中印边界和平合作协议30--50年不变”等经过艰苦谈判又可以为印度尽快接受的模式，下决心主动让步、根本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从而为两个新兴大国的合作崛起及其联合扭转新兴大国与西方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奠定21世纪中国大国崛起之外交根本基础。

 

领土一般属于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领土又并非国家最高核心利益;有时为了国家更大更高的核心利益，一个国家往往会选择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与牺牲。在苏俄，1918年列宁力排众议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虽然割让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交出了次要利益而保住了根本利益”，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存亡攸关的“喘息时机”;在我国，从毛泽东到蒋介石，虽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迥异，但在苏联策划蒙古从中国分裂独立出去的过程中，却都曾经被迫签字承认。新时期以来，遵循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指导方针，从1991年到2008年，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俄罗斯签订并且已经完成划界的中俄边界条约，按照着眼大局，照顾现实，考虑实控线的原则，在领土问题上其实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与牺牲。现在，一个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必须寸步不让，一块礁石都涉及巨大海洋国土划分的国家核心利益;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我们也绝不能不能再为“照顾”哪些中小国家而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但是，在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方面，确实存在着比边界领土更高更大的国家核心利益，我们确实有必要适当考虑参照中俄边界条约模式。

 

第四，以公平公正并且更有创意、更带根本性的中巴—中印外交，为攸关中印关系以及南亚与世界的“印巴关系问题”解扣，为南亚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大智慧、作出大贡献。

 

具体而言，主要有：

 

1，发挥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的过剩产能和3.9万亿外汇储备的巨大优势，正式实施中国的“阿富巴计划”，从根本上奠定南亚和平稳定的长期基础，掌握对印度关系的吸引力和主动权。一方面以构建中印轴心为中国外交的重大核心利益并不意味着要牺牲中巴关系，相反，中巴关系愈友好，我们在中印关系中才愈主动，退有中巴友好为基，进可吸引印度参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欲取之，必先予之”，真正的世界大国必须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之所以至今仍能号令天下，根本在于美国在二战和战后对欧洲、日本以致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21世纪的中国要真正成为各国公认的世界大国，就要扎扎实实地谋划作出一些世界性的重大贡献。在巴基斯坦日益落后于印度和美国反恐使阿富汗、巴基斯坦更加混乱落后之后，中国应该首先承担责任，实行“阿富巴计划”，以每年5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规模，进行长达5—10年的合作发展，下决心把从不动摇地对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全面合作发展的世界样板”树立起来，同时以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合作规模下决心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把阿富汗稳定下来，下决心使阿富汗成为美国反恐战乱、中国和平建设的两极典型。更要注意的是，“阿富巴计划”要明确始终对印度开放，甚至可以让利吸引印度参与进来，推重印度享有主导权，形成一个以“阿富巴”计划为楔入点，以中巴全面合作为根基，促进中印巴和解共享发展，最终以中印合作为轴心、占世界人口近二分之一的“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南亚合作共同体”，为中国在东南亚之外提供又一个重大外交选择，未雨绸缪地为突破美日欧排挤中国的“新全球化计划”开辟另一个大市场，开拓另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应该看到，一方面，除印度以外，南亚以穆斯林为主，在美国反恐后更不存在东南亚那样的亲美基础及其朝三暮四、用华亲美的中小国家，在这里至少中国印度都比美国更受欢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日本的原因，亚洲一体化、现代化的重心，一般来讲在东北亚，由于中国和所谓“亚洲四小虎”的原因，也可以当它在东南亚。但是，究其实质，亚洲的重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当程度上已经随着中国的转移而转移。一旦中印形成“初步轴心共同体”，亚洲的重心必将随中印转移;中国印度将近30亿人口，中印要做什么，什么就是历史潮流;中印合作推动亚洲一体化，亚洲一体化当然就会成为真正的时代潮流。

 

2，公开宣布明确真诚地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提出“印巴共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新模式。关于安理会改革，中国在理论上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是在实践上至今没有公开明确支持印度“入常”，是中印之间的严重隔阂之一，造成了中国言行不一的坏形象，也严重涣散着金砖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凝聚力，甚至直接促成了印度与日本这一对“入常”竞争对手的合作，间接造成了欧美日分别以支持印度“入常”挑拨中印关系、拉拢印度加入民主价值同盟“遏制中国”的反常现象。本来是中国手上的一副好牌，一种巨大的外交资源却由于中国自己的支支吾吾、犹豫不决、故作高深，而变成了一副臭牌，成为一个极大的外交负担，不能发挥正能量。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我们不愿意支持日本“入常”又不想明说，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把中印合作提高到中国大国外交重大核心利益的世界战略高度，没法在印度“入常”问题上明确表态。在印度对中国做出一定国家与外交承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并且在习主席访问印度时加以隆重的宣布。一旦中国公开宣布真诚支持印度“入常”，一定可以得到印度的友好回应，一定可以激发印度人民的对华友好感情，从而一定可以有效推动中印主要问题的尽快妥善解决。同时中国主张“印巴共享”入常席位的方案，也可以在保持中巴友谊的情况下，促进中印友好合作，而且也一定能够最终得到印巴双方的理解、支持与接受，甚至能够成为促进印巴和解的一个重大因素。还有，在联合国“入常”问题上，中国以外的亚洲，基本上只有一个席位，中印一旦形成支持印度“入常”的统一战线，美日图谋的所谓拉印入伙的“民主价值同盟”就会被楔入一根倒刺。

 

当然，作为一种不能随便消费的重大外交资源，中国也可以为支持印度入常设定某些经过谈判可以为印度所接受的条件，比如要求印度限制或至少逐渐淡化以致最终撤销对西藏达赖流亡政府的支持，等等。

3，一旦印度作出中印合作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中国可以走一步看三步，逐步推动中印巴连结中东与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能源大通道，以中资公司控股或者中巴合作控股的方式，形成中印巴的又一重大利益共同体;也可以按照“请君入瓮”的思路，由中巴合作先做好大馅饼，吸引和等待印度分享。

 

中国甚至可以500—1000亿美元投入的规模与印巴平等合作创立南亚合作银行(或者基金)，但是投票权各国平等。当今中国为西进开拓南亚中国国际大环境，完全可以较多地给印度让利，承诺尊重印度的利益与意愿。中国吐哺，早晚必然可以使印度与南亚归心。

 

第六、以雅鲁藏布江水资源为龙头，为中印合作的大局，中国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水利主权约束，主动考虑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关切，出钱出力，推动形成中印巴水资源利用与南亚跨国大流域水利建设合作机制，既形成跨国水资源利益共同体，又为南亚跨国大流域的水利建设做贡献，尽快尽可能减轻并最终解除印巴等南亚国家的水灾祸患，提升中国新型大国的南亚民意基础和世界道德大国形象。同时，我们还要以雅鲁藏布江的水资源合作为基础，要求作为印巴恒河治理的主要参加国。恒河是印度的伟大母亲河，参加恒河治理必将更加深入长远地涉及中印友谊的人心向背和群众基础，绝不能让日本钻空子。

 

第六、在酝酿中俄合作同时，考虑吸收印度参与中国的商业大飞机计划，不仅可以增加中印合作的又一个重大利益共同体，而且可以为中印解除根本矛盾以后的国防军工与安全大合作准备基础，使中印从经济合作自然走向安全合作。还可以吸收印度参加中俄航天合作。在航天方面，俄罗斯仍然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中国也已经由于迅速上升的航天技术实力，得到了俄罗斯以致欧洲的航天合作邀请，只有印度在航天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航天不仅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科技价值，而且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突出标志，集中体现各国人民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是凝聚国家与国家间人民的巨大精神动力与情感的根基。欧洲的空客、阿丽亚娜火箭系统、伽利略定位系统及其他航空航天的高技术成就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科技和精神支柱，中国与印度如果在登月、火星探测等方面进行平等互利、真诚友好、相互携手的航天高技术合作，肯定大大有利于推动形成亚洲一体化的中国印度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