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淡泊背后的风华

钱钟书与夫人杨绛

 

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钟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老人百岁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称她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代才女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才子佳人的世纪良缘 “缘起一面”

 

杨绛本名杨季康,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历:“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喜剧《称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笔名“杨绛”。1943年1月,《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上海联谊剧团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中。父亲杨荫杭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变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

 

杨绛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绛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存心要和杨绛好,定要孙令衔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或许这份“命中注定”可以追溯到更早,杨绛8岁的时候陪爸妈去无锡的一处旧宅看房子,那正是钱钟书家租住的房子……

 

杨绛并不认为她和钱钟书是“一见倾心”,因为之前杨绛就听到过钱钟书的“聪明和才华”,以及他的冒牌“未婚妻”。杨绛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杨绛。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杨绛和钱钟书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绛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绛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锺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劲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出生。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1岁的女儿回国。

 

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冰心生前则如此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住“牛棚”的“模范夫妻” 相会菜园的佳话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杨绛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杨绛曾回忆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日本投降后,杨绛一度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她曾翻译过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赞。

 

解放战争胜利后,杨绛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16世纪中期,西班牙出版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描述了一个卑贱穷苦孩子痛苦遭遇的故事。杨绛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可是,她又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3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被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曾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就此,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8月9日,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钟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钱钟书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绛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

 

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刚下去时,钱钟书负责烧开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炉膛里灌,水老烧不开。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还参与过掘井的工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10年的劫难,10年的缄默,10年的荒废,对于惜时如金,以写作为生命的杨绛夫妇来说,该是一场多么痛苦的灾难,一种多么罕见的浪费。曾有人问杨绛:“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当初没有离开大陆而后悔?”杨绛说:“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10年“牛鬼蛇神”生涯,让杨绛对民族、对民生、对苦难有了最深刻的体验。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钟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惟有时间重于黄金。浩劫过后,她才重新提笔。她的《干校六记》悲凉中包含诙谐;《洗澡》则是智趣地描绘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群像”。杨绛超凡的知性令她看得透人性的缺陷与局限,但她的理解和包容又让她下笔敦厚而温婉。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躯挺立着“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赶路者,一个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

 

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钱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杨绛曾夸女儿教出的学生,到处都是抢着要的;女儿备课备得很仔细,所有例证都很好玩,学生都爱听。杨绛夸女儿是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去讲课从不打的,有一次忙得穿了一只黑鞋,一只黄色的鞋,没办法,找人借了一双鞋。她回来跟我说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就笑了。我心疼她,我总让她打的去,她总是不肯,怕人家看见,我说她是‘赔钱养汗’”。

 

钱瑗后来患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医院以后,钱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绛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无奈只好停笔,结果停笔后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写的《我们仨》就只得由母亲杨绛来完成了。

 

独生女儿钱瑗的病逝,对杨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何等的痛苦!女儿离世时,钱钟书卧病医院,杨绛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不敢把女儿去世的噩耗告诉他,独自承担了一切悲哀。从《我们仨》一书中可以看到,从女儿病重住院开始,一直到去世,杨绛始终用一种诗意的梦境来表达她的悲哀,文字虽然简练,哀伤却是层层递进、浸入骨髓的:“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我的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的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

 

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钟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钟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杨绛一直陪送钱钟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亲人先后住院,又先后去世。杨绛就生活在家与两个医院的往返奔波之中。那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为了给丈夫加强营养,杨绛每天都要为他熬西洋参汤,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菜泥、肉泥和用针一根根把刺挑出来的鱼肉泥。然后再送到医院。天天这么打,天天这么送,风雨无阻……她瘦小的身躯,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但却总在那里坚持着。

 

这个家庭曾经是那么和谐温馨,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8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是痛彻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她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可是她却没有躺倒,杨绛以她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杨绛经历过许多变故,但她却总能以处乱不惊的乐观心态安然渡过难关,实属不易!她说,我不能倒,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早在1994年,钱钟书患病割去一个肾脏,住院期间,杨绛守护在身边,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杨绛曾在给著名翻译家高莽的信中写道:“锺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4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要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钱钟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

 

钱钟书手稿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杨绛说:“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来弄,就不知道了。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缓缓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

 

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对此,杨绛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杨绛被更多读者熟悉,是她进入晚年后,岁月的积淀赋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华,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暖和,却毫不刺目。也曾有人说,读杨先生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种沉潜的定力,任何尘世繁华都无法令其动摇。但是,最难能可贵之处还不在此,最可贵最感人的是杨先生的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她都从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无伪地面对一切。因此,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走在人生边上”的长寿智者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给杨绛拜年,并祝她健康长寿。贾庆林深情地说,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创作、翻译、评论、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

 

杨绛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已是期颐之年,杨绛仍然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翻译和创作了大量作品。显然,坚持锻炼是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杨绛习惯早上散步、做体操,慢慢做各种动作,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流连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鲜空气。高龄后,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此外,她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或许蕴含着独到的长寿经验。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这一点,宁静淡泊的杨绛做到了。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趋炎附势。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入眼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杨绛总是说,我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

 

曾有人评论说,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时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作家、翻译家,只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老人可谓著作等身,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即使年过九旬,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然而,杨绛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杨绛精通英法两国的文字,晚年又自学了西班牙文。她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但是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从中可以感受到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2007年,95岁的杨绛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文章一如她的风格不疾不徐,有条有理,显现了杨绛的睿智多思。

 

有一年杨绛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杨绛一向认为研讨会应该叫做“检讨会”,否则“它对作家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我不参加‘检讨会’,不是不打算接受批评,而是我写过了,看不看是读者的事,我不能强迫任何人看我的东西。而且我已经把多年来受到的批评,改在了实际作品中”。

 

即便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杨绛也没有出席,为的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如今,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会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成我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以其高风亮节和坚忍顽强,挺起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