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超越分歧的眷村故事

《宝岛一村》剧照

 

台湾戏剧家赖声川和“台湾电视教父”王伟忠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全部台湾班底，扎根眷村故事，讲述民族情感。在华人地区巡演近50场后，它即将来到我们身边，来到《宝岛一村》故事里的对岸。

 

那段脆弱的历史

 

《宝岛一村》演出介绍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不说很可能就会随即消失的故事。”

 

“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60万军人、军眷是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中也算是一次巨大的迁徙。当时为解决新移民的居住问题，政府兴建不少临时性的眷舍予以安置。这批当时被视为战败外来者的新住民，带着反攻大陆的期望，在这些眷村中居住下来。”

 

承载这群飘洋过海、离乡背井人们的“眷村”，在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几经变迁。1947年用从日军接收过来房屋改建的“军眷管理处”远不够分配，1949年迁台的不少军人、军眷们就在驻军附近以竹篱笆或木制材料兴建“临时住房”，时任“妇女联合会领导人”的宋美龄也募集经费兴建眷村。当蒋介石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承诺逐个破灭后，人们不得不对这片“竹篱笆的世界”开始进行加固、加盖，以适应更长时间的居住和第二代人口的增加，眷村最早的“村民”们在等待中逝去了青春，也在这里养育着青春焕发的新眷村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政府从人口增加和居住安全问题的角度出发，开始陆续对眷村进行改建，许多眷村在这个进程中消失，越来越多的眷村人及后代开始搬离眷村、融入当地。到2009年底，曾遍布全台湾的上千个眷村中的最后一个也将迁拆完毕，干净得仿佛它们从不曾存在过一般。

 

位于台北新地标101大楼旁的信义公民会馆，是由原四四南村部分建筑改建而成的“眷村博物馆”，也是现在台湾能看到 “眷村原貌”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一条窄巷旁是原本每户3.5坪的一层半居住空间，村民们自发动手将其改建得更加通透实用，几片住宅区中有一块空地，就是大人、小孩们活动的场所。眷村中原本作为军事试用的碉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便沦为人们的储藏室，也是小孩子躲迷藏的好地方。

 

年轻的馆长陈美伶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四四南村是台北地区第一个眷村，是为大陆青岛迁台的四十四兵工厂员工和眷属所建，他们抱着一年半载后返乡的心渡海来台，却在这里度过了漫漫几十个春秋。” 这片明显经过修缮的眷村旧舍，和一旁的高楼对比起来仍显老旧，却更易承载人情故事。居住在信义公民会馆旁的“眷村二代”张天智随父亲来台湾时只有3岁，现在是景新里的“里长”，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父亲去世时，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懂怎么做，邻居的爸爸妈妈们很自然地就跑过来帮着我家做寿衣、办丧事、抬棺材。眷村里的人都觉得彼此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不亲，土亲。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子女也是这样，知道该为村子做点什么，为村民做点什么。”每个眷村中都居住着来自中国四面八方各省各民族的人，方言、饮食、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却因为有着同样的贫穷、苦难与乡愁，而格外地守望相助。

 

台湾的眷村文化热

 

赖声川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如果王伟忠不出来推动的话，可能眷村会被遗忘掉，因为那些破房子有谁会去在乎呢?从某一方面来说，王伟忠就是眷村的一个代言人，就是因为他，眷村开始被人们注意，不管是从文学、文化、戏剧的方面来讲，他都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因为他一个人的关系，就激起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好奇和认识。”

 

王伟忠推动眷村文化的最初原因只不过是“到了怀旧的年龄”，台湾南部眷村出身的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50岁的人群对于生命、出生的地方会做一些反省和回想。这种风潮常在战后“婴儿潮”中产生，日本有《幸福的三丁目》，大陆也有《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香港也有。别人在大树下侃谈聊天，文人骚客借助文字开始回忆。眷村有时代背景，老人的慢慢逝去更增加了时代的沧桑感，再加上整个台湾的眷村全部要拆掉、改建，所以这些人长大之后的回溯，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就是在这样的情感之中，王伟忠在2007年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这部本来只是用来告诉孩子“我们是怎么来的，来台湾住什么地方”的视频家谱，剪辑后在社会放映，引起了极大反响。这之后的王伟忠一发不可收拾，帮桃园县拍摄纪录片《想我眷村的妈妈》、在自传《欢迎大家收看》中谈及眷村文化，拍摄了以眷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与《闪亮的日子》，还联合姐姐王蓉蓉出版《伟忠姐姐的眷村菜》。仿佛在一夜之间，整个台湾掀起眷村文化的热潮，“每七个台湾人中就有一个和眷村有关联”，人们都开始谈论眷村故事、试作眷村菜，伴随着荧屏上眷村人的生活而大笑、流泪。

 

欢笑与泪水交织的《宝岛一村》

 

也就是在这股“眷村文化”热潮中，王伟忠希望在舞台上留下这群人的历史，他很自然地想起了赖声川。正如戏剧学者陶庆梅曾说：“百年以后的人们，如果想知道20世纪末台湾的面貌，如其翻旧报纸或过去的影像，不如看一出赖声川的戏。”赖声川在戏中从不记录具体的历史事件，却饱含抽象的、耐人寻味的历史情绪。

 

从2007年开始，王伟忠在近两年中不定时间、不定地点向赖声川讲述自己和邻居们的数百个眷村故事，这些涉及到25个家庭的故事在赖声川的脑海中长久激荡，终于在某一个时刻形成了大致的舞台样貌。王伟忠说：“眷村故事大体都很相像，就好比眷村房子一样。”赖声川终于决定排演的眷村戏，也以一个虚拟眷村《宝岛一村》为戏名，将众多眷村故事融合为3个家庭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分做三幕，第一幕是1949年到1950年，第二幕(上)从1968年至1972年，(下)从1972年至1975年，第三幕从1987年到2007年。这三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间内集中展现的故事，是大陆与台湾分离60年来，眷村人记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消息一出，来自台湾各界演员纷纷自动报名，最终确定的演员阵容中，有一半是来自军、公、教各个眷村，也几乎囊括了台湾中生代演员中的优秀者。其中居中恒、万芳、冯翊纲是台湾金钟奖的影帝、影后，郎祖筠、刘亮佐、那维勋等是台湾舞台的中坚力量。“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同样出身眷村，他的女儿胡婷婷接到《宝岛一村》演出邀约立刻放下电影工作。在台湾颇富盛名的戏剧团体“相声瓦舍”干脆就将年底的演出行程更改，让其灵魂人物冯翊纲、宋少卿参与演出。

 

2008年12月5日，《宝岛一村》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第一次亮相，至今在台湾、新加坡等华人地区演出超过40场。讲述两代人故事的《宝岛一村》，难得地让两代观众都说：“这就是我的故事”;当演员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站起来大声合唱;有太多观众在结束之后仍呆坐在座位上久久不愿起身，默默拭泪;王伟忠的姐姐在戏后找到赖导，泣不成声地道谢，连王伟忠都流下眼泪;同样出生眷村的华人影星林青霞看过之后说：“这是什么样的一部戏啊，让人如痴如醉。”

 

对于一个大陆观众而言，《宝岛一村》又意味着什么?《宝岛一村》内地引进人王可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从第三分钟开始，我马上就融入其中：这就是我的父辈和我两代人的青春故事!我只能偶尔抽身出来反想一下‘这讲的是台湾吗?’然后又立刻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大陆观众观看了《宝岛一村》后，也开始改变自己对台湾的原本印象，沉默良久。在台湾，不少“深绿”的年轻人在《宝岛一村》的观后感中写下“原来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这样的话语。

 

尽管1949年之后，两岸走上不同的历史道路，但《宝岛一村》让我们看到：抛开政见，抹去刻意营造的敌对情绪，在历史大背景下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的历程与生命的情感是何其相似。

 

对于赖声川和王伟忠而言，来大陆演出《宝岛一村》是如此重要，他们推掉了来自美国多个城市的演出邀约，将在2010年1月开始，将《宝岛一村》带到广州、东莞、深圳、杭州、上海与北京。

 

的确，王可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很佩服龙应台，但全部看完后我非常气愤，她就像是将我们历史的伤疤揭开，然后再往上面撒上一把盐，好像这种仇恨永远不能消除一样。要知道，当年不是你死我活的吞并，而是面对‘中国往何处去’时两种不同理想的碰撞，我们应该警醒的是那些在政治谎言的刻意营造下，普通人被诱发出的巨大的、丑恶的仇恨感。”在王可然看来，貌似温和的《宝岛一村》更加强大，它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并期许我们一个或许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