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

英国金融时报网29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撰写的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文章。文章说，两年前，曾在华盛顿当过基金经理的作家里亚卡特•艾哈迈德飞往东京去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当时全球经济处于发高烧的时刻：欧元区处在危机边缘，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猜测满天飞。

但艾哈迈德跟通常参加这类会议的其他1.2万名代表不同，他到场不是为了游说政策、达成商业协议或新闻报道。相反，在几天时间里，他在一旁观察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场盛大活动，好像是一个被丢进某个奇怪部落的人种学者、或者一名扎进丛林的植物学家。接着，他又前往莫桑比克和爱尔兰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开展工作。他不是想评估IMF项目的效能，而只是要看看在这支令人眩晕的跨文化交流“万花筒”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当地官员之间是如何打交道的。

结果就是2014年7月发表的专著《金钱与严厉的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纪行》，其中的观察不仅令人捧腹大笑，也巧妙地发人深省。我在上周的专栏文章中提到，如今全球化问题引起的争论空前激烈。正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官员伊恩•戈尔丁在另一本发人深思的新书《蝴蝶缺陷》中所指出的，“过去20年里席卷整个星球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带来了可能把我们压垮的新风险。”不止一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当年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为了遏制此类危机。

但是，尽管这意味着国际治理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但令人瞩目的是，针对努力实施国际治理的机构，我们所做的实地调查式的人种学研究太少了。金融大危机之后出版的大量著作，详尽地揭示了危机前后各银行内部发生了什么。也有一些书籍以纪实手法描述了各国财政部、央行和监管机构内部发生的事，作者往往是官员们自己--蒂莫西•盖特纳的《压力测试》就是这类书中的一例。不过，有关央行官员们出席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会议、或者财政部长与其他人在IMF或世界银行开会时发生了什么，几乎没有从内部视角撰写的著作。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通常害怕让外人对其内部了解得太详细，艾哈迈德之所以获准进行这项研究，很可能只是因为他的上一本书《金融大亨》是一本获奖的有影响力的大部头。即便拥有这样的资历，艾哈迈德也只能一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部机器粉饰程度较高的边缘部分。

但是，甚至这有限一瞥也令人着迷，因为艾哈迈德掀开了一个盖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貌似无关的细节：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生活脉络和节奏、以及各种各样用来显示等级结构、“部落”从属关系和权力的微妙的文化符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自己从不会谈论这些。比如，艾哈迈德描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服饰风格，指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男人们统一穿黑西服、打领带，可有两个群体除外：一是伊朗人，他们有个怪习惯是把衣领扣子系上，但拒绝打领带;二是对冲基金经理，他们年轻、身材好、穿名牌西装……(他们)拒绝打领带，原因无疑基本和伊朗人一样--显示他们不屈从于专横的社会惯例，享有自我意识的自由。”

他也尝试解释，政策主张是如何通过媒介平台逐渐主宰辩论的。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京会议上，他详细记录了即便存在语言困惑之时，紧缩问题是如何占据中心议程的。他写道：“当有人问专家小组，鉴于财政紧缩让危机中国家付出的代价，慢一点缩减预算难道不是合理的吗?约克•阿斯姆森试着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打算切下猫尾巴，一下子切下来比一段一段地切更好。这让日本人占一半的观众颇感困惑：为什么竟然有人打算切掉猫尾巴?”

当然，尽管他的描述离奇可笑、读来有趣，但这种大量观察透露了一个严肃问题。虽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可能喜欢假装表示，但实际上，国际治理根植于外人很难理解的复杂文化模式和语言。这不足为奇：所有机构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我只希望，艾哈迈德开始的实验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有关庞大跨境机构工作机制的更多人种学描述--在选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当中都引发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