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纳丁·戈迪默：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

 

编者按：13日，南非历史上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反种族歧视著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其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本文为2002年戈迪默接受人民网驻南非记者采访文章，谨以此文悼念。

 

戈迪默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 李新烽摄

 

78岁的纳丁﹒戈迪默是南非现代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撰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她，尽管其著作在国内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绝流亡国外而毅然留在国内，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地下组织成员并肩战斗。就在白人政府疯狂搜捕非国大成员时，几位黑人运动领袖就躲藏着在她家中，并在其掩护下安全转移。对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骄傲的并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难怪曼德拉在1990年刚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戈迪默是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而国际社会则把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

 

1月8日，记者如约来到黄金城一个绿树映衬下的静谧住宅，采访了这位南非著名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

 

“我一直在写我熟悉的事情”

 

问：您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读者大都认为您的作品以反种族歧视为主题，不知这一理解是否正确?

 

答：事实上，我在写作时从来就没有刻意反对什么。我从9岁开始写作，那时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不过，我自己出生并生长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时代，这是我熟知的生活，我一直在写我熟悉的事情。那些小说被人们称之为反种族歧视小说，其实小说只不过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反映了种族歧视的基本情况，也就自然反映出它是如何的残酷黑暗。我的确是一名反种族歧视的活动分子，但不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鼓动家，我从来都没有利用作家身份专门著书立说来宣传或鼓动什么。

 

以我的早期短篇小说为例，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种族压迫下，当然可以把这些作品称为反种族歧视的小说。自从我们国家赢得自由后，我又写了三部小说，这三部小说都是1994年以后出版的，可以称之为种族隔离后时代小说。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当年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人们虽然开始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回想起来，一些情形还会让人们感到惊奇。我猜想，如果把白人和黑人的地位颠倒过来，让白人到这边，黑人到那一边，这种生活将无法想象。

 

“就是因为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总统没有一个字的祝贺”

 

问：我们知道您很早就开始写作，且是著名作家，但直到1991年南非的民主曙光初现之时，您才获得诺贝尔奖。您觉得这和南非政治形势有什么关系吗?

 

答：没有任何关系。很多人并不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回事，你不可能仅凭那一本书就能获奖，他们要看你主要的创作成就，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是些上岁数的人，我获奖时快68岁了。

 

问：能否谈谈您对获奖的感受?

 

答：一位作家在真正获得诺贝尔奖前的至少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里，都会被一直排在候选人之列，每年结果揭晓之前，就有记者打电话问我：“你已经排上名了，将获诺贝尔奖，你有什么感想?” 我总是告诉他们：“如果我得了奖，我会告诉你的，再见!”然后我就挂断电话。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我知道迟早会有一天会获奖。

 

我获奖的最早消息是一名瑞典记者告诉我的，当时我在美国。那时的南非总统是德克勒克，你能想象出我在回南非后他竟然没有一个字的祝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都会为自己国家出了诺贝尔奖得主而高兴，且不言我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六年来获奖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非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我们国家的总统却没有说一句祝贺的话，就是因为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又是非国大成员。

 

问：您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答：没有任何影响。我除了获得诺贝尔奖外，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项。但不管获什么奖项，它们对你要创作的下一部作品不会有任何帮助。每创作一部新作品，你都需要找到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你要阐述的事物，如果我考虑到别人会说，戈迪默拿到诺贝尔奖了，这回写的书肯定很好，那我就干脆别想再写什么东西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专门设计让哪些人来读我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要刻意迎合读者。

 

“我不会画自己便画了猫”

 

问：1988年您被提名为奥兰治文学奖的候选人，但被您断然拒绝，不知何故?

 

答：因为那是专门为妇女作家而设的。我反对一切人为分类的所谓奖项，文学奖还能分出什么花样来吗?难道非要分男性奖、女性奖、红发人奖、金发人奖、 一夫一妻者文学奖、同性恋人文学奖吗?这些和文学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类型的奖我自然不会接受。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专门有为男作家而设的什么文学奖项，我认为男女应该完全平等。

 

问: 1976年，世界上的700名作家被请求画自画像，听说您画了两只猫，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答：原因很简单，我不会作画，也画不了自己，我那时养了两只小猫，很喜欢它们，所以干脆就画了猫。现在那两只猫没有了，我养了那条狗，那条你刚才见过的黄狗。

 

“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得实在是太少”

 

问：您阅读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吗?

 

答：没有。文学的翻译沟通是我经常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现在都在讲全球化，而事实上，在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也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全球化趋势迅猛，差距正在缩小。如果看一看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则这种全球化现在代表的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最低档次的那一部分。不管你到任何地方，打开电视，到处都是美国的那种粗俗浅薄的闹剧，这种闹剧居然还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差不多充斥了整个世界，从匈牙利、赞比亚到日本，到处都一样。另一方面，谈到书籍和文学作品的交流时，翻译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差太少，尤其是对非西方文化的介绍和翻译更是如此，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就更是少得可怜。

 

假设你在中国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一举成名，可是在西方世界，还没有人听说过你。如果我懂中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然后出版发行，可是由于西方读者对作家并不了解，他的书在书店里可能还是卖不动。看来介绍文学作品需各方共同努力，至少需要出版商、文学评论家、媒体等来合力推进文学的交流。出版商要做好共同承担费用的准备。我曾多次出席过由出版界和文学界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我常对出版界的人说，你们分别来自美国、法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家，你们难道就不能共同组织翻译一些好的作品?最终你们也是会受益，不过说了也是白说。

 

现在再回到你提的问题上，关于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得实在是太少，我对中国文学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作品在西方介绍得比较早、比较多，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被翻译介绍。

 

问：你知道中国有哪些著名作家吗?

 

答：不知道，一个也不知道。

 

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问津诺贝尔文学奖，而中国却不乏优秀作家，甚至是非常优秀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此事?是不是和您刚才提到的文学翻译问题有关呢?

 

问：当然关系密切。西方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太少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评选之前，候选人须从世界各地被提名，然后再从中筛选。这首先需要推荐者有机会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

 

“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介绍一下您最近的写作生活。

 

答：正如刚才所言，我的小说主要反映自己所见所闻的人和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异性情爱，同性友爱，父子亲情等，当然也有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

 

我的长篇新作《邂逅》讲述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之间的故事。一天，这个女孩子的车开到约翰内斯堡希伯鲁区时突然坏了，这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女孩自然十分担心，她的朋友劝她不要担忧，说前面拐弯处有个修车铺，她于是走到修车铺，一名修理工正从车下爬出来，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这个修理工是个非法移民，青年穆斯林，来自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通常情况下，他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他看上去和南非开普敦的马来人、印度人差不多。他们两人在邂逅后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在写这本小说时就问自己：到底是谁选择了对方?对他来说，她来自富有的家庭，有稳定的生活，也许他可以通过她的关系获得在南非合法居留的身份﹔而对她而言，他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想寻求一种不同价值观，或者体验某种冒险生活，也许是他选择了她，也许可能是她选择了他。故事的发展情节是，虽然她通过律师企图把他在南非的身份合法化，但是没有成功，移民局认定他是通过假结婚来骗取身份的，他于是被驱逐出境，而她则毅然决定随他远走他乡。故事的场景于是转换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小村庄，以及那里人们的生活情况。

 

那么，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我在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之间的爱情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意味着责任，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但我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在写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移民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为了移民不惜藏在闷罐船舱或是不透气的货车后部，甚至在飞机的货舱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这种悲惨的事情总在发生。

 

现在，就在阿富汗，每天都有人试图逃往其他国家，他们掏钱找人把自己装进箱子偷运出去，甚至不知目的地在何方，很多人就这样死在途中。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中要表现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找一处家园怎么这样难?你在自己的国家到处流浪，找不到工作，无法谋生，这样那样的压力迫使你背井离乡，而你又去世界上到处流浪，可仍然是那样的艰难，似乎没有一处安身之地。这就是我想探究的东西。

 

采访完这位著名作家，她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名利的态度和严谨的创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活跃的思维，清晰的思路，深遂的思想在她的谈话中不时给人以深层次的启迪。作为一位南非作家，她在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身边的变化，自己国家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她在积极关注着世界的局势，置身于改变贫穷与疾病的斗争，准备着下一步的新的创作。这一切，对一位老作家而言，无疑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