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7年来走向正常化：窗口垄断优势减弱

近些年，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微妙，这体现在双方互相对待的态度上，比如前段时间关于内地游客素质的纷争以及特区政府考虑缩减内地游客自由行人数，尽管2014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2013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中，香港仍然居首，但紧随其后的深圳和上海则预示着内地城市与经济的崛起正对香港形成的压力。我们希望探讨香港经济现在的境况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综述

 

香港：“回归”正常

 

香港的香味，似乎正在淡去。

 

17年前，有一首歌风靡内地，歌中不断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彼时，香港虽然未必是内地人心中最“香”的，却是在“香”单上最有可能一亲芳泽的。它数十年的繁荣与优势来自哪里?

 

17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香港人最为认真考虑的却是：香港是否真的会被边缘化?

 

一窗独留

 

香港怎样那么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解释。对此，无论学界还是舆论界，大致有两大类解释：

 

一、香港之香，来自于英治时期建立的自由市场及其一整套法律体系;

 

二、香港之香，来自于其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及内地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其实，这两大类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制度优势，后者是区位优势;前者是“香”的内因，后者是“香”的外因;前者是港人的后天努力，后者是港地的先天条件……

 

即便侧重前者，也大可不必迷信英国人对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神话的吹嘘。大英帝国固然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闪光的碎片，帝国谢幕了，这些光芒至今仍在。然而，至少在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相比于“大家闺秀”的上海，香港至多只能算作“小家碧玉”。

 

1949年中国内战消停，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为主的内地富商，携带巨额流亡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战降临，中国内地被铁幕包围。在这一点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国对红色中国的率先认可，这对换取香港“现状”暂时不变，无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红色中国，也明智地勒住了战马的缰绳，留下香港，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铁幕合围中留下了一个顺畅出气的窗口。

 

偌大的中国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资进出口蜂拥而来，量全国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小小的香港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稳稳砸中。彼时的香港发迹，与其说是“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一个大国(未必是强国)，奇迹般地与世界断绝了往来，而且一断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腾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自唐宋以来，除了明清开国早期短暂的海禁之外，中华帝国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贸易。以德国学者弗兰克为代表，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初期，有一个漫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的“单口通商”——即广州作为欧美商人对华贸易的唯一口岸，被广泛理解为中国“闭关锁国”的标志，自此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重开多个口岸，普遍被称为“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而这，恰恰是流传最广的误读。

 

乾隆时代的“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继续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口岸自由贸易。

 

无论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华帝国的政府行为来看，从未“闭关”，亦未“锁国”，而且，中国商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诸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到1870年代才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蒸汽轮船的普及而丢失。

 

相比清代的广州，冷战时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单口通商”。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地的苦难——除了冷战的铁幕之外，还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构成了香港腾飞的历史机遇。铁幕落下，仅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就分别比上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过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长35%的水平。

 

两次转型崛起

 

“单口通商”，最初仅仅是转口贸易，这也是二战前香港的支柱经济。随着“单口通商”积累了大量资本、技术、劳力、原料和经验，香港逐渐具备了发展加工业的条件。196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香港比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更早地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终于打造了“亚洲四小龙”之龙头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成衣、手表、时钟、玩具等十种产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产品己经远销世界各地。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业己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而彼时的内地，依然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挣扎，不仅令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少了一个原本应该强劲的竞争对手，也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与市场腹地，这也正是香港有别于另三条“小龙”的关键竞争力所在。

 

从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际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出口受阻、制造业停滞。此时，内地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再度为香港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多年前，有人曾经感慨，正是因为殖民地的遭遇而造就了香港的繁荣。但是，香港的繁荣真的因为被殖民才带来的吗?大英帝国很多殖民地，比如非洲，怎么就没有繁荣呢?区别之一，就在于其是否有腹地。

 

香港背靠内地的巨大腹地，先是托冷战之福，独留此窗通气;随后又托改革之福，内地再度开门时，香港成为排在门口的第一人，由此掀开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依赖内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取“第二春”。同时，腾出手来，在香港本土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到80年代末期，服务业在GDP占比中超过80%。并且，充分发掘内地改革开放的需求，将香港建设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单口通商”——香港不仅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灯塔，更成为沟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毫无疑问，在香港的经济崛起中，内地因素而非制度优势，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竞争优势。九七回归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对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充满了傲慢、偏见与无知，美国人所忽略的，正是内地因素对香港繁荣的关键作用：长期封闭，及突然开放，都是香港的发展良机。

 

百花争香的挑战

 

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九七回归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经济奇迹中，已经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及金融投机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风波来袭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情势危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难料。尽管缓过劲来，但这场危机的确打碎了香港的华丽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觉，投射下巨大的阴影，香港人开始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危机之后，香港一直试图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了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继续充当着内地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转口地、最主要的资金筹集地、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首选地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集中地等，这些都令香港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毕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垄断优势大大减弱了。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势崛起，香港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优越感日渐丧失，挫折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港商港企总是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关照，其在内地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内地商人和企业以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身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边缘化”，体现在其贸易中心、制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下，不断消解。卧榻之侧的广深珠(广州、深圳、珠海)，长三角的上海，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并且从机场、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战香港的地位。

 

历史上，类似的“边缘化”，也曾经在广州上演。

 

作为最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广州曾经长期垄断了中国与英美的外贸，这种垄断既造就了广州的繁华及“十三行”商人们的富裕，也令他们日渐丧失了对竞争的适应能力。当鸦片战争后西方敲开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广州的繁华迅速退潮，被上海所取代，而“十三行”商人则迅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待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化”的进程，阻碍了其与时俱进进行转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机心理。在长期的高速发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着“搵快钱”的心态，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严重，从炒股、炒楼到炒作所谓的科技电讯产业，莫不如此。而当楼市下滑时，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谓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大嘲讽。

 

二是香港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从政府到民间，总是将“起楼”作为拉动经济的不二法宝。

 

三是总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当然，内地改革中出现的同质化建设、无序竞争，也对其有相当影响。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中，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依然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各地都在大型项目上跑马圈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争夺先机，另一方面也是争夺政绩。珠三角地区，还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继续为香港做“经济互补、前店后居”的配套，而不是自己下海呢?

 

回归17年来，与其说那是香港走向“边缘化”的历程，不如说那是走向正常化的历程。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国情支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是“非正常”的。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中华民族复兴、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从一窗通气到千“窗”百孔，从一花独芳到百花齐放，这是中国的进步，当然也是香港的进步。香港不再独香，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归17年，紫荆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礼的年龄。在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香港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香”，是考验港人的试金石。香港能给自己、给国家、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香”呢?(雪珥)